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言论与思想自由是科技创新所必需的环境。黎巴嫩诗人纪伯伦（1883~1931）曾指出：“思想是空中的鸟，但在语言的牢笼中，只会展翅却不会飞翔。”试想，一个设置语言牢笼和文字狱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单调、乏味、僵化，久而久之，书同文、车同轨，怎能有持久的思想火花和创新浪潮？这样的社会怎能有文化的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民主政治体制打破语言的牢笼，社会成员可以对几乎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标新立异，甚至可以离经叛道，因为言论自由的实质，在于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丝毫不意味着所表达的东西是否“正确”或符合主流价值标准。于是，许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促进作用的理念和理论，便在语言的碰撞中产生。“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公司的力量》, 2010）民主政治体制尊重自由，给思想自由的天空，给行动自由的舞台，再加上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专利制度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燃料”,最终极大地推动技术创新。可以肯定地说，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每一项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和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发明与创造均出自“给思想自由的天空”的民主政治国家而与封建专制国家无缘。2005年，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90%左右的发明专利（徐冠华，2005）。此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签约、自愿协作、自主决策、自觉行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效率源泉，而民主政治给予并确保了经济效率所必需的几乎全部自由。按照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的说法，自由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2003年，人均国民收入6000美元以上国家中，自由的国家占80%,部分自由和不自由的国家分别占10% （Freedom House, 2003）。

民主政治确保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减少公共决策失误，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1800~1859）曾经说过：“议会中的记者区已经成为王国的第四等级。”也有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当代民主政治体制有四根支柱，即行政、立法、司法和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意味着大众媒体和公众有权对公共事务公开地发表意见。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1911~2004） 1982年5月在他的母校尤里卡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一个美国人与一个前苏联人争论两国的不同，美国人讲：‘你听着，在我们国家，我可以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并且可以用拳头敲着桌子讲：里根总统，我不喜欢你管理美国的方式。’前苏联人讲：‘我也可以做到。’美国人问：‘什么？’他回答：‘我可以走进克里姆林宫，进到勃涅日列夫的办公室，我可以捶着勃涅日列夫的办公桌说：主席先生，我不喜欢罗纳德·里根管理美国的方式。’”而美国总统肯尼迪（1917~1963）也说：“我们并不惧怕让美国人民知道不愉快的事实：外国的理念，异国的哲学和对手的价值观。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惧怕让其人民在公开的场合判断真理与谎言，那么，这个国家其实是惧怕他的人民。”新闻自由增加了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提高了滥权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强化了公共事务的舆论监督，提供了公共决策的论证平台，充分收集、展示和归纳民意并形成对公共决策的制约，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政治精英凭一时心血来潮或政治狂想而形成的冲动型公共决策及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冲击。

民主政治下的分权制衡营造和谐社会，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德国名相俾斯麦（1815~1898）有言：“世上有两物，爱好者不当去观察其制作过程。两物者，一为香肠，一为法律。”的确，民主政治下，经由选举和分权等对公共权力加以制衡，独立工会社团和罢工等对私人资本加以制衡，这两种制衡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权钱交易和公权力对法律和社会公理的践踏，以及避免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奴役，最终避免社会走向政治经济的极端。“如果不愿意贫富分化的内战发生，就应该把内战搞到议会中去，法院中去，而不是在大街上，广场上，不是在战火中，而是在争论中解决问题。美国独立战争是财产原因引起的，杰弗逊等人为，如果英国议会肯给予美国几个议席就不会发生革命。如果罗斯福不是把经济危机引起的矛盾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厅内解决，难免会有一场内战。”（陈永苗，2005）民主政治体制中，身强力壮的士兵在前方战场上刀光剑影保家卫国，专业尽责的议员在后方议会里唇枪舌剑护法维权，寻常百姓自然不用披挂上阵，社会少去许多摩擦和冲突。此外，民主政治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滥权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动荡，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般说来，提高长期生产力的产权制度需要至少三个条件：第一，“排他性”,即未经产权所有人同意或者法定程序并给予公平且预先的补偿，任何人不得攫取资产收益和干预资产运营，就是说，产权受到有效的保护；第二，“稳定性”,即产权关系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保个人拥有恒产；第三，“转让性”,即产权所有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愿意的条件和方式转让产权。民主政治制度有助于确保这三个基本条件。民主政治下的私有产权及其有效保护，确保稀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长期投资的增加，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是个稀缺的世界，稀缺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事关重大。然而，就人的天性而言，“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私有产权激励其所有人一方面理性地开发使用资源，另一方全力强化对资源的保护，正所谓“物尽其用、定纷止争”。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产权制度下，个人的收益同个人在工作和资产运营方面的效率紧密相连；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人们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增加长期性的智力与物质方面的投资，促进创新，使长期生产力得以提高。私有产权的长期经济效率是显著的：当今世界，压倒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高度民主自由且发达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则无一例外地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就那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言，其产权的私有化改革对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有着决定性的贡献。

在现代经济学里，政策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权威体制借助国家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项目推进力量可以大起，短期经济绩效可能较高，经济总量迅速增大，但其人治特征、决策机制的缺陷以及缺乏对资本和权力的机制性制衡，使财富分配恶化和社会公平受损，终难以避免大落，从而长期经济绩效可能较低。而民主政治体制由于决策和权力制衡而不能大起，其决策的低效率可能限制短期经济绩效的提高，但其法治特征和法治环境以及对资本和权力的机制性制衡，有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可以避免大落，从而确保长期经济绩效的提高，成为长期的赢家。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宪政规则的确立，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有人说，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人类社会通向天堂的梯子，而是阻止人类社会坠入地狱的顶门杠。国外的实践业已表明，民主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防御功能，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托克维尔（1805~1859）说：“在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转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曾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与荷兰公使的刘锡鸿（?~1891）,虽然极力反对洋务运动，但却也指出：“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2011年7月19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尼日利亚发表演讲。他指出：“我相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专制资本主义，长期中必将衰落，这种模式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当人们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富裕，就会提出合理的要求，要求获得与经济自由相称的政治自由，但是，这种模式不能对此做出反应。这种模式也不能提供投资所需要的信心和稳定。如果你要开办生意，你需要知道，你能信心满满地走进法庭，确保合同得以严格执行，也包括与政府对簿公堂。同时，你需要知道，你的财产不会被政府突然没收。而自由社会可以提供这种信心与稳定。因此，我坚信自由民主！”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长期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