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

第四节　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

通过类型理论的引入，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哲学元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差异被显示出来了，从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再成为“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下降为哲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我们还阐明了，马克思哲学与知识论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其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哲学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发现，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是与哲学家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态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西方知识论哲学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在近代欧洲才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样地，这一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才获得典型的表现形式。黑格尔在论述刚从经院哲学中脱胎出来的哲学时写道：“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38]黑格尔的这段话表明，整个近代哲学都在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思考，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挣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号称思维与存在具有“具体同一性”的黑格尔哲学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蔽的二元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就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征作过反复的论述。然而，作为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的逝世既宣告了这一传统的陨落，也宣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是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这两个时代的哲学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是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笛卡尔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即或者把思维与存在对立起来，或者在对立的基础上寻求同一的二元论的传统，力图把哲学奠基在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上。如唯意志主义的“意志”概念、现象学的“现象”概念、生命哲学的“生命”概念、存在主义的“生存”概念、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语言哲学的“语言”概念、过程哲学的“过程”概念、诠释学的“理解”概念、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等等。这些概念既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各派哲学立论的出发点，又是它们各自的基本问题。所以，只要明白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扬弃近代西方哲学的明显的或隐蔽的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也就不会简单地用“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抹煞哲学基本问题”这样的套话去评论现代西方哲学。这样的评论方式倒表明，评论者本身的观念还处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问题框架的束缚中。事实上，评论者只有深入地领悟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才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并对其局限性作出彻底的反思。

其次，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获得了新的认识。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并不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而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其他流派的共同点是扬弃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态度，从而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基点就是实践。马克思哲学的某些阐释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误解在于，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哲学，特别是把适合于近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套用到马克思哲学上去，这就把本来在性质上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近代化了，或者换一种说法，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把它理解为一种热心于谈论存在与思维或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的知识论哲学。按照这样的理解方式，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是知识论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便被磨平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贡献便被掩蔽起来了。马克思哲学不是被曲解为只关心自然的先在性的自然哲学，就是被曲解为只关心范畴辩证运动的逻辑学。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在我们的哲学思维还停留在近代知识论哲学的框架内时，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就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而实践问题又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两方面的历史关系来说，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关心社会发展规律和进程、关心社会关系及其转换的社会哲学或法哲学。此外，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教科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体系模式，从而不仅仅把实践理解为马克思认识论的基础，而是理解为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就获得了根本的保证。

再次，避免了哲学史研究中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步的政治倾向和反动的政治倾向的简单化的做法。如前所述，马克思并不认为，唯物主义一切都好、唯心主义一切都不好，他早就告诉我们，哲学思维的能动的方面更多地为唯心主义所发展。他在论述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时甚至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39]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指出了“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这样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0]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的不仅是费尔巴哈的局限性，而且是一切传统的唯物主义者的局限性。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即使他们在自然观上正确地肯定了存在(或自然)的先在性，但由于他们思考的存在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因而他们在历史领域里的根本倾向必然表现为唯心主义。也就是说，一进入历史领域，传统哲学中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这就表明，一旦我们站在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传统的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全部局限性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此外，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哲学，也必然会导致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全部工作的机械化和简单化：一方面，中国哲学是以天人关系、知行关系、道器关系、理气关系等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的，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直觉、是整体把握，而不是抽象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人生哲学，而不是知识论哲学，所以用思维与存在两分的方式去研究中国哲学史，必然会曲解中国哲学史的本质。另一方面，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重点始终落在自然观上，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中国哲学，必然会重视中国哲学的自然观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观。而实际上，中国哲学的重点始终落在社会历史观上。只有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去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丰富宝藏才会真正地向研究者开启出来。

【注释】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3]参阅吴晓明、俞吾金、欧阳光伟：《哲学基本问题所蕴含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5]G.W.F.Hegel：Werke 8，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6，s.41．

[6]Wittgenstein：Werkausgabe Band 1，Frankfurt an Main：Suhrkamp Verlag，1984，s.26．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980a24。

[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982b19-26。

[10]北大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32页。

[1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9页。

[12]北大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57页。

[13]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9页。

[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15]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6页。

[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6页。

[1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0页。

[1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1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7页。

[2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0页。

[2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5页。

[2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181页。

[2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页。

[24]马克思：《博士论文》，贺麟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97页。

[3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