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国转型的观念文化和制度因素

三、阻碍中国转型的观念文化和制度因素

中国古代科技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很多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历史进入到明代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科技每况愈下，发展十分缓慢。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科技在向现代科技转型时，显得十分艰难，最后被西方现代科技超越，并远远落后于世界。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从总的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以至于衰落，是同封建社会的总进程休戚相关的。这就是说，近代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不可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制度方面，包括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教育制度以及人才选拔制度等方面。在文化观念方面，主要表现为重道轻器、重政轻技、重实轻理、重农抑商以及妄自尊大等方面。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起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经过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观念。纵览儒家思想，我们会发现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而轻视对自然的探究，亦即“重道轻器”。孔子的弟子子夏早就认为研究自然，“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荀子则把研究自然当作雕虫小技，是“无用之辩，不急不察”。儒家思想一直宣扬“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此相呼应，古代统治者的行事准则是重伦理，轻科技；重人文，轻自然。在封建社会中，科技无足轻重，甚至遭受歧视。正因如此，千千万万的儒门学者被阻隔在自然科学的门外。

透过历代官方正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科学家、发明家的地位是何等低下:华佗与方士为伍，蔡伦与宦官同列，毕昇名不见经传。在这种荒谬的传统观念和不正常的社会风气下，古代学者研究社会政治者多，探究自然科学者少，要渴望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显然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严重压制了人文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阻碍现代文明所需要的思想自由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泯灭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阻碍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这种思想观念至今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从人生价值观来看，中国古代士人受“重政轻技”的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政治化色彩异常浓厚的国家。在国家的全部事物中，政治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巩固，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能在政府机关中做官，被人看成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受人尊敬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被视为“正途”^[10]。各种与军国政务无关的学问被封建国家“弃而不治”，也为一般文人所鄙弃。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成了古代士人永远追求的人生理念和目标。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推崇政治，鄙视技艺成为历朝历代的时尚。因此，崇尚政治鄙视科技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阻碍甚至破坏科技进步的巨大社会力量。

从经济制度而言，我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生产规模小，分工不发达。农民蜗居在狭小的范围，锁定在土地上。农民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一年四季疲于奔命，没有更多的精力学习新知识。存在决定意识，农耕经济决定了先民的务实观念。与中国农耕经济不同，欧洲长期实行领主庄园制经济，在封建社会割据状态下，没有超阶级的干预和强制，人们的经济交往必须通过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瓦解自然经济，有利于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而这一点，在古代中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严重地影响了科技的产生和发展。

从政治制度而言，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制度，这一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进步，是近代以来我国科技走向衰落的根源。

在古代中国，科技人员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完全依附于封建专制政治。而历代统治者都要求科技为其专制服务，科技成了政治的附庸。以天文学为例，天文学一直是官办，国家设官观察天，解释天。天文官为了顺从统治者的意愿，总是把天象与人事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天文知识被政治化。以冶金为例，我国上古有发达的冶钢技术，但后来绝大多数青铜器都只是礼器，作为装饰或等级象征。以化学为例，我国古代的炼丹术、医术都有化学性质，但为了帮助帝王长生不老，这些方术都没有发展成为科学的化学。

从社会制度来看，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形式，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体系。这种社会制度严重限制了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发挥，从而妨碍了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化。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一生不外乎两种选择:入仕或隐居山林。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笼罩下，通过“学而优则仕”来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辅佐朝廷治理国家，从来就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正途”。于是，古代士人一生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用于对儒家经典的注疏、研读之中，把科技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屑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去研究，也是本着治理国家这一适用目的。“知识分子从治理国家政务的实用目的出发，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的结果，一方面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带来动力……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带来了局限，特别是缺乏对自然界进行理性探索的精神，未能形成专门的科学理论，而只能停留在经验性认识阶段。”^[11]因此，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不仅滋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而且养成了诸如因循守旧不重效率、缺乏冒险精神等陈旧的习惯。这些因素均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体制看，国家办学是教育的主流，官办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为政治奴仆。历代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当官，“学而优则仕”。《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言:“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从教学内容看，主要是儒家经典，是伦理教化。《礼记·大学》开篇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教学对象看，大多是贵族子弟，而工商子弟很难入学。学校从来没有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没有重视过科学技术。有关科技的课程排列在很次要的地位，甚至可有可无。学生没有学习科技的积极性，老师也没能力开设这类课程，朝廷也不提倡“末技巧艺”。

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主要是科举取士制。科举取士在早期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到明清以后，科举考试渐渐走向了僵化，成为扼杀人才的精神武器，造就了一批思想畸形的士人。比如，明清的科举明确规定题目只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选出，做八股文也只能以此为标准，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士人不能有丝毫的发挥。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期，清廷仍坚持八股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人才被严重遏制与扭曲。正如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岂四百六十余人也。”相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办的学院都开设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西方近代的大学普遍开设了科技课程，学习和研究的气氛很浓，科技成果受到广泛重视。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教育制度，1872年就颁布了统一的新学制，而中国到1905年才废止科举考试。教育和人才选拔机制的落后严重地制约了传统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型，也制约了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在洋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国人心中千百年不变的观念，开始被撕开裂缝。这时，国人只是认为我们只是在器物上不如人，所以基本的对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以制夷”，开始以政府为主体，推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以兵器为先，力图造枪、造炮、造船，需要钢铁，因此开发矿山、铁路和冶炼厂，还兴办了机器制造厂、运输公司，以及人才培训场所。由于洋务运动只是少数人兴办的事业，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理解、不参与、不支持，官僚体系中的多数人都持观望、迟疑甚至排斥的态度，观念和制度的创新没有跟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创新体系。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时认识到，落后的不仅仅在器物层面，更重要的是观念和制度的落后。由此开始了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由于绝大多数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农业文明的圈子中，保守派的势力十分强大，维新派的实力十分薄弱，制度创新之举在社会上基本没有正面的呼应，草草以悲剧收场。

随着国家进一步陷入危机，封建帝制被瓦解。民主制度在脆弱的基础上登场，教育制度开始取得进展，高等教育体制（京师大学堂），送留学生出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始萌芽，如荣家银行、工厂（棉纺织业）。在没有国家主权的环境中，在外敌和治外法权的肆虐中，在绝大部分国民没有认同感的情况下，创新之火，犹如风中之烛。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我们对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