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协调

资本账户开放在满足先决条件后，还需要在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协调相应的政策，从而降低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

7．3．1　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资本账户开放安排不当则有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也是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最严重的负效应。因此，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一国经济具有深远影响。

防范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制订稳健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金融监管、加强资本流动的监管等措施来实现。

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一国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存在直接关系。通常，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发展，会短视地选择高增长、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忽视了经济质量和社会成本，而且容易造成经济过热和金融泡沫，从而增加了金融脆弱性和金融风险，提高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因此，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保持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应该选择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金融部门是一个高风险部门，为了维护金融安全、减少金融风险并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必须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基本内容包括加强金融机构的预防性和日常性监管、强化金融安全制度建设及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涉及市场准入的管制、资本充足性管制、流动性要求、资产分散化、市场退出管制等。目前金融安全制度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两种。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存款性的金融机构按照存款的一定比例缴纳存款保障准备金，当金融机构面临经营困难或破产倒闭时可以向存款保险机构申请援助的一种金融保障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降低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提高储蓄者的信心。最后贷款人制度是指中央银行充当银行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保证银行在偿付出现困难时为其提供流动性，避免储蓄者出现恐慌，发生挤兑风险，防止银行破产或倒闭，保证银行的正常有效运行。但部分银行可能会出于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而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诱发银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状况与投资者的资产安全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稳定有直接关系。因此，必须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即对证券发行、证券上市、证券交易、证券交易所以及券商的监管，保证上市证券的质量、流通性以及证券交易的安全性，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防止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7．3．2　提高汇率浮动的灵活性

汇率制度的选择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实施过程中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新兴经济体需要采取可靠的汇率制度，以减少市场情绪波动造成的资本逆转或资本突然中止。Fischer（2001）提出，新兴经济体可以采用“两重法”的汇率制度——或者采取超固定的汇率制度，或者采取完全自由的汇率制度。^[4]虽然超固定的汇率制度可以避免产生货币风险，但这一制度并不可取。首先，现实中汇率并不可能实现完全固定，即使在货币发行局制度下汇率由法律决定，但在政府认为必要时仍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汇率；其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会产生“三元悖论”问题，当一国面临大量资本流入与流出时首先会实施对冲干预以维持汇率稳定。对冲干预会产生货币供给内生性，造成本国利率上升，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导致货币政策效力降低。另外，虽然固定汇率制度可以避免货币风险，但却容易引发外币借贷风险、违约风险等。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固定汇率制度是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风险较高，但汇率的日常波动范围比固定的且有调整的汇率制度低很多，而且货币风险的存在能够阻止投机性资本流入，并鼓励投资者进行外汇风险的有效管理。因此，当进行资本账户开放时，一些国家通常采取更加浮动的汇率以减少短期资本流入，而某些情况下还会根据资本流入的大小采用渐进式的汇率浮动方法。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将汇率维持在偏离汇率边界以内的范围，从而稳定市场预期。未来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提高汇率弹性，允许汇率在更大的范围内波动，而不必追求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首先，汇率弹性的扩大可以使投资的不确定性加大，从而降低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减缓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被动操作的冲击，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次，灵活的汇率约定和政策协调可以提高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效率。^[5]

7．3．3　实施恰当的资本管制

国家管制资本流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针对资本流入或资本流出的管制、针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动的管制、针对不同期限资本流动的管制以及针对特定部门的资本流动的管制。按照管制方法的不同，资本管制可以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方式的管制。资本管制的直接控制是指对资本流入进行直接管制，这种方式的管制效果明显，但是管制成本较高。资本管制的间接控制是指对资本流入征收“托宾税”或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这种方式的管制成本相对较小，但需要长期执行才能获得明显收益。

近几十年，一些国家实施的资本管制措施，通常是为了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问题，其中智利便是实施资本管制措施的一个典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期智利出现大量资本流入，1991年智利政府对短期债务流入提出20%的无息准备金要求。之后，投资者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漏洞，而智利政府在尝试提高准备金要求后并将其延伸至不同的资本流入类型。虽然智利的资本管制没有影响资本流入的总量，但却成功地改变了债务流入的期限结构，即由短期债务转变为长期债务。智利对资本流入的有效管制，可归因于政府的低腐败率以及敏捷的应对。

关于资本管制最近的例子应包括泰国与印度，他们试图管理由于外国资本流入造成的股票市场泡沫。2006年12月，泰国中央银行对短期证券投资组合流入征税，这一政策的宣布造成泰国主要股票价格指数日下跌15%。之后，泰国政府被迫取消这一政策。印度政府担心外国资本流入会引发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及卢比升值，于是在2007年5月和8月，政府限制特定企业的外部商业贷款，而企业却通过其他渠道掩盖外部贷款以规避这一管制。这些案例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资本管制被取消，那么再恢复实施将会对资产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政治上也会有很大的难度。这种资本管制的不可逆性意味着资本账户开放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

虽然从狭义上讲资本管制是有效的，但是也仍存在显著的成本。在智利的案例中，资本管制使小型贸易企业面临着明显的金融抑制，导致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因为他们难以发行长期债券。

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应配合实施有效的资本管制，这样可以防止经济表现不好时有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与资本突然中止。但是，目前中国的资本管制较多，尤其对金融体系的行政干预频繁、行政审批烦冗，这将阻碍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从而不利于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因此，中国应该一方面取消对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的投资管制，允许投资者在更广的范围以更自由的方式进行境外投资；另一方面，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动规模以及投资流向，防止短期资本流动的突然中止或撤退给中国金融体系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