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自然性与人性的自然性

从古至今，关于人性，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如，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人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等等。“对人性的不同信念，通常反映在各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中。”^[37]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对人性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人性实质上是人在其活动过程中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动物所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指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三种关系中，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完整地表征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人。”^[38]也就是说，人性是人作为类存在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性，即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意识性的统一。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的统一结合才构成完整的人性。自然属性是人性的前提;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核心，是后天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意志，它影响人的活动状况。马克思的人性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而人性的根本是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自然性是社会化的自然性，人的意识性是凝聚了社会内容的意识性，所以人性是建立在人的社会活动基础上的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统一。消费是与人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此，研究消费与人的存在和发展关系，也必须将消费与人性联系起来，因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9]因此，人性是一切价值判断的最基本的标准。

一、人的自然属性与消费

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因而人具有自然性。人的自然性首先表现为人都拥有自然生命。“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40]其次，人的自然性是通过维持人的生命存在所必需的自然需要而表现出来的。自然需要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需要、生理需要。马克思在指出，吃、喝等行为，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由于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存在，决定了人对物质的需求即自然需要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它是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所必需的，是正当的，否认了它的存在，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的存在。“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41]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生前的伟大贡献时强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2]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通过物质消费来实现的，没有物质消费人类就无法生存。消费满足了人性中的自然性，给人提供了基本生存的保障。

人的自然性不同于动物的自然本能，它是以扬弃的形式从属于人的社会性的，现实的人的自然属性是已经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43]，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本能是和“人的其他活动”联系着的，受其他活动决定。

第一，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是由人的社会劳动所决定的。需要的对象是经过人的社会性的劳动实践加工改造的人化物、人工物，人们消费的是劳动成果，而且，新的需要也是在后天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人的自然需要满足过程的消费方式也具有社会性，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如同样是对于食物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却会不同，“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44]人类有悠久的饮食文化、酒文化等等都反映了人的自然消费需要满足过程中的社会性、文化性。

第三，现代，人的自然性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性。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的丰裕，大众生活在基本需要方面的匮乏状况已明显改变，能否生存的忧虑已经转变为怎样生存的问题。在马克思所预设的人们首先要衣食住的前提基础上，发展为人们要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想要什么的问题，这样，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转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范畴。因为人们获得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物质生产的、生物学的和经济学的问题，但是人们怎样满足这些需要，以及怎样经验这些需求与满足，则是社会、文化问题。

二、人的社会属性与消费

社会关系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在社会中产生、存在和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人发展了自身的群体性、合作性、归属性，“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45]所以，“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46]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但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物;人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但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存在、精神存在都要通过社会加以说明。强调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属性是马克思人性论最突出的特征。人的自然力不等于人的全部能力，而且自然力也是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在人的能动的社会劳动和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的消费活动绝不只是单个人的私事，人们“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须要发生关系。”^[47]每一个消费者通过消费所实现的劳动力再生产，既是社会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生产的始点。个人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消费环节，作为社会文化构成的一种现象，消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首先，人的消费过程形成、扩大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人的消费需要的满足，或者消费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体必须依赖自己，即把自己作为实现需要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把自己当作客体来对待，这是人对自己的需要，但是在需要的满足过程中，除了人对自己的需要以外，人还需要他人的协助和支持。在消费过程中人对他人的需要，其内在根据就是人的社会性。“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48]，人的需要的满足尽管首先依赖个人的实际行动，但是这种活动本身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在进行活动之时也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他的活动必然要依赖他人的活动。“如果不是全部需要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的需要，都是在他人在场的范围内得到满足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49]人对他人的需要和依赖，不仅是人在实现自己需要的过程中需要他人的援助和协作，而且更主要在于是人在他者实现他的需要的过程中，自己也必须提供相应的协助和支持，只有这种双向的需要和依赖才能使彼此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每个人消费的都不是自身直接创造的特殊产品，而是社会整体和他人创造的“一般产品”，因而个人的具体劳动产品就转化为抽象劳动产品、社会劳动产品，具有了社会性质。人们消费的一般的产品中包含了抽象的交换价值，人们的产品能够互相交换，通过交换，个人劳动产品就超越了个体活动的界限，成为社会总产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使个人活动在总体上形成了社会活动整体。

其次，人的消费行为必然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性。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总是社会消费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尽管可以采取非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必然受社会消费模式和消费习俗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实的消费行为总会对社会消费风习有所作用，会对他人的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诱导和示范作用。消费诱导和消费示范效应就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消费行为的互相关联性或彼此影响性，它本质上是榜样激励、典型示范和消费模仿的产物。“生活方面的模仿和消费支出方面的‘竞赛’确实存在。在社会中，文化和生活上相近的人们往往形成一个无形的‘圈子’，‘圈子’内的人有着相似的爱好和生活习惯，其消费方式是相互影响和‘看齐’。”^[50]所以，当一种消费方式为“圈子”里的一些人所提倡，从而在这一“圈子”里迅速传播，逐渐为大部分人所接受，于是形成一种消费风气。从众是人类消费行为的普遍现象，消费过程中的攀比现象，赶时髦心理，以及重体面讲排场，说明人们进行消费绝不只是在纯粹维持生命有机体的存续层面上展开的，它蕴涵着借消费来沟通人际关系，获得他人或社会认可赞同乃至羡慕的因素。

所以，人性中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消费的社会属性，同时，消费活动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消费的自然形式总是和消费的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任何的消费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用刀叉吃熟肉和用指甲、牙齿啃生肉，虽然都是解除了饥饿，但前者毕竟不同于后者，反映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社会关系。“工人购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的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51]

三、人的意识属性与消费

人的意识性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和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52]，人的意识性表明，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人有一个包括知、情、意在内的特殊的心理结构，有一个与外部客观世界不同的内部的“主观世界”，并由此产生了人的精神生活、精神需要和精神能力，产生了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或“自觉的能动性”。人的精神因素更离不开人的社会因素，它以社会活动为基础，以社会因素为中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意识的器官人脑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人的精神因素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的主体是社会的，在人的主体心理结构中，他的认识方式、情感方式、意志方式无不受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及其所受教育内容的影响，并由此造成反映内容的不同。精神的能动作用的实现也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物质的世界只能通过物质的力量来改造。精神、意识及其作用的实现过程，也就是精神、意识的“物化”过程。

人的意识反映人本身的消费需要，并由此把客体的规律和主体的需要结合起来，按照两个尺度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改造。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是盲目消极的活动，原因在于“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3]

人的意识属性使人们在进行消费活动时形成一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是消费的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设定的重要人性依据。人的意识使人成为能思维、有理性的能动的人，使人的活动具有了目的性，而目的是思维的产物。意识性的这种特点使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了价值定向性。“人类的活动，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是追求价值、实现价值的过程。不能取得或实现价值(无论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人类根本不会给自己提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了。追求价值作为人类活动的一般目的，直接决定着主体活动的指向性，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人的全部激情、意向和活动过程，无不服从经过选择了的价值目标。”^[54]

人们的消费活动不是本能的、盲目的、无意识的，人们对自己的消费活动和目标都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消费活动首先是消费者理性的活动，消费者首先是一个“理性人”，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往往首先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即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总是追求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最好的商品。不仅如此，消费过程也同时是在人的情感、意志的指挥下进行，在实践活动中，“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5]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有时不仅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自己心理的满足，如占有心理、炫耀心理、攀比心理、愉悦心理等。

一定的、经常性的消费期待、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消费观念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发生作用。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内在地包含着人们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理解、态度和选择。反过来，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在一定的消费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人们在不同的消费观念的指导下，会有不同的消费行为。

人的意识性为消费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消费依赖的是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人的意识性赋予消费以价值定向，为消费设定一定的价值目标。消费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以及直接导源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的其他消费的价值都离不开人的意识性，它们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通过消费活动也能够改造人的精神素质，使人们身心和谐地发展。

四、人性假定与消费观的选择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人性曾经作过各种各样的假定，这些人性假定对于人们选择不同的消费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关于人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等方面，所以在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方面，人们讨论的核心是节俭和奢侈与善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果假定人性是善的，人们就会倾向于节俭，如果假定人性是恶的，人们就会奢靡。也就是说，节俭是人性善的表现，奢侈是人性恶的表现。

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的人性说为主导，人性善的观点占据支配地位，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其实质是把封建专制制度所要求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本质。宋明理学的程朱理学讲的所谓天命之性，陆王心学讲的吾心良知，都是离开人的需要把封建道德说成人的本性，是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制造出来的。

在人性善的人性假定前提下，中国古代以提倡“崇俭黜奢”著称，思想家大多将节俭归之于善，将奢侈归之于恶。《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一观点把消费与人的欲望联系起来，节俭是大德，因为它使人寡欲，一切德行皆从节俭而来;奢侈是大恶，因为它使人多欲，所有恶行都从奢侈发端。先秦思想家墨子认为，节俭是圣人之所为，而淫佚是小人之所为，并断定“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他把节俭消费观念上升到人格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高度上。

中国古代对节俭的颂扬概括起来是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从个体层面分析，节俭能对各种自发的物质欲望进行节制，从而奠定道德自律的基础，而奢侈意味着纵欲，必将动摇道德人性的根基。物质欲望的节制，可以使人集中心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奢侈和纵欲，沉湎于声色之中，坚强意志和刚毅精神将荡然无存。从社会层面分析，节俭能造就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使社会稳定且具有凝聚力，国家能长治久安，而奢侈造成人心涣散、世风日下，家庭、民族和国家的道德纽带将被破坏。在国家机器运转中，在节俭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清廉，而在奢侈的温床上培育出来的是腐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清廉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推动力，而腐败则是国家尽失人心并导致灭亡的前奏曲。无论是儒家、道家、墨家都崇俭，崇俭构成了人性善的重要内容。

有人在讲人的本质时只看到人的生理需要，并且只看到人的生理需要可能引起的破坏作用，得出人性恶的结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有的需要和欲望会引起人们之间的争夺，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圣人必须制礼仪法度来改造人的本性，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也认为人的需要和欲望都是罪恶，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人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得救。

从人性恶的角度、人是利己的角度出发，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人都是有私欲的，人都有个人欲望，物质的、精神的欲望;人是趋乐避苦的，奢侈享乐是快乐的，勤俭、劳动是痛苦的;人追求私利，人是自私自利的;人推崇个人，人推崇个人的占有，主要是财富的占有。

西方近代历史上，人们也对奢俭和善恶的关系进行过讨论。英国18世纪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从资本的形成来看，节俭确实可以使资本增加，因此节俭是必要的，是善的。如果在有效需求的范围内，消费的暂时减少，有利于财富的增长，而且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当储蓄的增加超过了有效需求的范围时，仍然节俭则会减少消费需求，致使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以至于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样，节俭的善就可能成为妨碍经济增长的罪恶。“没有一个国家可能通过长期缩减消费来积累资本而成为富国。因为，这种储蓄积累超过了供给产品有效需求的程度。其中一部分储蓄积累很快就会丧失它的作用和价值，不再具有财富的特性”，“两个极端是明显的，因此，一定有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以最有利地促进财富的增长。”^[56]马尔萨斯实际上指出了节俭的界限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节俭是一种善，一旦超过这一限度，节俭的作用就会发生变化，变成一种罪恶。

英国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节俭的罪恶，侈糜的贡献”，蜜蜂的贪欲、虚荣反而促进了蜜蜂社会的繁荣强大，而蜜蜂的道德、满足，却导致了蜜蜂社会的贫困衰落。^[57]借此说明，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范围，致使产品供给过剩，减少财富的积累。增加社会财富的途径是增加消费，而不是限制奢侈和强行节俭。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提倡节俭还是提倡奢侈，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根据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确定的，节俭和奢侈本身并不反映人性的善恶。

性恶论者只看到人的吃、穿、住等生理、物质消费需要可能将人引向恶，于是就把人的需要和欲望说成是邪恶的。其实，人的消费需要和欲望是天然的，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它可能把人引向恶，去侵害别人，现代社会，人们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需要和欲望也可能把人引向创造性的劳动，人如果没有任何需要和欲望、要求，就不会有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否定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性恶论只能导致禁欲主义，阻碍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恩格斯说:“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我们说出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费尔巴哈根本“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58]列宁也指出:“一幅绝妙的历史图画:个人的情欲、活动等等的总和(‘到处是和我们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显露出黑格尔接近历史唯物主义。”^[59]恩格斯所讲的恶是对旧秩序的叛逆，“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旧日的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60]所谓恶的社会历史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善的社会历史作用。旧道德的恶是新道德的善，“道德上的恶”是历史意义上的善。正如货币的出现，它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可是莎士比亚却对金钱发出了诅咒:“金子，只这一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年变成少年版，懦夫变成勇士。”文学贬低的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货币，而是道德关系上的货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性是人作为类存在与动物相区别的人的特性即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意识性的统一。由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因而，在人性的有机系统内就形成或存在着不同的趋向和力，这些不同的趋向和力的作用形式通过人的需要而表现出来，在现实社会中，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方式、途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是善与恶产生的根源。

善与恶，是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而人的需要是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价值是以主体的内在尺度为特征的主客体关系，它取决于其中的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主体的生存、发展和完善具有肯定作用。而人性本身则是人的需要的内在依据，因此，人性是一切价值判断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标准。也就是我们不能对人性本身做出价值判断。相反，人的善恶的价值判断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即只要符合人性的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人性决定了人对物质的需求即自然需要，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种需要本身并不是恶，它是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所必须的，是正当的，否认了它的存在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的存在。但由于现实世界的匮乏状态和人的物质方式的制约，使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之间产生矛盾，如果采取不正当的途径或方式来满足这种自然需要，就产生了恶，但这种恶是人的行为之恶，而非人的需要之恶。因而我们说人性本身并没有善与恶的区别。人的行为表现为善还是恶，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节俭还是奢侈也是根据不同的生产力状况，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的，而与人们本性的善恶无关。

反过来，消费对人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合理的消费能够促进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的发展。人的需要的一定量满足，是人性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表现在消费在满足人的需求时，要有一个适度的原则。过分消费不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过分地压制人的消费需求，导致人格的畸变。封建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道德观扭曲了人性，为现代道德观念所摒弃。过分地奢靡消费使人无限地发展人性中物欲的方面。过分膨胀的物质欲望和过分地压抑人的消费需求都会导致人性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