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领域与自然必然性的领域

二、自由的领域与自然必然性的领域

于是，问题的核心之点在于，一种真正克服并扬弃上述基本对立的发展理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正像它在存在论的根基处彻底瓦解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一样，它在历史—实践的本质性上一度开展出对现代世界之资本原则的决定性批判。不难看出，这意味着对现代性本身——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构成它的两大基本支柱——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正是马克思的发展学说(其主体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具有如此这般的理论承当，因为正是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中，方始积极地开启出关于人类发展主题的全新境域。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得对:“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7]

然而，在对马克思思想的实际阐释过程中，却命运般地形成着某种历史性的遮蔽，以至于不仅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发展境域开始变得晦暗起来，而且马克思的学说本身也被分裂为某种片段，并且由这样的片段再现出我们上面所提及的那种基本对立。正像在一个极端上出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证主义理解一样，它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将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为某种单纯的价值因素、宗教因素或伦理因素。例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就曾依循实证主义的定向在“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主题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虽则这一立场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拒斥，但却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受到维护和攻击。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断言，马克思就像弗洛伊德之推重“利比多冲动”一样地崇拜“经济本能”;赖辛巴赫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由“经济史观”引申出来的经济决定论;而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则认定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一部单一的历史，即经济史，因而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8]

与这种立场相对立并作为其必然补充的是所谓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立场是特别属于20世纪的，并且特别地与当代人本主义的思潮相联系。卢卡奇和柯尔施几乎同时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发起攻击，把马克思主义主要地描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布洛赫根据“希望”这样一种本体论现象来确定马克思学说的意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地规定为与传统理论相对立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一路向上还看到了弗洛姆关于新人和新世界的倡议，但这种“空想韵味重到极点”的倡议明白无误地绽露出其浪漫主义的方向与性质，宜乎他本人终于要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梦想家”了。

在这样一种对立的解释框架中，马克思关于发展主题的基本立场将可能是怎样的呢?或者，它把整个人类发展实证主义地还原为或归约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或者，它只是为人类发展制订了一个与物质的经济增长全然无关的(甚至是对立的)理念，一个与世俗的生活世界全然分离的价值目标或宗教目标。由于这两端本身的对立性质，所以众多缺少深究的见解便含糊地游移在这两者之间，或声言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发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看法十分典型地出现在罗素的观点中。他既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纯粹经验主义的解释，认定马克思同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因而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真理成分;又断言马克思给他的学说加上了与其见解的基础几乎完全无关的哲学外衣，并包含着一种只能从有神论找到根据的宇宙乐观主义和圣奥古斯丁式的末世论(为此罗素甚至开列出一张详细的对照表，以便指示出马克思的学说与基督教神学体系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9]事实上，当罗素将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杂采各家的折衷体系”时，他只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片段折衷主义地掀入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对立框架中;而这种做法本身是与他对现代世界之发展主题的折衷主义观点相联系的。例如，罗素声称，有必要严格区分科学和科学的经济性应用——前者迄今是有利于人类幸福的，而后者的效果却未必是有益的;更加重要的是，那种在实际运行中起作用的“科学技术”已经变得全然不同于“科学的精神气质”了。因此，罗素的主张是:一方面不断发展科学，另一方面又不同时发展工业^[10];换言之，他把一种肯定的评价赋予科学，同时保留对其经济性应用(即工业)的批判。这种观点的折衷主义性质和浪漫主义方向几乎可以说是一望而知的(它使我们想起蒲鲁东之区分“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所以它立即就遭到了来自贝尔纳的讥评。^[11]

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根本不可能从属于上述基本对立的框架以及与之内在相关的折衷主义理解方案，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和开启的人类发展境域将如何才能得到真切的把握呢?为了能够较为便捷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先从简易的方面入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2]在这里，本质重要的观点是:正像唯物史观要求时刻区分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和人们借以意识到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一样，马克思要求在社会发展目标(或所谓“价值目标”)的理解上，把真正自由的领域设定在自然必然性领域的范围“之外”以及它的基础“之上”。

难道真正自由的领域乃在自然必然性领域——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范围之外吗?是的，正是如此，这也就是马克思通过“彼岸”一词所要特别强调的东西。在这里得到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而这正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始终无法理解的东西和永远通不过的区域。正像一个道地的守财奴不知道除了积攒金钱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乐趣一样，一个现代实证主义者不知道除了单纯的经济扩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的人类发展领域。诚然，人们也许会说，除了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宗教、艺术、哲学等“领域”也是存在着的;但是，这样的“领域”——作为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领域——难道有可能和马克思所谓“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一回事吗?如果它们果真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当我们在意识形态(即颠倒的虚假观念)领域内活动时，岂不是就已置身于真正的自由王国了吗?总而言之，马克思所说的真正自由的领域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者根本未曾看到(甚至无法想象)的领域，因为他们的视野完全局限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上。就此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而只需指出一点: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当作“经济决定论”来加以维护和攻击的观点，是以巨大的误解为前提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正像社会革命不单是由经济运动“自行造成”的一样，更高的社会目的及其实现，同样不仅仅意味着经济领域或物质领域的进步。如果发展问题仅只在于物质经济领域的无限扩张的话，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倒是最为理想的生产方式了，因为它正就意味着这种无限的扩张本身:“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3]一百多年以后，海德格尔用所谓“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来指证现代生活在物质领域中无限扩张的本质特征:“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后者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现代人由对象性的时代进入到“可订造性”(Bestellbarkeit)的时代。^[14]

既然马克思把自由王国设定在必然王国的“彼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不过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一种纯粹作为价值因素或宗教因素的乌托邦呢?如果说这样的名号对于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来说全体适用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却决非如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繁荣起来。在这里得到本质显现的，乃是关于发展主题的现实历史的原则。当代乐于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乌托邦理念论解释的人们恰恰非常严重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往往把马克思思想的意义仅仅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宗教”，一种“对我们有吸引力的道德预言”，并且致力于在其早期著作中去寻找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然而，即便是就《巴黎手稿》而言，把它仅仅解释为“道德激进主义”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当代道德激进主义根本不具备的现实历史原则，甚至在《手稿》中就已得到了积极的阐述。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感伤之泪”的嘲讽和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中，而且还表现为这样一个命题:“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5]很显然，这一观念在反对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同时，要求使社会目的的领会彻底拒斥浪漫主义的倒退方向。因此，比如说，当马克思指证自然科学和工业在现有的条件下直接完成着人的“非人化”时，他也立即要求理解自然科学如何通过工业而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工业的性质，亦即近代发展起来的经济的性质，是被历史地批判的，就像其意义又是被历史地肯定的一样。工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而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6]这意味着当代人类历史的真正发展——作为向着未来的筹划——必然是从现有的历史前提发源并获得其开展的:它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7]

正是现实的历史原则，成为马克思发展理论最主要、最根本的特征。这一原则决不意味着取消和放弃社会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意味着这种目的或取向在批判地展开自身时，一刻也不离开现实历史的基地。按照这一原则，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商品经济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而且特别地指证了资本的伟大历史作用及其文明的一面。^[18]事实上，没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批判家曾经像马克思那样，对于现代性支柱的作用和意义给予过如此高度的历史性评价。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不全然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但却必然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就此而言，我们完全不同意宾克利的下述说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抱过于悲观的看法，而对无阶级社会梦想中的人却抱过于乐观的看法。^[19]从理论的根本性质来看，这种缺陷恰恰属于那些完全缺失历史原则的学说，要把它归诸马克思却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