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增长推进民主政治

经济增长意味着一个社会实际财富数量的增加。一般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即便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或者说社会成员之间出现相对财富数量差别的扩大，但是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产绝对量一般都会绝对地增加。伴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员收入和财产的增加，中产阶层或有产阶层会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

有产者或中产阶层有遏制公权以保护私产的强烈愿望。一般说来，人们保护自己所积累财产或守业的愿望与努力，丝毫不亚于积累财产或创业的努力。随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个人财产的增加，人们日益关注个人财产的安全，担心个人财产被非法侵占和剥夺，期待出现“茅屋虽破，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的法治局面。在民主法治水平较低的社会里，人们仔细观察和思考之后会发现，法律似乎只是限制和惩罚百姓彼此间的财产侵害，很少禁止官府侵夺百姓财产，换言之，财产在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只存在于私人个体之间而非私人与官府之间。私人财产往往面临“公共需要”、“整体利益”、“征用”、“没收”等等的威胁。当有产者发现了对于私人财产的真正威胁源于官府和公权力后，他们便极力推进或者至少赞成限制政府公权力来保护私人财产权的相关法律的出台。

类似《物权法》这样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出台之后，私人财产不仅成为了抵御公权侵害的理由，而且为个体抵御公权侵害提供了经济保障。路德维希·冯·米赛斯（1881~1973）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指出：“财产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干预控制的空间，限制了专制意愿施行的范围，它容许与政府权力相对立的力量能同时发展，它也因此成为所有那些能免于国家粗暴干涉的活动的基础。它是自由的种子自然生长的土壤，它也是个人自治以及最终物质与精神文明植根的沃土。”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思想家们就一直认为稳定的民主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曾十分肯定地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主义。”有产者或中产阶层有争取自由与政治权力的愿望与能力。有产阶层所接受的良好而系统的教育，使他们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去思考、探索相关复杂而专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他们摆脱了衣食之虞，从而有足够的时间与兴趣去关心并从事那些在尚为温饱生计苦苦挣扎的人们看来纯属“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纯属“吃饱撑着”的政治社会事务尤其是具有高度风险的政治活动，去追求社会归属和政治活动的快乐与光荣，去证明和诘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史学家黄仁宇（1918~2000）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类似一个“潜水艇三明治”,上面一片长面包是文官精英集团，下面一片长面包是大量的小自耕农，中间阶层不足，这种结构无法进化出现代制度。经济增长培育出日益强大的承上启下的中产阶层，有助于进化出现代制度。

杜光先生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发表文章指出：“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始终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所以，只有社会上的大量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经济发达、民生富足的江浙、湖广地区，是动摇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体制根基的“震源”,是颠覆封建王朝运动的后方基地。2012年1月19日《南方周末》“‘辛亥’观点”一文指出：“历史学家张朋园……关注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澄清了1643个立宪派人士的阶级背景：立宪派90%有传统士绅功名背景……很大部分人就读新式学堂或负笈海外，平均年龄43岁，大多富有。”即便是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袖们，细细考察其出身背景后会发现，大多数都属于有产阶级，更遑论资产阶级领袖们。试想，那些终日饥肠辘辘、吃了上顿没下顿、全身心被生计占据的人，怎可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们纵然“穷则思变”,大多也是期待有人开仓放粮或是自己揭竿而起劫富济贫。这些人主导的浩大运动，多是让天下变个姓氏而已，即“改朝换代”而非“革命变法”。

此外，在民主法治水平较低的社会里，由于缺乏对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的有效制衡机制，市场化初期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也会伴随滥用公权力寻租以及资本疯狂追逐利润的局面，出现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平正义不彰、社会关系紧张，等等。经济增长过程中暴露的这些问题，又迫使人们探寻其产生的根源以及治本之道。最终，思路必然又聚焦于制度层面。

经济增长播下自由民主的种子，提供了科思在《论民主》中所说的“民主的物质条件”,带动民主政治进程。

言念及此，我想到了美国学者查尔斯·K.罗利编著的《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一书，该书中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寓言：从前有一位“独裁君主”,尽管其国家资源富饶但却是一片凋敝。为增加财富，他便问计于一位智者。智者建议国王还人民做人的权利、释放其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出售矿山森林、促进交易、轻徭薄赋、建立法律保护各种权利哪怕这些权利有损自己的权力，等等，并要求要将新增财富的千分之一作为智者自己的咨询报酬。要君主放权，还索要千分之一的财富，君主大为不悦，但为了财富便依从照办。“独裁君主”于是成为给予臣民经济自由的“开明君主”。开明带来了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但富裕之后的臣民开始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也开始减少对君主的自然服从，甚至寻求用民主来取代他。“开明君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回到从前的压迫状态，要么走向根据民主原则形成的政府。但是，复辟代价太大，已无可能，最后只有顺从民意迈向民主。所以作者指出，所有的民主制度皆源于某种形式的专制独裁，而制度演变的逻辑是，从“压迫的专制”到“开明的专制”,从“开明的专制”再到“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