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就业态势和就业政策

当前就业态势和就业政策

姚裕群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博士后合作导师。多年从事就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职业生涯指导等领域研究教学，曾发表《走向市场的中国就业》、《发展与就业》、《市场经济下的就业理论与就业促进》、《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研究》、《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劳动社会学》等多部著作和100多篇论文。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设计项目，参加了UNDP、APEC、欧盟、国家211工程、科技部、北京市等研究项目，获得中国劳动学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教育部、北京市等多个奖项。

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有幸参加上海市职业介绍中心等举办的“东方讲坛”活动，做有关就业问题的报告。

我从自己读大学开始，就一直高度关心就业问题。从我读大学开始接触、研究就业问题，到目前也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写就业问题。我对就业问题也研究了30多年，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尤其是在改革以来的30多年，与经济改革同步，实现了就业体制的改革。过去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失业问题。但是，虽然没有失业，那是一个非常贫困、非常低效率的就业，而且劳动力资源和岗位是高度的不匹配，最后变得国穷、民穷，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在经济上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腾飞，在就业上也实现了全面走向市场化的转轨。在转轨的过程中，在进一步走向全面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国家和老百姓多方面的努力之下，在就业问题不断出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解决。现在我把中国劳动就业最近这几年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当前的发展态势和就业政策，并将自己对这些方面的学习、研究、教学成果，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当前的发展态势和就业政策

就业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全球永恒的命题，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其实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前20年对就业问题不太重视，后10年对就业非常非常重视。就业涉及了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可以说它有五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就业和经济的关系，或者说国民经济基本的态势决定了就业的根本面貌。但是，同时就业的基本体制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水平。

第二，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对人民生活和对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都有一种根本性的影响。

第三，就业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议会政治中两党竞选，每一个政党都要承诺实现充分就业，如果这个党派不承诺，或者承诺以后没有兑现，那么选民们就不会选择它，这个党派就要下台。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自己的党和国家的基本政治宗旨上，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而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中央的口号就是“就业是民生之本”，把就业问题作为一个最中心的任务。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回十多年。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在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全面地推进改革，从物价入手，全面放开，但是后来放得太快了，就不得不紧急收缩，经济上一收缩，必然出现大量的企业不景气。所以，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停工、待工，实际上就是以后的下岗，只是当时还没有让人离开企业，只是在企业内停工、待工。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变相失业人员，这是国家真正要防范的、最可能会出现的社会动乱的大问题。

在此之后，也是为了避免社会动乱，我们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包括再就业。当时的再就业，一是企业有停工、待工的人员，要让他们恢复工作；二是劳动合同到期。我国于1986年实行劳动合同，1987年是第一年进行全面推广。如果说是3年合同到期，也就是1990年，就出现劳动合同到期后，员工遭企业辞退，需要找工作。当时还是劳动部，而不是现在的人社部。当时国家劳动部就提醒大家，同时告诫我们的就业服务系统，让工人们注意尽量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的国企也不要因合同到期就马上把人辞退，我们的就业服务机构也尽量把这些信息尽快地传递给大家。所以在此之后，1995年才是我们真正的国企转制，大规模的下岗，下岗人员达到几千万，那是第二次的再就业。

第四，就业是一种体制性的问题。经济能不能发展和就业有关，在过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20多年，我们实行了计划经济，低工资，高就业。但是，低工资，高就业，带来的是更低的效率，就养不活中国人，所以，就不得不进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还有多方面的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要让我们全面走向现代化，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其中一个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的问题。

第五，就业也涉及管理，尤其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这尤其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上。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管理，这五大方面的因素。实际上就业又涉及三个主体，或者说是三部分的“人”：其一，公众、公民、就业者、求职者、失业者，它具体体现在我们现在面对的若干就业的重点群体——大学生、农民工。农民工有时没有成为工人，他们从农村进城找工作，就成为农民工，还有城市特殊就业的一些困难群体。

其二，企业，广义的企业就是各种用人的单位。就业者、求职者，他们是就业的供给者；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是就业的需求者，是岗位的提供者，政府要协调两者的关系。一般来说，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之间的就业规则由国家来制定，比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等。

其三，就业本身所依据的，对供给需求的调节。例如说我们促进这些求职者转化为创业者，这就是对供给的调节需求，我们怎么样让企业更多的雇用，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奖励政策等等，帮它解决什么困难，让它能维持一个长期的雇用等等，这些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第二，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第三，关于促进就业的政策。

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可以分成6大阶段，这是美国一位著名学者罗斯托阐述的理论，他把经济发展阶段分为6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阶段，就是农业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以农业为主，以及有一些手工业这样的形态。它的政治制度一般来说就是封建制度。第二阶段是为起飞积累前提条件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起飞阶段。第二阶段为起飞积累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前期的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不够快。但是起飞积累前提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而从中国、苏联、东欧、越南、朝鲜等等国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从资本主义过渡而来，像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也需要有一个积累阶段，我们在没有形成社会主义之前，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起飞的时候，我们都在为起飞而积累。积累资本，积累社会运作的模式和制度，积累各种物质资源。

罗斯托的理论出台是比较早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到现在已经50年了。他说我们中国的起飞是在1952年。因为1952年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1952年至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一步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两个“五年计划”确实把中国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但是，那时还是一个低水准的起飞。让我们想一想，一个是火车跑，一个是飞机飞，肯定还是飞机更快。在1952年，那时让罗斯托视为经济起飞，从现在来看，是火车开始跑。其实我们真正的起飞是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应该说是90年代才是开始真正的起飞，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深化以后，经济才有了一个真正的突飞猛进。

第四阶段是成熟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让经济快速发展和快速推进的阶段。日本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连续十几年完成了两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个“倍增计划”是8年，两个“倍增计划”就是16年。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的目标，我们说20年要国民经济翻番，日本16年翻番，其实我们最后实际的速度比它快。所以，日本在50年代到60年代就开始在解决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的特征是国民经济由一般的比较全，变成了在国际上已经完全打得响，发展一些龙头产业，发展自己的一些高档次的产业，例如重化产业，不是一般的炼钢，比如说是石油化工等等，就是一个从盈利不太高，但也是不得不用的，最后变成一个附加值比较高，发展比较快的这样一个阶段。

这种成熟阶段也可以说是现代工业体系。前面起飞阶段的结果是完成了工业体系，现在就叫现代工业体系。然后进入高额消费阶段，一般来说，从西方国家走过的历程，像耐用消费品阶段，就是从70年代以后，八九十年代就更不用说了。从70年代以后，所谓的各种家电开始出现。我国是从70年代才开始出现电视；70年代末80年代初少数家庭开始有电冰箱；在90年代不少家庭开始买了汽车，到现在汽车的普及率已经比较高了。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中国的汽车产量实际上已经超越美国，是世界第一，而且有不少出口。但是，我国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比欧洲还差很多，更无法和美国相比了，仍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是起飞阶段，可能接近结束，同时拥有一部分的成熟阶段，我们没有真正地到达高额消费阶段，少数高精尖的产品只是被少部分人所使用。

第五阶段是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在国外，实际上是追求很多非物质上的消费，精神领域的东西，比如旅游、文化创意、艺术欣赏等等。我们国家现在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又要让经济有更多的产业，同时还要减少污染、减少资源的消耗，我们同时也还在发展着在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内容。

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在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时，就是这个国家已经非常富裕了，人均GDP在2万—3万美元，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5万美元，他们的收入非常高，到了有钱也花不出去的地步。所以他赚钱似乎都没有意义了，就开始追求精神生活，追求人们的自由，这就叫做收入效用递减，他们赚钱的意义不大了，他要闲暇，要自由，要强调个性，这些是他的未来。我们谈这些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当中一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从80年代先是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人，最后做做小生意，以后90年代发起来，21世纪就更富裕了。凡是富裕的人，往往就不觉得钱更宝贵了，而追求自我。

从我国来看，社会从业者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种多元化。进一步来说，这种多元化也体现在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上，当然也包括我们技术结构的多元化。我想我们国家最落后的地方，是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在部分山区刀耕火种的历史还没有完全竭尽。虽然我国的宇航、登月计划也实现了。这也就体现了社会给我们展现的一个就业和社会就业结构丰富多彩的现状。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来总结一下现在的情况：

第一，我们发展的格局是长期的，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就业的弹性下降。什么是就业弹性呢？就是经济每增长一定的比例，就业吸纳的人数增长的比例就下降。例如我们经济增长1%，就业只吸纳0.5%，甚至只有0.2%。虽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但就业的数量却下降。

第二，经济方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包括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新增了好几亿的就业人口。但是，我们总体上的特征，在世界大产业链中只是“制造工厂”，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制造中心”。香港的郎咸平教授曾作了一个很好的归纳，他说在整个经济产业链中划分出7个链条，从最早的设计到生产出产品后的营销等。7个链条中，中国只占了七分之一的链条，就是制造。设计、营销、投资都是人家的，中国所赚的世界上的钱还是很少的，我们缺少品牌，造成中国人生产的财富大量的外流。

大家知道，现在所说的经济增长就是GDP，GDP从学术上讲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在中国生产的钱还不是中国的吗？不是，投资是外国的。像我们的汽车，合资的品牌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投资占50%，最多也就占51%，外国的投资占49%—50%。也就是说在盈利以后，49%—50%都要分给外国人，这样一来。中国人生产出来的财富有一半分给了外国人。

我们现在全球化，我们有多少合资企业，我们有很多白领，白领在外资企业中一个月也可以赚1万—2万，但那些外籍的人员要20万呢。公司在你一个人身上要盈利多少？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就能盈利200万了。我们的发展前景要延长产业链，把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财富更多地收回。同时我们对外投资，例如像青岛海尔，在国际上很多地方建立了中国海尔工业园区。我们吸收外资，是设立在外国吸收外资，让外国的专家帮我们设计，让外国的经理帮我们营销，因为我们的海尔有技术，我们在产业链中占多数。这样延长了产业链，自己来保住中国人有更多的饭碗、有更多的财富。可能大家会说：反正是中国人就业了，外国人拿走了，这与我们的就业没有影响，没有减少我们的就业。这是错误的认识，如果这个财富分给了中国人，中国人购买的东西就更多了，带动了中国的消费，必然又大大地扩大了中国的就业循环。

结构变迁也叫结构转型。简单地说，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第一是刘易斯理论；第二是三部门理论。现在社会上有些学者说我国现在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从过剩变成了不足。因为前两年出现了“民工荒”，包括今年也有一个“民工荒”的苗头。但其实要真正地、很准确地说，它仅仅是某一个局部性的苗头而已。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过剩，中国农村劳动力没能进城的数量有上亿之多，还根本没有到无劳动力可用的地步。而有的是企业没有招聘到合适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大学生不愿意做技工，而且也做不了；农民工在那里做，给的收入太低，农民也不愿意去干。农民回家自己种田，加上国家给的补贴，可能比打工的收入要高，那他当然也就选择不干了。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社会没有需求，而是他们给的工资太低。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是指什么呢？是指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之中，假定城市和农村两个用工板块，城市就是搞工业，给高工资；农村就是干农业，给低工资；而城市发展，例如说城市有1000万人的需求，后来增加到2000万人，它的工资不下降。农民的工资可能比工人的工资要低三分之二，但农民一进城就等于长了2倍，是原来的3倍。这里扩充了劳动力，从1000万人变成2000万人，增加了2倍，农民的工资倒变成原来的3倍。到现在由2000万变成了5000万，农民还是有很高的工资。农民进城做工，直到最后城市劳动力再也不需要了，而农民的工资随着农村农民减少，使得农产品和农民的效益在提高，农村的工资也和城市的工资一样高了，这样这个社会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说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的。

“三部门理论”中的第三个部门是什么呢？这就更加现实化了，这是另一位学者——托达罗，他是反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部分人能够做高工资的工作，但是另一部分人到了城市，他找不到高工资的工作，就去拾荒、去街头擦皮鞋、去摆小摊等等，他靠自己在城市的边缘产业中生存。从地点上看，边缘可能属于棚户区；从工作上看，边缘可能属于非正规就业。当然他的收入低，但比农村的工资要高一些，这就更好地反映了一般的、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阶段性情况。

所以说刘易斯的理论是一个理想的理论，他忽略了转变的过程，他只是从原来比较低的到高的一个理想状态。托达罗的想法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状态。据有关统计，包括政府的大致认可，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在1亿—2亿之间。

中国的结构转型是怎么样的呢？总体上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也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农村劳动力占一半，城市劳动力占一半，各50%。进一步来说，我们非农产业的就业，就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占到了61.9%，也就是说农业的产业占了不到40%。这里还有一个相接近，但又不完全统一的指标，城镇的就业。因为在农村也有一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上乡镇企业，地方在农村，但是干着工业的应该有1亿多人，这是农业部的统计。所以我们城镇的就业才有40%，但是非农的就业已经60%了。

而我们城镇化率的比例是46%，也快接近一半了。保守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各一半。也有积极的估计说到2013年就可能达到各50%。实际上大家知道，现在成渝经济区，尤其是在重庆，搞农村人口城市化，那里郊区的人等于用土地转化成保障。土地分两种：一个是宅基地，另一个是农田。农田作为生产资料，宅基地作为住房，宅基地换成商品房要折算多少面积，自己的耕地可以转化为社会保障，同时政府积极地想办法解决非农就业。我们在迅速推进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时，也会比较快地推进人口的城市化，所以我们国家很快就要从“农民国家”变成“市民国家”。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辉煌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尤其是在近20年中获得的。

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和基本情况是什么呢？说起来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但从最新的报道中了解到，根据在最新的统计数据，新加坡2010年7月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中国。本来中国一直是处于世界第一，尤其是在引领抵抗金融危机方面为全球做出了表率。但是从中国总体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包括我们自己经济上也有问题，走了下坡路。但是现在开始回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问题。所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两会上说：去年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今年是中国最复杂的一年。实际上复杂的一年说到底就是还有可能出现经济二次探底。但是有关部门说：中国不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或者说估计不可能出现二次探底。一方面是从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安定军心、民心，提高信心。但在实际上，中央还是在做防范经济进一步下滑出现二次探底这样的事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好多中央领导人在最近这几个月中，在进行大量的调研，尤其在七八月份，国务院总理连续组织召开了很多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所谓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第一，需要国外需求的回升，就是我们的出口还是很不理想，才回升一点，但又下去了。

第二，我们的消费需求还远远没有达到令国家觉得能大致放松的时候，还非常非常的不够，所以近期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他就提出要给职工涨工资，几天里面要长1倍，在拉动消费上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觉得肯定也会出现进一步通货膨胀的后果。现在国家在国内投资上，用4万亿投资搞基础建设之后，现在又在搞新一轮的新产业加二次基础建设，这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区域性的。因为我们现在进一步还要通过市场化，通过全面的塑造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来使经济取得更大的活力，包括发展民营经济，打破了很多禁区，甚至可以让民营经济进入许多军工行业，这表示国家下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要落实却很艰难。从长期的角度来说，这可以侠中国的发展获得很大的空间。

第三，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就是说我们怎么在经济运作中有更多的产品出口，还有怎么从国外获得比较多的资源？比如说买国外的资源，买矿石像宝钢买澳大利亚的矿石花了很高的价格，后来中国钢铁工业联合会来谈判，实际上各家大钢厂心里都揣着自己的“兔子”，达不到统一。然后老外本身又很会运作，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要发展，国家又要发展，他们也特别会应对，尤其再加上现在的经济间谍整我们，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怎么在加入WTO以后，尤其是现在全面和经济接轨中，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实现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中国的就业获得更多的资源空间。这还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解决。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中持有美元、持有美国的国债，持有的数量非常大。实际上我们拿的美元债券，尤其是我们拿的“两房”债券，就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公益性的“两房”债券，占我们美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合3000多亿美元，也就是2万多亿人民币。如果最后美国的“两房”真的实现了破产，经过清算后，我们这2万多亿的人民币，恐怕要亏一半以上，我想不至于片甲不留，但肯定是绝大部分要损失掉。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在国际化上，中国目前还处在小学生的阶段。

第四，在我们的发展中，刚才也提到了地区和新产业的推进，对此国家出台了很多很多的措施。这些大家都知道，从政治方面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例如新疆、西藏等等这些边远地区有好多新兴产业，实际上这些投入是很大的。它拉动基建会有很多，但是真正能拉动消费，形成生产力，形成滚动的消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第五，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实际上我们在塑造公民社会的体制，公民社会承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这些也体现在劳动权和就业权上，所以国家出台《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障法》，出台这些法律还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去落实劳动权。

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

我国劳动供给的总量和中国的就业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下降，中国目前劳动力过剩的总量巨大，数量达到2亿。按照农业部的数字，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1.8亿，那么也有一些数字说的是比较少的，例如1.4亿、1.5亿等，但没有比这更少的了。就算是1.4亿，中国现在农业以手工劳动为主，有时候在麦收的时候，请拖拉机机械收割，它和工业化农场式的生产相比还有差距。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再释放出多少劳动力呢？就需要再加上1—2亿的过剩，那么就是2—3亿农村劳动力都要出来。现在全国新成长劳动力城乡一共每年2400多万，而每年能落实的只有1200—1300万。所以，每年城市过剩的人都在1100—1200万。然后再加上出现的一些新下岗失业人员，还再加上每年600万人的大学生就业，过剩劳动力应该在200万以上。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从我们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下降。去年底是4.3%，今年一季度、二季度都维持在4.2%。所以，今年大家求职的压力，略微缓和了一点。但是，根据全国人大、政协的“两会”有关高层领导做的调研，我们劳动就业服务窗口、职业介绍登记的就业率是城市户口，基本是城市居民失业在街道劳动科登记后，才可以作为失业。大学生实际上还是属于大学生分配，有的是在教育部门，有的是在人社局中的人事部门，这些人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失业登记。还有是农民，几千万农民进城找工作，你有找工作的权利，但是没有登记失业，没有计算进去。所以“两会”中的相关机构做的调查说是8%的失业率，就比现在的数据增加了1倍。现在美国的失业率是9.5%；欧盟平均也是9.5%；最厉害的像德国是10%。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总体上来说现在每年毕业生有600多万人，因为去年是整600万，今年是631万，明年再多二三十万，就是650万—660万，那么这个数字在前几年，劳动部和人事部还是两部分立的时候，两个部门的数据都是认为我们大学生过剩数量在200万左右。劳动部门是从我们的就业市场、职业介绍所、中国劳动局市场网中的各种数据放在一起推算出来的。原来国家人事部是从国家干部录用计划和整个人才需求的数量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供给的对比，做出的差额也是200万。就这一个数据，三个部门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教育部认为是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培养的专业结构不合理，还有说一些大学生自身过于挑剔。如果就是是8万—10万大学生自身过于挑剔，可以理解，但如果说有200万—300万人却是过于挑剔，那还不如说就是总量过剩了。

人力资源部认为是总量性的问题，是供给过剩。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多，社会上对大学生的需求岗位少。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是包括了以上两个说法，总量性的就业，就是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的失业，是一些培养的专业结构不对口。

从现在具体的情况来看，我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基本平稳，也可以说现在的就业市场，暂时还没有出现因为就业造问题成极大的社会压力、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动乱这样的风险，总体上比去年的就业情况有所改善。

第二，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回调。从我们国家来说压力也在增加，它导致现在就业供给的增长快，就业需求的增长慢，那也就是说因为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就业压力开始加大。

第三，这些年就业需求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变化。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再就业的需求相对比较大的还是制造业，我们是“世界制造工厂”。金融危机所影响的最高峰是前年末到去年的那段时期中，制造业大幅度下滑，现在有了相当的回升，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居民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建筑业等，现在的情况开始又严峻了一些，包括制造业现在的需求，二季度的需求比一季度的需求又下降了10%。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像餐饮服务、精加工、裁缝、一些体力劳动和低层次的职业需求比较大。而像行政管理、财务会计、计算机、物业管理等明显下降，出现了供给过剩。

从单位的角度来看，现在国企吸收的数量明显下降了。因为防范金融危机，国家在2010年和2011年，鼓励国企尽量多吸收员工。现在随着改革，国企也讲经济效益、节约用人。在今年二季度的雇用量中，国企占的数量仅占整个雇用数量的4%。

第四，社会吸纳的能力有待提升。但怎样发掘社会上的需求，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政策问题。

第五，大学生就业与高等教育问题。之前我们讲了，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有600多万，过剩的人数占三分之一，在200多万。而且实际上每年毕业延续到当年找不到工作的，到第二年继续找工作的还有100多万。所以，这个数量还是很大。这实际上是依赖于高等教育进一步的改革，这和我们的高校脱离市场办学有关系。如果谈结构问题，我觉得很大问题是普通本科和高职之间的结构失调。应该适度地压缩本科教育，多发展高职教育。因为社会类高级职业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量达上千万。

所以，如果把这个结构调整好了，就解决了大问题。由于高校办学经费短缺，如果让民营参与，那么一方面经费解决了，另一方面民营高校、民办高校肯定很重视就业。不像公办学校，国家给的名额，即使你办不好，也基本维持生存，也不会关闭。所以，从教育的体制上来进行改革也是非常急迫的一件事。

第六，农民工和三农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还有“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渤三角”、“京津冀”，这些地方的农民工的市民待遇、经济收入等等。怎样把这些方面的问题真正解决，因为社会保障的资料中，真正农民工只有一半。另外农民工求职的渠道，现在44.8%的农民工到城市就业都是靠亲友介绍，我们现在城市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尤其是公立的职业介绍所在这方面还有多文章可做。

关于促进就业的政策

就业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80年代我们开始搞改革，实际是把存量就业转化为失业，是让人下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五个人吃又能干出几个人的饭呢？能干出3个人的饭吗？3个人干不出来，就干2个人或1个人的饭，所以经济效益非常低。

改革确实是增进了生产力，创造了相当多的财富，也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增加失业率。国家一方面需要对失业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但最根本的就是怎么促进他的再就业，包括刚毕业的新人也要尽早地找到合适的职业。因为现在大学生就业率基本上在60%以上，但3年后还干原来工作才占5%，也就是说95%的人都换了工作了。这个也是我们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能使这些人的初次就业更加合理，用职业学科的角度就是说要达到人和职的匹配，这样才能解决一个长期就业。

为了解决好现在的就业，为了维持我们的长期就业，为了给长期就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和劳动者有更好的职业生涯前途，我们应该从八个方面来研究和讨论就业促进问题：

第一，促进就业的目标。那么，从我们对所有人承诺按照就业政策，就是国家包就业，变成社会促进就业。前一段时期，在两部合并之前，劳动保障部还提出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我觉得这个口号可能有一点高了，好像意思说我们已经做到了充分就业，我感到这个口号有一些不对。如果我们说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是等于城镇失业率的话，那我们4%、5%就算达到要求了，但是真正城市的失业率在其他方面的统计是8%，我想至少是在6%以上的，那就不是城镇就业了。所以我们讲现在劳工部提出，人力资源部提出，包括国家也提出了，叫做“就业优先”的战略，这是我们现在提出的新口号，或者说就是我们就业工作最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就业优先是指什么呢？是指由经济增长或者说追求GDP优先，变成追求就业优先，要把就业放在国民经济中最最重要的位置。但是我觉得GDP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绝对或是永远放在了最先的。所以我们真正的理解就业优先，就是各个层次，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各省，它的就业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是同步的。

那么这种促进充分就业的目标，是国际劳工组织所高度关注的。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什么样的就业叫做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的就业呢？充分的就是整个城市的失业率在5%以下；自由选择的就是要废除强迫劳动、童工劳动、奴役劳动等等，既然是自由选择那就要把很多不体面的、不和谐的、劳动条件很不好的劳动还原到人道性的劳动岗位的雇用。

假如“珠三角”的老板们给农民工月薪2500—3000元，工作时间是5天，每天8小时，你看农民工会不会去。那就不会是“民工荒”，应该又会变成“民工潮”了，没准又有1亿农民要进城做工。因此，这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那就是再生产性能。但是再生产性能就是国际劳动组织也不能片面地要求雇主把所有的利润让给雇员，自己赔本。所以必须促进生产发展，从宏观上国家经济发展了，微观上是老板赚钱了，那么就业就好解决了。

第二，塑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因为政府在解决就业方面，一方面解决市场失灵，什么叫做市场失灵？企业雇用，就是它不讲社会效益，它就是讲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一些公益性的部门，不太赚钱的，那怎么办呢？政府要出钱养，例如公共交通等这样的行业。还有好多的社会工作者，像北京在今年扩大了3000个社会工作者的岗位。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维护就业的社会公平，这主要通过劳动监察、《劳动合同法》以劳动仲裁等来实现。

第三，努力开拓社会就业岗位。这是就业最最根本的措施。前两个是指导性的思想，而最根本的还是创造岗位。创造岗位，政府责无旁贷，政府的效率最大，一方面政府自己创造，另一方面政府下面的其他机构，还可以来开拓新的岗位。

投资的项目。我们4万亿的投资，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吸收了200万—300万人的就业。人力资源部从更积极的角度，认为吸收了2000多万的就业。总的来说，国家现在提振经济，国家投资搞项目，增加就业，但问题是投资什么样的项目？是投资了高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呢？

资本密集型。比如说我们4万亿的投资，需要200万、300万、500万的资金才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而我们说劳动密集型，可能用10万促进他贷款就业，或者开发社会公益岗位，10万元可能足够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可能给企业补贴5000元就可以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劳动密集型在同样的产品中，它吸收劳动力最多，工资的含量大。而一般的工人工资是比较低的，工资的比例大就说明雇用的人很多。

另外还有叫做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它可能花的资本资金不太少，但是它占用的设备少，雇用的人会很多。举一个例子，印度的软件行业是在十年，甚至是十年不到的时间，印度的软件行业要超过美国的软件业，它所雇用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多。

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应该不低于印度人，假如我们把这个软件市场搞起来，等于让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向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起来。

比如北京怀柔区现在就要搞一个像好莱坞似的大型文化影视产业基地。这和很多产业的运作有关系的，但也和很多地方规划有关。怀柔区政府这么想，这不光是哪个影视公司、冯小刚、华谊兄弟等想要赚钱，而是政府要发展这样的产业。比如像石景山区，本来首钢是资本密集型的，首钢不是一家小钢厂，但为了不影响奥运会，不对奥运会造成污染，整体搬到唐山去了。首钢搬走以后，就在石景山搞文化产业，以电脑游戏产业为主，包括其他的电子信息类产业。这样这个区就由工业区变成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区，需要的人就很多了。

我们知道，台湾新竹工业园区，那里是搞电脑硬件的，需要的人是非常之多。属于制造业，“珠三角”只替代了一点点，总体上还是台湾生产的多。我想中国在搞一些产业，包括上海的周边，例如昆山、苏州，这些地方已发展一些产业，所以说这一些是我们政府要发展的重要产业。

行政安置。政府制定一些岗位或者制定一些雇用制度，给企业下达指标。像去年国企吸收了人很多，这与中央要求企业尽量考虑安置就业，尤其是吸收安置大学生就业，和这些思路是有关的。但是行政性的安置应该还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过去我们可能做得相对弱的地方，现在政府能给一些服务，而且能给一些公益性的岗位。

政府开拓就业岗位。有些就业岗位涉及应对就业危机的就业政策。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出台了一些政策，如果企业经营不善，交不了各项社保时，企业可以延缓缴纳，对于部分社保可以申请、可以免除一部分社保费用。这样国家保住了这样的企业，也就是保住了就业岗位，其实国家不是想保那些民营企业，不是保那些经营不好的国企，实际上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就业，或者说不让失业率扩大。

再举一个例子，北京有一个困难就业者，已40岁了，他有一定的文化，原来是在公司中做白领的。家里人病了，没有办法，当然他也没有困难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他于是干脆辞职在加拿大照顾病人。但是长此以往这样也不行，我们的就业服务系统了解了他的情况，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琉璃厂，也是中国文化的地标，荣宝斋就是里面著名的一个大殿。琉璃厂是搞旅游和中国文化的，而这个人后来自己设计了一些佛珠，雕刻得也很不错，制作出来以后，通过上网和别的渠道进行销售。当时他还没有开业，我们的就业服务系统帮他牵线搭桥，帮着他宣传店铺，他把自己做的东西也放在网上，还没有开业就有了订单，他就把这个事情顺利地做了下来。

第四，促进民营企业的就业。国家为了发展民营企业，也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就业，因为肯定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不仅仅是为了就业，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的就业早就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而且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早就占了一半的江山了。现在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国家又出来了《新三十六条》，现在的政策非常宽松，就连军工生产，包括石油等能源，电力、金融，包括对国企的收购、兼并、重组等等。凡是所有的企业可以做的，它都可以做。国家在这方面的力度非常大。以前的《三十六条》也是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按道理说原来的政策也很好，但今年的力度又更大了。我想这里面概括来讲，主要是解决两大问题：（1）给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更多、更好的贷款；（2）民营企业获得了在很多行业和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准入权，这样就能大大的有利于扩大就业。

第五，对弱势群体的辅助。大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了解也很多。像我刚举的例子，看似是弱势群体，但事实上他还是有自己亮点的。之前我也说了，我们国家的就业政策其实已经形成了很多体系，现在只是不断地根据一些新的东西做一些补充。

第六，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就业服务。我们国家的就业体系是九十年代初提出的。当时是4个方面，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救济和劳务企业。现在又增加了职业资格认证，是针对技工技校的毕业生教育。还有创业服务，是解决创业者就业的一个平台，是今后开辟就业渠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

我们要从战略的角度看，怎么提高就业率和解决就业出路。假如你搞活一个创业或就业，他可能带动10—20个人就业。如果解决20个人的就业再就业，那难度就很大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就业的杠杆。从我们发展经济的角度，要解决好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90年代工人下岗了要创业，我们上海还出了一个“庄妈妈”净菜社。但是，最后在经营上不行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问题是创业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范畴，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中国本身的创业率太低；（2）我们的成功率可能会更低；（3）中国公司的长寿率或生存率也是非常低，国外的企业的生存率是7年多，我们的是2年多。这些要求我们解决创业，再进一步想到的经营问题，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和提供的更大的空间，我们的创业服务怎么又进一步介入真正的管理层面，这有待大家研究，有待同志们探索形成更多的经验。

第七，促进就业方面。从一个基本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提供各种条件，像资金、培训，还有政策的支持；这两点从我们的就业服务系统，有的地方也有专职的创业机构。但如何进一步再提高，从国家高度重视搞创业型的城市，现在搞100多个试点城市。下岗工人年龄大，层次低。就是原来的干部也是想创业做点事的，年龄大约在40—50岁之间。既然下岗了，他肯定还是要生存的，创业肯定是很多人的选择。

从理论上来说，创业条件好，实际负担相对较小的是大学生，但是积极性最差的也是大学生。所以，怎么解决大学生创业的问题非常重要，现在在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在这方面，解决大学生的创业有一套“5+1”的思路。“5”是什么呢？（1）要建立有关的管理机构、运营机构，所有的大学都应设立创业指导中心，至少要在就业中心里设立一个科、一个部，或社会上办创业园和孵化基地等等这样的机构。（2）资金。创业要解决资金。政府的、社会供给的、风险投资的等等，应该从多渠道争取。关键是要测算这些资金怎么运行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3）项目制。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关于下岗职工的、专家帮助对象。（4）比较普遍的创业教育。针对创业教育清华大学搞了四个层次。第一是所有人都听创业的课。第二是给有想法的人搞创业的讲座。第三是具体的项目制的辅导，就是想创业的指导和项目制的训练。第四就是直接的指导。创业的教育培训提高了素质。（5）长效机制。实际就是我们的政府或创业园有关的机构，对创业组织的跟踪帮助，叫“帮扶机构”，比如说帮助三年。

而“1”呢，就是要解决观念问题。举一个小的例子，演傻根的演员王宝强，现在是位大明星了。他就是从群众演员干起的，也没有多少文化，就是辛辛苦苦，就想进影视圈，他就去当群众演员，一天只有50元，弄不好雇主又打又骂。组织那些群众演员的穴头就像黑社会，你还得孝敬他们。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播音员叫赵普，他是保安出身。他在军队的广播站做播音员，后来就是靠自学，参加广播学院的考试并且入选。最后他在电视台打工，春节了也不回家，一直在寻找机会。他面试的时候，电视台叫他做剧务，觉得他素质还不错，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给他播音主持节目的机会。终于有一个节目要上没有人主持，他自告奋勇去试了下，结果一炮走红。所以说创业可能会很艰难，可能会时间很长久，关键就是解决大学生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八，利用全球化的契机促进就业。要扩大出口，积极地对外投资，拉动出国就业和国内的生产，以及国际商务服务。据教育部原来的计划，在若干年的时间里要培养100万个涉及国际商务服务的律师、国际会计、审计，精算师等方面的人才，根据人力资源部的有关研究表明，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国际商务人才，在五年里的缺口有300多万。如果把大学生都调整到这里，可以解决一大批失业。所以，就需要从政府及其工作机构，从企业、教育等各方面配合来，共同把我们中国的就业问题解决好。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了。以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上网搜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姚裕群。会有我的网址和电话，可以与我联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