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想之深究

二、民主思想之深究

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在张君劢看来，不仅在科学，也在民主。他如是说道：“一般地说，科学与民主的标识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标识。”^[20]既然民主是标识之一，那就值得从学理与历史二者去深究了。张君劢在欧洲留学期间，不仅究心于欧洲的哲学史、科学史，亦究心于其历史、政治，这使他将“民主政体的兴起”亦作为欧洲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之一：“人们翻开欧洲现代史，便发现将欧洲引进现代的是若干知识界领袖。下列名词如：文艺复兴、科学发展、宗教改革、专制君主及民主政体的兴起，都是欧洲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21]重要的是，张君劢能够深入到这些知识界领袖人物的思想深处，从而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宗教方面，我不得不提一提新教领袖路德，……他为良心自由也为人权奠立基础。……在政体方面，我要提出初期中的布丹、亚尔秀夕斯与格老秀斯，以及后期中的霍布斯、洛克与卢梭。他们的社会契约与自然权利说导致了立宪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制度。”^[22]张君劢十分清楚地透见了，正是思想家与知识界领袖人物的学说，才真正导致了立宪政体与民主政体制度的确立;此乃人类历史上的具重大价值的事件，因其直接导致了现代化特征的产生。基于此，他确认：“我觉得，基本上，人的理智自主是现代的真正动力。这从不同领域的不同方式中都看得出来。在宗教方面，它叫做良心自由;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它叫做理性论与经验论;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它叫做人权与自由竞争。”^[23]可以说，张氏对民主思想的深究，从这里开始。

一方面，张群劢是从现代化标志的学理上探究了民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张君劢更从历史透视欧美宪政，此仅举一例：“英国宪政维持几百年面不隳，尽管世界潮流日在变动之中，英之宪政还是有毅力地有活气地进行下去。尽管有独裁者攻击他，他依然表现他的成绩。遇有对外战争之日，他能集中权力以渡过难关，此乃其所以能历久而不敝。此就政治上言与我中国不同者一。”^[24]历史的透视，让他感触极深。他曾如此浩叹：

自十九世纪之初以迄今日，中国之名教、纲常、政治、经济，与夫学术，无一不投之于“穷通变久”之大洪炉中，求其有推陈出新之一日，此目为主变法主革命与改造学术思想者之先见，非今人所得而否认者也。然同一变也，何以在日本如是其轻而易举，在吾中国如是其酷而虐;何以在印度推翻大英帝国三百年之统治，不见有流血之惨，且保存英人所传授之议会政治而措之裕如，而在吾国所谓议会无一次不有名无实，……天之所赋与于吾国者，在十九世纪之前，如彼其富厚，而今日之遭遇，如彼其惨酷，此百思不得其解之一事，其能因难索解而漫然置之乎?^[25]

张氏对议会政治的热衷实出于其民主理念，所以他得出一个让人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正视的结论：“当欧洲自现代化以来，生活上有了改变与谋求进步之时，中国恰正相反。”^[26]他认定晚明以后，中国即步入了一个思想活力没落之时代：“王阳明及其弟子去世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活力便没落了。……这乃是停滞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儒家思想的陈腐表现又出现了。”^[27]此论虽让人难以接受，但却不乏精彩之处。因在张氏眼中，欧洲步入近现代的标志，与其自然权利说导致的立宪政体、民主政体制度的确立是相应的。

张君劢由此理路而将西方的民主政治深究到文艺复兴后的“新人生观”，他声言：“谈到民主政治，不能不推源于民约论以后之政治思潮。此科学、此思潮，不能不推源于西方文艺复兴后之新态度或新人生观。其一脉相传的史实，可分四点来说：(一)宗教改革;(二)文艺复兴;(三)科学兴趣之重兴;(四)民主政治运动。”^[28]事实上，张氏已然洞见此种新人生观的确立，与路德宗教改革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路德提出良心上之自动自发说，要求信仰与行为之一致，对于有权力之教会以极大打击，而当时欧洲人心因此得一大刺激，自不待言。由路德自身而推及于一般社会，致后来各国宪法上有所谓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之规定，即由此而来。我所谓理性与人格之发展者，此其一。”^[29]张氏将民主自由深究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确有理据的;而这个理据就在其所说的“理性与人格之发展”上。这是我们下面要说的话题。在展开这一话题之前，我们仍要稍加强调的是，张君劢早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其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时，可以说就开始了他对议会政治的学理探讨，而这一探讨又与他结识梁启超而开始的立宪政治活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