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分歧的制度渊源

三、观念分歧的制度渊源

坐讲、立讲之争的焦点在于，经筵官是负责解章析句的侍从之臣，还是张扬王道的师儒之臣。笔者以为，这一观念层面的冲突，其实深深植根于制度史当中。仔细梳理经筵官的制度史来历，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一观念层面的争议。在唐宋官制中，无论是翰林学士，还是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其职官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唐代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学界以往对唐宋翰林学士以及唐代的翰林待诏的研究，都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对宋代翰林待诏的研究相对薄弱，^[30]讨论宋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等经筵官与翰林待诏之间关系的文章更是阙如。笔者以为，厘清宋代经筵官来源与待诏之间的关系，恰恰是认清“师道”之争本质的关键所在。

为深入探析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唐宋翰林制度沿革作些回溯。我们可以从考察唐代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这一问题，《文献通考》作过很好的总结，其辨唐翰林院与学士院源流云：

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31]

这段文字历来受研究唐代翰林学士者重视。从中可见，唐代的翰林学士原由谙习文章写作的翰林供奉演变而来，最初与翰林供奉相对应的，还有翰林待诏。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翰林待诏的队伍里，除了谙习文章、经学的士大夫与儒生外，还有卜医、伎术等待诏类型，这些人的身份地位都非常卑微。第二，无论是翰林待诏还是翰林供奉，其身份很像皇帝的私家班底，由之演变而来的翰林学士，更被称为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相对于外廷官僚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就第一点而言，《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文字，更能体现翰林待诏人员的庞杂：“上（按，指唐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32]在这一人群里，除了文章之士外，甚至还包含了很多传统儒家认为不入品流的角色。故而有学者指出，待诏翰林的文学之士，最初与“伎术杂流”一样，地位卑微，侍人主娱乐。^[33]毛蕾在《唐代翰林学士》中指出，由于翰林学士职任日重，地位益高，从其他翰林待诏中分离出来，成为重要的政治参与力量。^[34]这也正是胡寅所说的：“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亲而地近，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35]胡寅的观点建立在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成之后，强调了儒者与文士的尊崇地位，而回避了文士、经生最初与伎术同流的历史事实。《旧唐书》载唐敬宗“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36]这则材料体现出翰林学士在唐代后期威望已重，不可亵狎，而敬宗欲另择卑官擅文者置东头学士，其实恰好反证翰林学士在设置之初，也是擅文的卑官，在可亵狎之列。

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翰林学士掌诰命、参枢密，翰林待诏则是以艺能伴君，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3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翰林学士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学之士同样是以某种艺能（即文章写作）伴君的本质。唐玄宗虽别设学士院以处翰林学士，期与其他待诏相区别，但学士院与原先的翰林院比屋南北，仅一墙之隔，这一空间连属性正反映出他们的同源特征。^[38]更好的证明，是唐代曾多次出现由翰林待诏直升翰林学士的事例。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王伾，以及唐文宗时期的郑注，都是先在北院待诏的伎术之流，王叔文以棋艺、王伾以书艺、郑注以药术，但这几人之后都转入南院为学士。^[39]

唐代翰林学士在身份上的第二个特征，即“天子私人”的特性，与前述其身份卑微的第一特征密切关联。陈仲容等早已在汉唐官制的相关研究中指出，翰林学士这一职位的本质是一种使职，其主要功能是分割中书省的出令权，以达到削弱相权、加强皇权的目的。^[40]赖瑞和在最近的研究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赖氏指出，在唐代，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翰林学士没有官品，因此也是使职。使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担任使职者和掌权者之间有一定的“私”关系，而使职人员所享有的权力和好处，往往也远超类似职位的职事官。因此，派遣使职便成为掌权者为收拢权力而任用私人的常见手段。这是使职在中晚唐流行的根本原因，翰林学士的出现及其受重视，也正体现皇帝权力的加强。^[41]

迄至宋代，翰林学士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而在唐代作为文士儒生、伎术杂流待诏之所的翰林院，到宋代也被保留了下来，由宦官充任监管职务，下设翰林御书院、翰林医官院、翰林天文院、翰林书画院四个分支机构，依然保留着唐代翰林院待诏供奉的特性。^[42]从宋代官制的角度看，翰林学士所在的学士院和待诏供奉所处的翰林院，已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各自的职官迁转、管理上也越来越显现出制度理性，杜绝了很多乱象。如前述曾在唐代出现的由翰林待诏直升翰林学士的现象，不可能在宋代出现。北宋时期两院的地理位置，翰林院下属四局应该在内东门司以北的内朝区域，^[43]而学士院则在崇和殿等便殿区以南、西上阁门以西的外朝区域（参本书第三章图一、图二）。在整张北宋皇城图上，翰林院偏东北角，学士院偏西南角，相隔辽远，全然不是唐代比连南北的格局。

在宋代，与“翰林”相关的职官序列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之间不存在迁转关系，待诏、供奉另有迁转序列；其二，作为本书讨论主题之一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等经筵官员，其起源与翰林待诏有更密切的联系。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出现的侍读、侍讲等职官名称，在唐代职官体系中已经出现。如朱瑞熙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的论文《宋朝经筵制度》中，就将唐玄宗时期设置的集贤院侍读，作为宋代经筵官可追寻的源头。^[44]其后，傅璇琮的研究成果指出，作为宋代经筵中最重要的两种职官，即翰林侍读学士和翰林侍讲学士，在唐穆宗时已经出现，并将唐穆宗时期的这两种职官视作宋代以后直迄明清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之源头。其证据是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所载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韦处厚、路随分别受任命为翰林侍读、侍讲学士。^[45]按，唐代后期设置过翰林侍讲学士，可以肯定。但是否有翰林侍读学士存在，岑仲勉曾表示怀疑，岑氏怀疑丁居晦所记“侍读”为“侍讲”之讹。^[46]古籍传刻涉及“侍读”、“侍讲”时，“读”、“讲”二字因形近而讹，的确是常见的事。^[47]傅氏亦无其他确凿证据可旁证，以明翰林侍读学士的存在，而是以宋代存在翰林侍读学士来反推唐代翰林侍读学士的存在。从现象间建立历史逻辑关系的论证未必可靠，故笔者以为傅说可姑存，岑说亦不可废。

笔者以为，仅从职官名称相近或相同来推定宋代侍读、侍讲学士来源于唐代职官体系中的相关职事，研究方法不够细致，结论也不够准确。开元三年（715），马怀素、褚无量皆已是硕德耆儒，分别以光禄卿、左散骑常侍身份入内侍读，充当的是高级顾问角色，非后来翰林待诏之比，和唐穆宗之后出现的翰林侍讲学士也不是一回事。唐后期的翰林侍讲学士，是翰林学士从翰林待诏中独立出来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后，在翰林学士这一序列中的低阶职位，并以翰林学士为迁转途径。在翰林制度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的翰林侍书学士，应该和翰林侍讲学士属同一情况。^[48]把玄宗初年的侍读和唐后期的翰林侍讲学士作这样的区分是有必要的，我们不能因为入宋以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同属于经筵官序列，就简单地认为唐代侍读与侍讲的职官属性也相同，并把他们作为宋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源头。

与唐代的情况相比，宋代的翰林侍讲学士与翰林学士之间，并没有迁转关系，不属于同一序列的职官。从职能上看，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设置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具有高级顾问的功能（说详第一章）。唐代的翰林学士，除撰书诏敕外，本来就有“备顾问”的功能，所谓“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49]到宋代，翰林学士的这一职能到延续，然其人员选拔自有程序。以杨徽之、夏侯峤等人的状况而言，并不适合就试学士院。尤其是杨徽之，乃是在意欲致仕的情况下遭宋真宗挽留。于是宋真宗别设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职位，以处杨徽之等人，等于是在翰林学士之外另外筹建了一个顾问团队。说明宋真宗时期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是独立的职衔系统，与翰林学士无关，这与唐代的情况完全不同。

《宋会要辑稿》引《两朝国史志》，将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与翰林学士同归入于学士院供职的职官系列。^[50]这个归纳方案遭到了现代研究人员的质疑。朱锡光指出，《神宗正史·职官志》和《宋史·职官志》都未将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纳入翰林学士院，多数情况下作为兼职的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是没有固定供职处所的。^[51]朱锡光的研究，对经筵官的政治功能认识不足，但笔者以为，其对是否能将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纳入学士院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朱氏的质疑却又不彻底，受《两朝国史志》的影响，认为咸平年间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之初，这些官员是被指定在学士院供职。这个结论是没有依据的。且宋代经筵官并非全为兼职，尤其是翰林侍讲学士，专职者居多，兼职抑或专职，并不对他们是否该有固定供职场所构成影响，说详下文。

宋真宗设置的第一批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中，杨徽之、夏侯峤、邢昺的身份，和唐代玄宗初期的马怀素、褚无量有些相似，但我们不要忘了，与杨徽之等人同时受命的，还有一个吕文仲。我们在探寻制度本源的时候，应该更重视近典，而不是远典。宋朝的典章制度，在宋朝历史内部寻求痕迹，是更为合理的途径。宋真宗时代成为首批翰林侍读学士之一的吕文仲，其身份地位与宋太宗时代担任待诏性质的翰林侍读相比，固然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正是吕文仲作为两个时代纽带性人物的存在，提醒我们，宋真宗时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出现，可能与宋代初年具有待诏性质的低级官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52]也正是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待诏”前身，妨碍了北宋中后期经筵中的“师道”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