《资本论》超越性思想的基本内涵

《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首先是一部经济学巨著。它通过对资本的生产、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并通过对其内在矛盾的分析，得出了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结论。“这部著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在一起，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10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同时，着力于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建，着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主题的提升和升华，因此它又是一部有关人的现实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哲学著作。因此，对《资本论》进行哲学超越维度的诠释是符合《资本论》的文本精神的。

关于《资本论》的文本范围，不仅包括通行的《资本论》三卷，还包括第四卷，即作为理论史部分内容的《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解读《资本论》所依据的文本，前三卷本文以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6、7卷所收录的《资本论》内容为主要依据，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24、25卷和1975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所译《资本论》三卷本。《剩余价值理论》所依据文本为1975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所译《剩余价值理论》三卷本。

就主题而言，《资本论》的超越性内容与前文所述《资本论》超越性思想生成语境中所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有关《资本论》超越性思想的探寻循着异化劳动、人的自由发展等向度前行是恰当合理的。

第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详尽剖析，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推动生产力所作出的贡献，更是立足于其必然要灭亡的历史暂时性，对资本主义对人的摧残和扭曲进行了深入的、细致的探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严谨研究使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这一主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科学性和深刻性。包括对于异化劳动的主体——生产工人，马克思都对其从社会关系的层面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他说：“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101]马克思强调，生产工人不是一个身份独立的个体，他必须在与劳动产品、资本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自我身份的确证，而这样的关系意味着他只能成为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而无法感受到自身作为目的性存在的幸福。接着马克思以对生产工人不幸特质的把握为基础，从分工与协作、工厂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等不同层面对工人所面对的残酷现实进行了直接的揭露，并提出了“总体工人”和“局部工人”的概念，深刻描述了工人所遭受的畸形化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工场手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典型形式，阉割了工人作为自由个体的个性化特质，使其片面地执着于对单一技巧的掌握，最终成为局部劳动的工具。马克思从分工的角度，阐述了“总体工人”和“局部工人”的存在。他说：“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102]每个个体首先是以“局部工人”的形式出现的，都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环节，甚至一个器官，他所要做的只是完成器官的功能而已。所谓“总体工人”是与个体所担当的局部工作相伴而生的，是就劳动活动的整体性而言的。因此，“总体工人”同样意味着僵死的过程，而非有生命的有机整体。

从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工业，不仅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更标志着工人的被折磨状态进入了更深的层次。马克思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03]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就其初衷而言，是为了减轻人的劳作。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对机器的使用却是为了最大化获得剩余价值，使资本实现增殖。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会给工人带来哪怕是局部的快乐和幸福，相反却不断使工人遭受全面的煎熬和痛苦。工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亲历着双重的摧残和蹂躏。马克思在工厂手工业中所阐述的“总体工人”的理念，在这里衍变为“社会的群众性劳动”。它是“总体工人”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升级理念，同样面对局部性的单个工人。马克思说：“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04]体现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以及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已丧失掉原有的属人的性质，而蜕变为牵掣工人的异己的存在。工人在这个社会中找到的不是归属感，而是失落感和麻木感。

第二，马克思以自由时间为核心理念，强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普遍浪费与工作日、工作时间任意延长等现象，指明了工人斗争的方向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给工人带来的不仅有片面的、畸形的发展，更充斥着对工人生命健康的普遍浪费。“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105]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对工人人身材料的浪费来换取不变资本的节约，并最终获得利润率的提高。对活劳动的浪费表现在，一方面工人的工作条件完全没有合乎人性的保护，相反却必须要面对肮脏的、危险的工作环境。马克思列举了大量的材料来说明这一情况。另一方面，工人的工作日的延长，大大透支了工人的体力和精力，最终导致工人的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马克思特别看重自由时间对人自由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因此，他对现实进行了强烈的控诉。“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筋疲力尽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个小时的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106]工人的每天生活完全围绕着资本所唯一关注的剩余劳动展开，工人遭受着机器一般的对待，而完全没有正常的人性的待遇，乃至连休息都已经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过度劳动和奴隶般的生存状态最终只能导致工人过早的衰老和寿命的缩短。因此，马克思义愤填膺地说：“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107]在这样的社会阶段中，人的全面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因此，马克思更从现实的层面上极度关注各国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他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以一个阶级的整体面貌来进行斗争，并通过立法手续来获得对工作日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规定和限制。马克思看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面对的现实困难，看到了它的实现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奋斗历程，因此，他提出的争取自由时间的要求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并在现实层面上增强了其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如果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由时间的阐述更多地表现为对于核心理念的正面诠释，那么在《资本论》当中，对自由时间的要求则是奠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工人所付出的血和泪的代价。

第三，马克思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制度的批判确立起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构建和超越维度。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是一个融合历史、哲学、经济学、认识论等多种学科内容为一体，从而具有较强综合性和极其丰富内容的学说。它涉及共产主义的目标问题，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两种生产，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以及劳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自由时间，经济规律，主体和客体，财富和科学等等范畴。”^[108]自由时间毫无疑问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为直接的、现实的基础。而要更为全面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疑需要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和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说：“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109]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成意味着人彻底摆脱了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的身份，而成为自觉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生产资料不再以资本的角色进入到生产的环节，而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强调，这样个人所有制不是对私有制的重新确立，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为基础的，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实现人在经济领域的彻底解放。因此，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意味着人的劳动性质和活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劳动性质的改变尤其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层面上。马克思说：“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件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是必要的。”^[110]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劳动是资本获得增殖的重要保障，这样的剩余劳动的背后是资本残酷积累和工人非人待遇的全面对抗关系。马克思看到了人类社会中剩余劳动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人类的未来社会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剩余劳动的性质和存在样态。马克思从社会生产、社会福利保障等层面强调了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存在的必要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建充满着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在完成了对未来社会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构建之后，马克思以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这对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行了探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活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然必然性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11]对这段马克思对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经典表述的解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一个现实的必然性王国是人类始终必须面对的一个领域，物质生活始终处于必然王国的领域。即使摆脱了盲目力量的统治，也是在必然王国领域内的实践。在这个领域内，人通过对生产力的发展和自身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使这个领域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通过对生产者的联合，使生产活动能够以真正人的方式得以开展，使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自由得以彰显。

其二，自由王国只存在于必然王国的彼岸，只有在人摆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之后，人本身作为目的的存在才真正显现出其自由的本性，才能获得其能力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5卷和1975年版《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上文所引“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的翻译是“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12]。其德文原文是“Jenseits desselben beginnt diemenschliche Kraft-entwicklung，die sich als gilt，daswahre Reich der Freiheit”^[113]。很显然，两句译文的差异就来自于对于“Kraft-entwicklung”的翻译。“entwicklung”作为与“entwickeln”同源的名词，既可以译为“发展”也可译为“发挥”。由“发展”修订为“发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中对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内涵的理解却会有很大的差别。“发挥”意味着对能力的自由运用，而发展则着重强调能力的培养与养成。这里之所以要强调翻译的差异是因为这一定程度关涉着对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理解模式，关涉着对现实与未来的把握，也关涉着对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理解。“能力的发挥”意味着人的能力在必然王国领域中就已然获得了发展，而非在进入自由王国之后才开始能力的培养与形成。译为“能力的发展”内在地包含有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存在上的先后关系和内容主题的断裂关系。沿着这一理路考量下去，十有八九是会进入到原有的教科书体系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理解中去的，因此也就很难挺立起马克思哲学真正的超越维度。由此可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是一种共时性的存有，而并非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时空。在这两个领域中，人都可以享受到自由，其中必然王国的自由来自于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感受到的现实的、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而自由王国的自由则来自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带给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的充实与幸福。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这样的自由是人摆脱物质束缚后的崇高的自由，并使人体会到了自由的崇高。很显然，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自由王国中的人类能力是不关涉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因此这样的能力更体现出人的精神领域里创造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使自己不断超越自我，愈发接近“完整的人”。

其三，马克思在此再次强调了自由时间的重要性。其内容体现在本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在此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自由王国的实现途径，那就是通过他一直以来持续关注的自由时间的不断延长，使人充分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和现实性。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社会中，必然王国的领域会不断扩大，而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会越来越少，因此给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使人获得了在艺术、科学等领域发展个性和彰显个性的现实基础。“自由时间的意义不仅在于是对人自身物役性生存的外在超越，更是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自然必然性的摆脱和对人类自由的自我确证，自由劳动的自由时间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尺度。”^[114]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后，使其对人的自由的执着信念转变为对于自由时间的现实要求，也使其对未来社会的理论建构找到了真实的基础，彻底摆脱了以往思想理论对未来社会构建的空想性和盲目性。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其最为系统的阐述和哲学的升华。

从以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维度的宏观把握和典型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是以人的现实生存为研究对象，以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为主要方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理论体系。人在马克思哲学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使其自觉地以对人的问题的考量和解答为己任，自觉地承担起为人类寻找光明未来的历史使命。

哲学的超越维度是其与生俱来的理论品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必然包含有对现实的解构和对人而言所具有的终极关怀的向度与意义。就此而言，哲学史中那些开创新时代的巨擘们无疑都很充分地展现了哲学的这一维度和功能。然而与马克思哲学的超越维度相比，他们的成就都显得太过思辨化和神秘化。马克思哲学的超越维度使超越成为人的真正的自我要求，成为人生的不可缺少的维度。他是如何使其哲学达于这一境界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厘清的，因为这不仅关系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更关系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自身的安身立命的问题。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哲学的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哲学的实践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2]《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4]同上，第459～460页。

[5]［德］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页。

[6]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7]［日］城眆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10]同上，第167页。

[11]同上，第17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14]［日］城眆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17]同上，第213页。

[18]张曙光：《人的世界和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21]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24]同上，第527页。

[25]同上，第53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27]同上，第57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9]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7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33]同上，第10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38]同上，第167～16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40]同上，第173页。

[41]罗燕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1833—184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43]同上，第214页。

[44]［日］城眆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46]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版第665页，注释55，马克思在谈及《手稿》与所作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两本著作摘要的关系时说：“可以把这两个摘要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是对笔记本Ⅲ的研究的直接继续。”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124页。

[50]《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页。

[53]同上，第159～16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171页。

[58]同上，第16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60]同上，第17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

[62]［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66]同上，第190页。

[67]同上，第192页。

[68]邹广文：《文化理想与文化批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现代性精神》，《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这段引文出自2009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与2000年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200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相关内容相比，作出了一些修订，其中最重要的修订就是把这两版文中“总体的人”修改为“完整的人”。关于对“totaler Menschen”的中文译法，已有学者作出过文本学的考证，如庞世伟的《论“完整的人”——马克思人学生成论研究》一书中所取得的成果。就本文主题而言，笔者认为，无论是从马克思思想的逻辑进程，还是文本的上下文而言，这样的修订都是恰当的，合理的。“完整的人”更能表达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和人的现实生成性特质。

[70]同上，第211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72]同上，第19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74]同上，第190页。

[75]同上，第220页。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77]同上，第197页。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79]王志军：《论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

[80]高绍君：《意义与自由——一种人的超越性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81]［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页。

[86]赵家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87]［英］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90]魏小萍：《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1～232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93]同上，第214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2页。

[97]相关内容参见200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注释8.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99]［英］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注释1，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1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6～487页。

[104]同上，第487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107]同上，第306页。

[108]刘琳：《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4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7页。

[113]KarlMarx.Das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uchⅢ.Berlin.Verlag von J.H.W.Dietz Nachfolger，1929.p316.

[114]刘琳：《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