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机制对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调节

作用违纪违规、责任缺失和败德行为事件的频现，由此出现了社会公众和媒体对“问责风暴”的期待。2008年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年”，发生了多起高官被问责的事件，使社会公众开始将行政问责视为常态的政府治理方式。对非营利组织问责，不仅仅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情绪宣泄，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和舆论界对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促使非营利组织加强内部治理，使其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客观公允。2011年8月，民政部公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该指引是公益慈善领域第一个信息披露行业规则，这使社会公众看到了政府愿意承担责任的勇气和信心，以及政府在自身管制上的政治策略。2011年8月26日，首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是由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组织研发的一套对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监测和科学评价的指标体系，被形象地称为“城市爱心GDp”。该指标体系以慈善理论为基础，按照规模、结构、贡献、可持续性4项维度，从社会捐赠、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志愿服务、政府支持、慈善文化6个方面共30个指标，对各城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量。“首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涵盖了我国53个城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反映其在2008至2009年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水平。在安徽芜湖发布，标志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可量化监测评估时代。公开透明、客观公允的信息，对于提振社会公众的信心和激发社会公众的善心将产生积极意义。本节基于这一背景下，探讨信息披露机制对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调节作用，以期对非营利组织治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提供有益参考。

9.4.1研究假设

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关系能力是组织运营发展的应具备的关键能力之一。关系能力是企业通过与合作伙伴（政府、企业、个人等）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以降低成本，获取特定知识，建立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关系能力是指组织赢得顾客并满足顾客需求，进而创造连续性关系的能力。关系能力是具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供应链成员为了提升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而不断拓展彼此之间关系范围的一种渐进过程的结果，为组织间发挥协同效应奠定基础。内部能力塑造竞争优势，关系能力获取行为可以促进关联优势的形成，而关联优势又与特定的关系相联系，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组织之间只有保持既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不断深化发展合作关系，由关系能力带来的关联优势才有可能维系。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社会单元从拥有的关系网络中获得的现实或潜在资源。

关系能力影响因素包括知识共享、关系专用资产、资源互补、交易成本四个方面。通过组织间合作获取其他企业的技术和市场等知识，并在外部知识获取基础上，整合和应用内外部知识对持久竞争优势的获取有重要意义。资产的专用性是创造租金的必要条件，因而必须做一些特殊的或独特的事情来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如创建一些专门的可以与联盟伙伴的资产进行联合的资产，以此来寻求竞争优势，联盟伙伴对关系专用资产投资越多，获取关系能力越强，越能实现关系价值的增加。资源互补是通过战略联盟而实施的，战略联盟可以使组织间的资源相互结合，产生协同效应，较结合前更加稀缺和难以模仿，从而成为企业加入联盟网络的竞争优势。战略联盟使得企业获取在竞争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上，不容易获得的资产、资格和能力成为可能，尤其是专门知识和无形资产。组建联盟就是把它作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和交易成本的手段，但合作各方都有机会主义倾向，即自利性的经济属性，需要通过治理机制来监督。有效治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联盟伙伴的价值创造。以契约为基础的正式治理和以信任为核心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对于防范组织间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合作稳定性、促进知识转移等具有重要作用，并会提高组织的合作绩效。

关系能力获取行为是合作关系建立和网络结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由于关系是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而发展关系能力将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非营利组织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配送，强调个人奉献、成员互益等价值观念，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非分配约束性等重要特征。非营利组织是公益属性的组织，产权属于社会公众，组织运作资金主要源于资财者的捐赠，如何协调捐赠者、受益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之间互动的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的网络关系，使得关系能力在我国企业经营、灾后恢复、移民社会适应与融合、找工作、个人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为个体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已得到了验证。

组织关系能力越强，社会资本越广泛，获取资源和竞争能力越强。非营利组织通过关系能力获取资源时，权力、义务、责任的制衡是以契约和信任为基础的。由于合作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必须事先对各方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一定程度的契约可以使合作的责、权、利得到明确的界定，协调合作误会、冲突或争执，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减少自利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了组织间的合作意愿和效率。对非营利组织而言，由于特殊的产权属性和组织属性，契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完全履约，而更多依靠的是非正式契约形成的合作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契约）不需要法院根据看见的条款来执行，而是代之以合作和威胁，交流与策略这样一种特殊的平衡机制，关系契约中包含很强人格化因数，双方在长期合作出现的问题和冲突可以通过合作和其他补偿性技术来处理。随合作方的交往强度和频率的增加，会促使合作方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会提高组织绩效，特别在重视关系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可以提高财务绩效，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主要体现在运营状况、组织公信力、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有效的关系治理手段，可以产生关系治理剩余效应。向社会公众传递公开透明、客观公允的信息，加强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重点。但是，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与实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会随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对非营利组织监督更加严格，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非营利组织治理成本。良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以促使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充分、可靠、及时、公允，从而提高组织公信力、组织绩效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增强组织的关系能力，获取更多地资源，进一步创造价值，改善组织财务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组织关系能力与组织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2：信息披露机制与组织财务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

假设3：信息披露机制能够调节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且存在U型关系。

9.4.2研究设计

（1）研究框架

（2）变量测度

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各因素的测量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和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调整。除控制变量组织规模、组织年限外，其他变量的测量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计分的方法来度量。在确定正式问卷之前，对5家非营利组织进行了调研，以评估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并根据初测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订。

关系能力的量表包括知识共享、关系专用资产、资源互补、交易成本四个维度共12个题项。信息披露的量表参照Fombrun（2000）等学者的做法，包括3个题项：①与同行业相比，组织披露的信息及时、可靠；②与同行业相比，组织披露的信息内涵更丰富；③与同行业相比，组织披露的信息更公允、真实。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量表根据程昔武（2008）、张彪（2010）学者的研究，将财务绩效分为三个维度：反映运营状况的指标、组织公信力的指标、组织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其中，反映运营状况的指标由公益事业支出增长率、收入支出比率、行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构成；反映组织公信力的指标由政府项目资助增长率、募款增长率和捐款人数增长率构成，反映组织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由经费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净资产增长率构成（1）公益事业支出增长率=（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100%；（2）收入支出比率=本年度收入总额/本年度支出总额×100%；（3）行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本年度行政支出总额/本年度支出总额×100%；（4）政府项目资助增长率=（期末资助额－期初资助额）/期初资助额×100%；（5）募款增长率=（期末募款额－期初募款额）/期初募款额×100%；（6）经费增长率=（捐赠收入+会费收入+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100%；（7）捐款人数增长率=（期末捐款人数－期初捐款人数）/期初捐款人数×100%；（8）总资产增长率=（期末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初净资产×100%；（9）净资产增长率=（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初净资产×100%。

（3）样本和数据收集

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从浙江、江苏、上海、广东、陕西、山东、辽宁、宁夏八个省份展开调查研究。调查问卷通过邮寄、电子邮件和上门访问三种形式，共发放375份问卷，回收212份。本研究将问卷填满率低于95%的、问卷选项结果有75%以上相同的界定为无效，剔除这些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83份，有效率为48.8%（183/375）。

样本数据中，38.25%来自男性（有效问卷70人），61.75%来自女性（有效问卷113人），被调查者年龄、组织规模、组织年限描述性统计。

9.4.3数据分析与结果

（1）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样本中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首先，我们用SpSS计算了Cronbach ɑ值来衡量信度，各构念的ɑ值均超过了Nunnally（1978）所建议的0.7水平，说明测度具有良好的信度，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其次，我们采用方差轮换的方法对每个变量的题项进行了因子分析，检验了测量模型的建构效度，所有测量指标在其相关构念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2）分析与结果

我们采用阶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检验本文的假设。首先，检测了各自变量是否与其他自变量存在共线性问题，检测发现，容忍度值都远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均小于（远远小于1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阶层回归分析是“逐步依序”进行的回归分析，显示了假设检验的步骤及每步的检验结果。模型1展示了组织年限和组织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进入模型的回归结果，说明控制变量组织年限和组织规模是显著的。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关系能力、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平方项形成了模型2，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t=0.276，p＜001），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模型2中加入的信息披露平方项是为了检验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型2的回归结果中可知，信息披露平方项的系数为正数且显著（t=0185，p＜0.05），说明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因此，假设2得证。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关系能力与信息披露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数且显著（t=0.118，p＜0.01），说明信息披露能够调节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一步看关系能力与信息披露平方项的交叉项系数为正数且显著（t=0.139，p＜0.01），说明信息披露能够调节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并且是一种U型的调节关系，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对比模型2和模型1的解释能力增量△R2=0.358、模型3和模型2的解释能力增量△R2=0.002，说明当加入了信息披露后，整个模型的解释力有所提高。

从实证结果来看，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关系能力越强，社会资本越广泛，容易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竞争能力；信息披露机制与组织财务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信息披露机制由于要加大非营利组织治理成本，在一段时间内，会削弱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积极性，但是随着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更加严格，使非营利组织运作更加透明，将会增强利益相关者与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进而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信息披露机制能够调节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且存在U型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过高的信息披露机制和治理成本会削弱关系能力对财务绩效的积极效应，但达到某一临界时，信息披露反过来对非营利组织关系能力与财务绩效有正向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