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呼唤价值理论创新

当前语境下的“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文章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新经济”概念提出以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国内外学者对于新经济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研究路线：

第一种路线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主要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是否真的脱离了菲利普斯曲线和消灭了经济周期概念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人们创造出‘新经济’这个词以标示无通胀持续经济增长与ICT领域的高投资和经济重组之间的联系”；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将新经济定义为经济实绩的非凡改进——包括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收入的不断提高、低失业率以及温和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相互促进的结果。第二种路线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研究，即对一些新兴行业的发展所做的展望和评述，主要集中于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产业。1997年3月31日《商业周刊》报道：1994年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7%来自高技术产业，1996年信息技术产业创造的产值已占美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3%。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 D.Nord-haus直接地将新经济称为新经济部门（New Economy Sectors）；Kelvin Kelly在1997年出版的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一书中，通篇所指的新经济就是网络经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甄炳禧将新经济定义为：“是在知识经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由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动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良性互动所导致的结构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新经济周期”为核心的“新经济”路线已经站不住脚，新经济已经主要指微观经济中新的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也在对宏观经济产生日益增大的影响。对新经济的认识主要包括知识经济、信息（网络）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

1.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的观点无疑是当下最热门、最主流的新经济观。自1989年到1996年，OECD等一些国际组织在“知识产业”、“智力资本”、“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和“智力经济”等概念基础上创意了“知识经济”的概念，OECD在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被认为是讨论知识的最重要文献之一。该文摘自OECD的一篇综合报告《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展望》，它所做的关于OECD成员国已经进入了知识与信息时代的论断，所定义的知识、知识经济的内涵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在此文献中，知识经济被定义为“直接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的基础之上的经济”。曾参与OECD知识经济课题研究的中国学者吴季松教授认为：“知识经济是在20世纪最后1/4时间内，在世界范围内萌芽并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改变了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第一生产要素，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生产目的的工业经济，代之以高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第一生产要素，追求人、自然和技术的协调发展，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因而，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投入和配置，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其中智力资源包括人才、信息、知识、技术、决策和管理方法，其最高的投入形式是创新活动。”主张知识经济的学者认为，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并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

彼德·德鲁克最先提及建立知识经济学，他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的“土地”）或者“劳动力”，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识；将知识运用于工作是未来主要的劳动形态；知识工作者将是主要的社会团体，它们的生产工具即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知识。德鲁克主张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知识是如何作为经济资源起作用的，解释经济增长、解释创新。德鲁克认为，继续将知识依附于传统经济学进行解释已经不行，建立专门的“知识经济学”时机已到，呼吁出现知识领域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从知识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看，还主要停留在概念阶段，获得的建设性成果不多。

对知识经济的质疑主要包括：叶险明认为，“如果判定‘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它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的提法能够成立的话，必须首先证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的发展能够创设出一种不同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并没有从根本性质上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机器生产机构”。知识经济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用的具体状态不取决于“知识经济”本身，而取决于多种社会因素对“知识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因素和环节的发展及对人和社会作用的结果，仅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真正实现”成为可能的。知识经济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不平衡的。刘敬鲁认为，“知识经济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关于人生的终极关怀、人存在的价值意义、人如何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类各种社会生活的终极目的等方面的知识，并不涉及人类的知识经济生产究竟为了什么这种方向性问题的知识。”“知识经济的以知识为本，无论如何并不完全等于以人为本，以知识经济的最佳运转为本并不完全等于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本。因为，知识经济的人文指向、价值指向，同样必须由人类发展的终极道德要求供给。”

2.信息经济

在对知识经济理论梳理中提到，许多研究将新经济的本质归因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直接将新经济定位为信息经济，有时也称为网络经济。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进行研究的主要文献包括，泰普斯科特的《数字经济蓝图：电子商务的勃兴》和《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以及约翰.索普的《信息悖论：信息技术的商业利益》等。从1998年开始，美国商务部连续3年出版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新兴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2000》三篇报告，对美国国内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和正在兴起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提供了大量全新的详细的实证和案例，认为美国正从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各国政府推出的信息经济基础设施的计划似乎为信息经济时代的提法增加了说服力：如美国从1993年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盟发展欧洲的“电子高速公路”、英国建设“现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英国信息高速公路”、新加坡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度等国也在积极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信息将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如冷民认为，“随着技术和信息成为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竞争力就需重新定义了。在新经济时代的今天，判断一家企业竞争力是高还是低，是否有价值，主要不是看它拥有多少机器设备与现金流量，而是要看它拥有多少技术和信息流量，特别是拥有多少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人才。同样，判断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高低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各种各样的物质财富生产的能力，而是人口的教育水准、拥有的知识存量以及创造的知识流量”。

有学者将“信息经济”进行了广义上的理解，即不限于信息技术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由此提出了“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1997年，INTEL前总裁GROVE提出了“争夺眼球”的概念：“一个用户就是一份资产，拥有的访问人数或者眼球数越多，就意味着企业的潜在利益渠道越广。”美国迈克尔说，“注意力经济”是一种远期资产。在信息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经济中，信息以爆炸方式增长，信息已经是一种充实的经济资源，稀缺的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即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注意程度。注意力经济，是以最小成本吸引客户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群体，获得未来的无形资本。注意力是企业在网络经济中把潜在购买力变现的前提和关键，是虚拟经济的“硬通货”。

对信息经济的主要批评是：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新经济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经济，信息经济只是的一个典型代表，除电子信息技术外，还应包括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

3.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的概念形成于英国。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下了定义，将创意产业界定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阿特金森（Atkinson）和科特（Court）1998年指出，美国新经济的本质是以知识及创意为本的经济，而创意经济则是新经济的核心和动力，发出了“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经济学家霍金斯（Howkins）在《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己的法律实体和管理机构，每一类都产生于保护不同种类的创造性产品的愿望。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Florida）在其《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经济日新月异，总体趋势是从建立在物质原材料基础之上的旧产业模式转变到创意经济模式。对于这个新的经济模式来说，人类的智力与想象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重要的不是单纯的科技或信息，而是人类的创意力”。理查德·E.凯夫斯（Richard E.Caves）在《创意产业经济学》中指出，“创意产业是提供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和玩具”，并认为，快乐在人均3000美元收入临界点之后，不再以效率为依据，而转以异质性、差异性、不可通约性、个性这些反效率的尺度为标准，这种反效率的尺度，是创意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我国学者金元浦认为，“创意产业”概念所强调的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

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瑞典、中国等纷纷推出了发展本国创意经济的产业政策，创意经济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重要。根据2001年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发表的《创意产业专题报告》（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Document），当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约为1125亿英镑，占GDP的5%，已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创意产业占总增加值（GVA）的8.2%；2002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成为英国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创意产业雇佣总人数为190万，成为雇佣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用就业和产出衡量，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2003年1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在“拓宽经济领域”的标题下，正式提出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香港市民的知识智慧、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灵活求变的能力，是发展创意产业的良好基础。除了加强支柱产业外，我们还将积极推动创意产业，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元素。”在中国，很多城市提出将文化创意经济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北京市将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互联网游戏研发、文化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作为6个创意经济中心；上海市在2005年启动了18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目标是和伦敦、纽约、东京站在一起，成为“国际创意产业中心”；2004年，国家网游动漫产业发展广州基地正式挂牌；湖南省以湖南卫视、湖南经视为首的电视广播方阵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大众娱乐的潮流，更是以传播渠道带动上游制作的创意产业链；三亚市以举办世界小姐总决赛、南方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等成为选美之都。

创意经济非常注重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注重文化艺术在经济增值中的作用。在很多文献中，创意经济也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实际上，创意经济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产业，它是适应新的产业形态而出现的创新概念，是对新经济形态的概括、总结和发展。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来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这种越界主要是面对第二产业的升级调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细分，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通过越界，寻找提升第二产业，融合第二、第三产业的新的增长点，第二产业要三产化、创意化、高端化、增值服务化，以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

4.体验经济

早在197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著作《未来的冲击》中写道：“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某些行业的革命扩展，使得它们独家产品不是粗制滥造的商品，甚至也不是一般性的服务，而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体验’”。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H.吉尔摩出版了《体验经济》一书，认为人类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农业经济（物品经济）、工业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作者认为，体验（experience）是一种创造难忘经历的活动，企业必须以服务为舞台，商业为道具，环境为布景，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活动。“一旦一个公司有意识的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其中，这种刚被命名的新的产出——体验就出现了，农产品是可以加工的，商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是难忘的”；体验经济包含着四大要素：第一，顾客成为演员；第二，客户全面体验；第三，体验自身极限；第四，体验客户稳固。其特征是企业由原来为消费者提供货品、制造商品的模式发展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最终与消费者实现共同体验的模式。在这个模式的演进过程中，“产消合一”将是企业追究的目标，企业借此实现消费者需求的更加贴近，借此实现自身品牌认知质量的提升、构筑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获得更高的品牌溢价。“体验”的重心就是以“参与”、“互动”的方式给顾客“难忘的体验”，真正实现以顾客为重心和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姜奇平在《体验经济——来自变革前沿的报告》一书中，进一步描述了体验经济的本质：“体验这个概念最闪光的意义在于，它是‘生产与消费合一’这种现象的经验描述。这是托夫勒总结的信息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念。它同时又是通向一个不同于工业市场的巨大信息市场的门户。”美国《时代》杂志曾预言，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专门提供休闲的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有一半的份额，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把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

从体验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看，余绪缨认为，“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有富裕的经济资源和时间，可用于满足非物质性的需求，即能较自由地进行感性化的体验消费，包括各种休闲性、审美性、娱乐性、享受性的消费，借以不断扩大生活空间，提高生活质量，最终达到感悟生命的真谛，进入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并认为，“体验消费”也可称之为是以文化产品作为消费对象的文化消费。文化产品是适应“体验经济”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的需要，把人的思想、情感、文化创意等融入到一定的物质载体中，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来体现其内含文化价值的产品。对于这一类产品来说，物质产品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突出凝聚在其中的“文化价值”，而非其物质价值本身。进入体验经济时代，“文化产品”在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是普遍存在的。此外，一些国内外学者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出发论述体验经济，“从社会总体上看，人们的需求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尊重的需要之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进入了‘自我实现’层次。因此，人们需要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消费来实现自我，于是，体验就成了服务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提供品，从而将人类带入了体验经济时代”。

体验经济的观点揭示了当前经济中某些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为新的价值创造提供了以“体验”为核心的生产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但体验经济的观点和创意经济的观点类似，都是从直觉上论述新经济，很难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新经济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经济规律。

5.新经济带来的理论挑战

关于新经济的表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世界经济出现了显著变化，一些新的经济特征是否已超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传统经典理论能否对新经济的出现给出合理的解释，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争论焦点。

在新经济时代，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主要包括：新经济的报酬递增问题。夏振坤认为：信息产业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大动摇了报酬递减的理由，出现了报酬递增的现象，其原因是信息产业的五大效应，即创新效应（信息时代技术更新加快，使得“递减”的技术不变条件几乎不存在，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地产生超额利润，从而使“递减”被冲销）、成本效应（在高科技为主体的信息时代，“边际成本”已成多余的了，厂商的全部成本就变成了一个“固定成本”）、垄断效应（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产业中的技术创新，往往呈现平台式的系统创新，形成垄断利润）、网络效应（网络越大，使用和继续加入的人就越多，市场呈一种正反馈的发展）、惯性效应（人们长期使用一种软件，就会形成惯性，增强了垄断）。总之，在信息产业中，由于平台创新、传统垄断和边际成本的消失，使得原来形成“报酬递减”的技术周期、自由竞争（利润平均化）几乎不存在了，这就是报酬递增的内在机理。新经济对经济理论的挑战还包括传统分工理论以及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的产生。亚当.斯密的理论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分工是朝着专业化愈来愈细的方向发展的，每个人变成知识技能愈来愈狭窄的“专家”。但信息化革命，出现了一些趋向相反的新情况：首先是“跨功能小组”的出现，由具备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协同工作、交叉繁殖，才能产生出新的设计和产品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其次是组织结构的平面化，在“交叉复式结构”下，取消了全部的中间管理层。再次是商业过程的重塑，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使得商业过程只需用少数人就可以更快地完成商业活动中多种作业和任务的整合；现代微观经济学在讨论市场结构时，一般都是从竞争程度或垄断程度上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4种基本市场结构，由于信息产品的特征和剧烈的技术竞争，实际形成了竞争性垄断市场的新格局。

理论界对传统经济学对新经济的解释能力提出了很大质疑，但仅仅是提出疑问，并没有解决问题，主流经济学仍认为目前的经济学体系能够解释新经济现象。夏皮罗（Shapiro）、范里安（Varian）合著的《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一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对新经济解释的鼎力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对新经济现象的解释是：信息产品生产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生产第一份信息产品的成本是非常高，但生产（复制）此后的产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必须根据顾客价值，而不是生产成本，来为信息产品定价。信息产业的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入门槛，但复制成本很低又会带来外部性，这些特点决定了电信、互联网这类新兴产业中能生存下来的企业不可能是简单生产的小作坊，大公司更具优势。作者详细列出了信息产品的定价策略、知识产权管理策略等。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新经济不足以颠覆传统经济理论，如尹伯成等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充其量只是旧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旧理论的否定和终结。”主流经济学总体上认为，旧经济和新经济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即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仍然是有效的，新经济充其量是“特殊”现象，完全可以在“一般”的经济模型之外，制定“特殊”的模型予以说明。

价值创新是新经济的核心问题，新经济的理论解释必须建立在价值理论创新基础之上。首先，新经济的产品生产方式、价值实现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经济之新首先是产品内涵的创新，即财富的内容与形式的变化，知识产品、信息、创意、体验等都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产品，其背后是价值体系的深刻变革：什么样的价值对顾客更“有用”，顾客为什么愿意为新经济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知识产权、品牌等为什么能够像资本一样具备寻租的能力，等等。其次，现有的主要价值理论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劳动价值论在解释新经济方面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产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与劳动直接挂钩，比如一个创意、一个点子就能获得巨大经济回报。要素价值论在新经济时代财富爆炸的现象面前也无能为力，大量的财富不仅限于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比如文化、体育、旅游、文物、传媒、信息等行业完全是围绕人的整个生活展开的，几乎一切生活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理论则是回避本质的研究方法，如果仅仅从供求决定价格的角度认识新经济下的价值创新，必将难以解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