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务信息披露重要性案例

本文认为，为顺利推进财政透明度需要着重考虑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是否有能力并有意愿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第二，公众是否有能力采取某些可以接受的方式(基于公共利益和互惠的目的)对政府公开的信息加以利用。在政府财政信息披露过程中，政府是信息的供应方，公众是信息的需求方，信息供求之间难免存在立场上的差异，财政透明“度”的度量过程中诸多问题都源于此。事实上，政府并不能也不愿意垄断财政信息，政府也需要同社会团体和公众通过一定的信息交换来实现公共治理。只是政府向公众披露的信息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才引起了财政透明度问题，换句话说，公众对可得财政信息的满足程度是对财政透明度的一种实质性刻画，这时的财政透明度显然是一种动态的评估。

本文从信息披露对象、范围、内容、具体化程度和方式等几个方面构建一个财政透明度分析框架，试图为财政信息披露作一个透明“度”的描述。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试图将从不同维度披露的财政信息分成不同的层次，分别代表不同的透明度。

以信息披露对象为例。财政透明度是表明一种信息公开的状态，强调的是政府向公众公开财政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理解，如果信息只是在政府内部流通并不能算作财政透明度的一种表现，但如果考虑政府内部的层次性，对不同阶层群体信息的披露也体现了不同的透明度。一般来说，财政信息的需求者分为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相应地，我们可以把信息披露对象分为三类，即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和公众，显然，面对不同的信息披露对象表现出不同的财政透明程度。

第一层次，只向政府部门披露信息。这相当于把政府当作“俱乐部”来看待，信息只在俱乐部内部流动，掌握相关的信息便成为俱乐部成员区别于局外人的标志。当然，俱乐部内部也有层级制度，只有俱乐部高层了解的信息同全体成员都了解的信息反映的信息透明程度是不一样的。随着信息从上到下地逐级披露，透明程度越高。

或者说这种信息披露方式只对内部是透明的，在实际操作中成本一般会很高，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政府对各种信息渠道进行严密控制，及对公务人员严格的纪律要求，最重要的还要承担信息泄露对政府带来信用影响的外部成本。

第二层次，向立法机构披露信息。这种信息披露状态是：信息除了在政府内部流通之外，还必须向立法机构披露。向立法机关披露信息的强制性要求加强了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体现了一定的透明度，但如果信息只流动到立法机构停止，则政府和立法机构有可能达成默契，把信息公开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砝码，最终危害公众利益。而且，立法机构的信息披露程度影响到财政透明度的最终实现。

第三层次，向公众披露信息。这是信息披露最接近透明的层次。信息是权力的来源，具有信息优势的主体掌握着实际有效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的范围和空间受到正式控制权Aghion和Tirole(1997)将权力划分为实际权力和正式权力，正式权力缘自法律和契约规定，实际权力以信息控制为基础。拥有信息优势，即便没有正式权力也可能拥有实际权力，因此，实际权力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控制权，即信息权力。的约束(AghionTirole，1997)。也就是说，实际权力与信息的分布相对称，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即使不具有法定权力也可能拥有有效的权力，因为那些具有法定正式控制权的人可能会遵从他们的建议。从这一点来看，政府信息的披露对象意义重大，公众只有拥有充分的信息才能切实保障自己国家主人的利益，从而有效监督政府行为。如果能实现政府对财政信息的非垄断性，保证任何公众可以不受地点、时间的限制查询需要的信息，这样的透明度无疑是最理想的。

具体化程度信息披露方式政府机关可视为保密立法机构较为透明，立法机构的透明度影响财政透明度的最终实现公众最透明，透明度的实现是以公众的评价为标准的政府一般性基金财政透明度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基金政府受托资金的信息披露体现了较高的财政透明度公共企业基金最透明，一般来说公众对政府经营性资金的关注程度弱于前两项收支信息财政透明度最基本要求资产负债信息较为透明，有助于公众了解政府财政的全貌绩效信息透明度更高层次，体现了政府行为的效率风险信息最透明，高风险信息可能影响到公众对政府决策的认同信息披露越具体透明度越高书面文件不方便公众获得信息，透明度较低广播媒体较透明，信息传递更迅速网络最透明，通过网络可以使公众最方便得到需要的财政信息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对每一个维度的财政信息都尽量分层次划分，对难以体现层次的信息披露也尽量用可理解的方式来加以识别。形成以下的一个财政透明度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下，我们力图使透明度作为一个可识别的体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