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

本节将根据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不同衡量指标，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进行计算，以便更加直观、准确地认识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3．3．1　IMF的二元法

IMF编制的AREAER是最早对资本账户开放实行定性描述的衡量指标。在AREAER的总表中有一行记录了各成员国是否存在“对资本账户交易支付的管制”情况信息，并采用“0／1”二元法表示，若存在资本账户管制则记为变量0，否则记为变量1，相应地代表资本账户“封闭／开放”。1996年之前编制的AREAER包含了1976—1985年间的117个国家和1986—1995年间的137个国家的资本账户信息。1996年，IMF将资本账户交易管制细分为13项，即“对资本市场证券交易的管制”“对货币市场工具的管制”“对集合投资类证券的管制”“对衍生工具和其他交易工具的管制”“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工具”“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对直接投资清盘的管制”“对不动产交易的管制”“对私人资本流动的管制”“专用于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条款”“专用于机构投资者的条款”，并分别对各子项目做了说明，根据子项目中管制数量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存在管制。例如，若某一成员国的金融信贷不存在管制，且其他子项目中的管制数量不超过5项，就可以认为该国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

IMF的二元指标的优点是，其涵盖的样本国家多、时间区间长。不足之处是，其仅能界定一国资本账户为开放或封闭，而不能体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因此，除中国外，我们还选择了四大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地——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作为对比对象，以便横向观察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资本账户开放差异。表3．1是根据IMF编制的AREAER（2014）整理得出的2013年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资本账户交易各子项目的管制情况。^[5]

表3．1　2013年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

续表3．1

注：“·”表示该子项目存在管制；资料来源于IMF的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2014．

按照IMF的二元指标的界定标准，如果某一成员国的金融信贷不存在管制，且其他子项目中的管制数量不超过5项，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国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从表3．1可以看出，2013年中国的资本账户交易中除了商业信贷不存在管制外，其他子项目均存在管制，因此，可以认定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封闭的。

美国、英国的金融信贷虽然不存在管制，但其他存在管制的子项目数量超过5项，因此，美国、英国的资本账户也属于封闭的。而新加坡则相反，虽然其存在管制的子项目仅有4项，但其中包含金融信贷项目，故新加坡的资本账户也被认定为封闭的。只有中国香港地区完全符合IMF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界定标准，其金融信贷不存在管制，且其他存在管制的子项目数量仅有3项。若按资本账户交易中子项目的开放数量排序，即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英国＞美国＞中国。可见，与四个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地相比，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仍较低。

3．3．2　KAOPEN法

2008年，Chinn和Ito建立了KAOPEN指标，以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并于2015年进行了数据更新。KAOPEN指标包含1970—2013年间的182个国家的数据^[6]，并且同样也是根据IMF的AREAER二元变量信息进行计算的。对于1996年之前的数据，Chinn和Ito对外部账户的四个主要类型赋予虚拟变量k1，k2，k3，k4分别代表存在多边汇率、经常账户交易管制、资本账户交易管制和汇回出口收益的要求。1996年，AREAER的分类方法改变，将以上四种类型进一步细分，以更好地体现资本管制政策。对于变量k3，采用连续五年的平均值表示。由k1，t，k2，t，Sharek　3，k4，t构成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KAOPEN指标，其值越大表示一国的跨国资本交易越开放。因此，在各种衡量指标中，KAOPEN指标被认为是最好的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首先，KAOPEN指标构建的透明性高且易于更新以及涵盖的国家、时间范围广；其次，KAOPEN指标将k1，t，k2，t，k4，t纳入计算，而不仅仅只采用表示资本账户交易管制的变量k3，这样可以更加准确地刻画资本管制的程度。

根据Chinn和Ito的KAOPEN指标，将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数据描述在图3．1中。其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一直处于负值水平，与其他四个金融发达地区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相差较远，且1987—1992年间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受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影响。^[7]

图3．1　1984—2013年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

3．3．3　Volume法

Kraay（1998）根据贸易开放度的计算方法创建了金融开放度（Financial Openness）的衡量指标——Volume指标，通过计算实际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总量占GDP的比例来衡量金融开放度。

采用Volume指标方法对1985—2014年间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进行计算，其结果见表3．2。

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03—2007年间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明显提高，由26．79%增加至54．43%，达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最高点。这与前文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分析结论一致。而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大幅降低，到2011年重新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4年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达到50．61%，接近2007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最高点。

通过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整体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且提高幅度较显著。从国家间的横向比较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仍处于落后阶段，资本管制项目较多，资本账户开放有待进一步推进。

另外，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指标还有LMF指标、Share指标、CAPITAL指标及OECD指标等。LMF指标通过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资产及负债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并且其方法与Volume指标类似，均是通过计算一些经济总量指标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属于事实指标。Share指标依据AREAER对资本账户开放信息的定性描述计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年数，再除以样本时期的总年数，得到一个Share指标。尽管Share指标的计算方法简便，但却存在两点不足：其一，Share指标不能明确区分样本时期内的具体开放年份，例如，在同一样本时期内两国的Share指标都为0．5，但其开放年份可能为连续的年份，也可能为间断的年份。其二，Share指标是在二元法的基础上将一国视为完全封闭或完全开放而构建的，它只能描述一国在某一时期内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而不能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开放程度。Quinn（1997）根据AREAER对资本账户政策的定性描述，对资本账户进一步细化，并采用赋值法衡量资本账户开放度。他将资本账户交易分为两类：资本账户收入与资本账户支出，对于每种类型在0～2之间赋值，赋值的间隔长度为0．5。若赋值为0，则代表存在完全的资本管制，资本账户交易中的资本账户支出是完全禁止的；若赋值为2，则代表资本账户交易不受任何税收或管制的约束；中间值代表资本账户交易既存在管制又具有一定的自由，其中0．5代表存在数量或规则限制，1代表资本交易税收较重，1．5代表资本交易税收较轻。当赋值完成后，可将两种交易类型的赋值相加构成CAPITAL指标，其范围为0～4，值越大代表资本管制越少，大于2表示较为开放，小于2表示较为封闭。Quinn的CAPITAL指标为量化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尝试，但在研究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度时却具有局限性。Quinn的非OECD国家的数据截至1988年，而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未能完整地包括在内。^[8]OECD指标的计算方法与Share指标的计算方法类似，即计算某国在某一时期未实施管制的项目占11项管制项目的比例。该指标的数值范围为0～1，数值越高表示该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该指标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局限于OECD国家，且样本时间数量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