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马列主义观点重新总结汉唐哲学(笔谈)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者按:

下面刊载的一组共十篇短文，是在本刊编辑部召开的“汉—唐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的部分发言(或书面发言)。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和意见。

石峻:

编辑部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专门座谈有关汉唐哲学研究的问题，对今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肯定将会起到推动的作用。

我想谈谈这么几点看法。

第一，我认为汉唐这个阶段，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之所以我们今天感到汉唐哲学史研究还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好。从史料上来说，汉唐的哲学史料可谓十分丰富。首先是一些学者对儒家的经典作了官方的总结，如《十三经注疏》的完成;其次，外来佛教经典的翻译到唐代大体告一段落，接近完成;至于道教的各种典籍，总名《道藏》的，它的基本内容也是汉唐时代建立起来的。上述思想资料，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贫乏的。

可是，为什么使人产生汉唐缺少哲学的印象呢?这一方面，因为宋明理学对汉唐哲学的总结是不够全面的。他们一般都是以儒家为正统，特别强调以三纲五常、乃至所谓“华夷之辨”来进行思想总结，排斥了许多他们认为是不符合“道统”的内容，非常偏颇，于是许多珍贵的典籍被简单地说成是“异端”而加以忽视或干脆抛弃了，使从战国时期的孟轲直到宋代的二程，这中间空了一大截，似乎思想的发展是中断了。当然，佛、道的宗教神学家们也从各自的宗教信仰的立场出发来总结这一段历史，但由于他们带有那种不正常的感情，其总结的思想内容也就更狭窄和荒谬了。宋代国势羸弱，统治者气魄不大，也是不能将汉唐哲学思想遗产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总结的一个原因。于是，由于宋明以来，这样官方哲学的总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一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并且还影响到国外，因此，从日本到欧美的学术界，过去都有人认为我国汉唐哲学史的内容是贫乏的。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今天我们应当重新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总结，彻底摆脱过去儒、释、道各家的片面性。

第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完全孤立的，我们今后应当把中国哲学史的成就放在世界哲学史的范围内来加以总结。而汉唐哲学在内容和资料等方面恰好提供了这种研究的便利。汉代把中国与中亚细亚各国的交通开辟了，印度佛教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经过一段消融的过程，然后再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我们可以佛教为例，将中国的思想同印度的思想、东方各国的思想作一番比较研究，从而总结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汉唐是古代比较哲学史研究最好的时代。将来的哲学史肯定会是一种统一的、新的世界哲学史，如果汉唐哲学史研究得好，则可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目前，日本、印度的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日本的某些学者，他们专好罗列材料，缺乏分析，难免只见现象不见本质，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有缺陷的;而印度的某些学者，则往往喜用现代最新科学的理论来比附、解释佛教，目的在于有意提高古代印度哲学的地位，但未能实事求是，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变成不科学，这种研究方法看来也是有问题的。

第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领域似乎应该要扩大一些，最好把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宗教等结合起来研究。中国汉唐时代的文学、科学成就是大家一致肯定的。在《大藏经》中就有印度医学的内容，而在汉唐医学的著作里，也有许多名词来自佛经，甚至在小说里面的结尾用一首诗来总结，这种形式也是模仿佛经。再如谈到道教，离开了它的经典丛书——《道藏》，中国科学史就很难进行研究。反过来，如果不懂得科学，自然也无法深入地研究《道藏》。所以，哲学如果断了同其他学科领域的联系，路子就会愈走愈窄。

当然，我们也不要迷信外国专家的一些看法，好像只有印度的佛教才是所谓真正的佛教，从而凌驾于其他各国佛教之上。要知道任何宗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和信仰，佛教同样也是历史的产物，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比如，宝塔这种建筑原是从印度、尼泊尔传来的，但中国的大雁塔在艺术上就有不同于它们的特点。佛像的塑造传入中国后，面孔也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人。汉唐以来不少的佛教典籍是中国人创造性的著作，在理论上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融通”栏目，更是如此，过去有人非常轻视这一栏的书，显然是不对的。

第四，汉唐哲学史研究其所以成为比较薄弱环节，其中自然也有许多具体的困难。比如，对于亚洲其他各国的古代文字要有所了解，是不那么容易的。即以流行最广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例，这里的“心”是纲要的意思，“多”是音译，并非“多少”的多，不可望文生义。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虽也研究过佛学，但就把这个“心”字完全理解错了。再加，“天”在佛经里多是神的意思，“三十三天”就是三十三个神。在这里的“天”和中国传统的“天”的内涵就并不完全一样。有关佛经的翻译，在鸠罗摩什以前，质量是不高的，这也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不少困难，我们要了解汉唐哲学史的史料，尤其是外来的翻译，就不能不要多少了解一点中外不同的语言习惯及其含义。

第五，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要把一向认为是天上的问题放到曲折地反映地上的现实来讲。复杂的内容要知道如何简单化，抽象的理论要力求能具体，即追索到它感性认识的源泉，这样才能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实质。以隋唐佛教盛行时的情况来说，有的人就不过是挂个招牌，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譬如柳宗元，他把佛学和儒学结合起来，目的仍然是宣扬儒家性善论和仁义道德，这个主从关系还是很明显的。

附带谈到一点:汉唐时代的儒学和佛学，都曾一度陷入“烦琐哲学”(或称“经院哲学”)的道路，真可说是“博而寡要”，如果我们指导思想成问题，即研究者的目的不明确，一心想在那里搞“为学术而学术”，看来也有可能迷失了方向，即是钻进去就出不来，则确实要特别提高警惕的。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