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的税收归宿与转嫁理论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理论界居于支配地位，并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着巨大影响。他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利用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论证了市场自由竞争对消费者的好处，以后庇古利用这一概念作为基础，创立了福利经济学。

他还把人的动机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欲望；一类是避免牺牲。人们的经济行为无不是由满足欲望和避免牺牲这类心理动机所支配的。这些动机的力量虽然无法用同一尺度直接衡量，但可以通过货币来间接测定，即能用一个人得到满足而宁愿支付的一定数量的货币额来表示。

尽管马歇尔未明确提出税收转嫁与归宿的理论，他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马歇尔的解释，除土地外，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是可变的，其供给价格从长期来说是由其生产成本决定的。马歇尔认为，在现代复杂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不存在一个一般的工资率和一般的劳动供给价格。劳动以生产技术的不同要求分为若干种类，每一种劳动均有自己的供给价格。这一供给价格是由“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所用的成本决定的”。这不仅包括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而且还包括可能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动的习惯必需品。对每一种劳动而言，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供给价格和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需求价格的均衡点，便是该种劳动的正常工资率，也就是它在国民经济中应得的份额。不难看出，马歇尔关于劳动的供给价格的论述，与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用工资率没有本质的差别。

马歇尔在谈到垄断价格时，他提出：“对垄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不会使生产减少，和垄断纯收入成比例的税也不会使生产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征税，就会使生产减少。”因为对垄断收入征税，虽然会使收入减少，但这种变动将不会使垄断者来改变它的生产方针。而与产量成比例的税将使垄断者减少它的产量并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减少它的费用，因此，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额因产量减少而增加。此外，如果征税前的纯收入并不多，那么垄断者可能会因为大大缩减生产额而获利，因此，在这样的场合下这种变动多半会使生产锐减而价格提高。这样，税收其实转嫁给了垄断产品的消费者。

马歇尔常常用税收的变化来说明价值问题，特别是用税收来说明资本的自然收益率是如何取决于时间的长短的。他认为，一定量的股票或机器所能取得的收益具有准租金的性质，对其课税如同对土地租金的课税一样，是不能被转嫁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税收增加了资本的成本，供给是可变的，资本收益就不再类似于土地租金，而是保持不变，这就是长期和短期的区别。强调长期与短期调整的区别，并以此来说明税收转嫁与否是马歇尔在税负归宿分析方面的主要贡献。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七”中，他详细论述了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马歇尔对地方税的归宿很关心，他认为，地方税的最后征税范围要看居民是否流动，要看有偿税还是无偿税，因为两者的不同会造成归宿有很大的不同，条件的剧变使准确的预见成为不可能。马歇尔还区分了“重税”和“利税”。重税是指对财产所有者无利的税，利税则是用于公共服务改进的税收。他指出，这两种税的净差额会带来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尽管这种流动并不是很明显。他还以建筑业为例指出，在不同的征税方式下税负的归宿会有所不同。

马歇尔接下来分析了一些地方税的转嫁与归宿问题。他指出，对印刷业征收的地方税和征收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转移的部分转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那些主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要付相当高的印刷费，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所剩下的人在当地就业只能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而后止，有些印刷机构转向别的工业部门。对不动产所征收的一般地方税在某些方面却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对印刷业征收地方税那样。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税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上，否则他们也许会离开。

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偿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负担；如事先不知道，则由承租人负担。在同样相宜的两所房子中，住户将对位置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的特殊利益的年金。这笔款项中一部分充作租，一部分充作税。因此，地基价值的无偿税有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的趋势。而且这种税如能加以准确估计的话，将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人）对建筑物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偿的地方税在长期内是由住户支付的，但对他来说不是真正的负担，“在长期内”这个条件很重要。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偿税（全国统一）主要由住户负担。特别重的地方无偿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征收，也大部分为所有者（或承租人）所支付。

对建筑价值所征收的税如果遍及全国，则他们不能改变有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商或其他人对好的地基支付高额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缩小建筑用地的面积，则它们的确会降低建筑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这方面影响是很小的，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税不由地主负担的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倘若建筑商估计到这种税，他们可以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计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种房子，它能给他正常利润，而由住户纳税。在长期内，建筑价值税落在住户身上。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产之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福利的增进大于它的成本定价，当然不能驱逐住户。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由住户支付，但对他不是一种真正的负担。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户负担。任何额外负担都会使他们迁移至别处，所迁移的人数足以减少对该地方建筑物的需求，直到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负担而后止。因此，建筑商如能预料将来，势必从他们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

再论农业税。农村中的竞争不如城市中那样激烈，但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场基本建设的投资是有伸缩性的，往往由于环境的压迫而有所改变，这种调整模糊了农业税的归宿。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说法，即如果农场竞争激烈，那么农场主将支付他和地主所应负担的农业税部分，否则，地主将负担全部农业税。

但是农村居民所负担的无偿税也许比想象的要少些。他们因公安的改善和通行税的废除而获得了利益，并且越来越享有附近城市的税所带来的种种利益，而且这些税他们并没有出一臂之力，且一般比他们自己的税要高得多。农业税占农场主纯收入的很大比例；在无偿的农业税急剧增加的那些场合，它的负担往往过重。如已经指出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无偿税比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般无偿税对当地地主和农场主的压迫似乎更加严重。

因此，马歇尔提出以下建议：关于旧税，骤然改变纳税人似乎是要不得的。但是新税，在可能便利的情况下，应该向它的最后负担者加以征收；除非像所得税那样，向租户征税时，说明他将从它的租金中加以扣除。

城乡都一样，除原来的土地税外，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征收不动产税，再辅以地方当局所征收的一些地方捐。住宅税应禁止，除非要用它来征集像养老金那种巨额经费，主要的税率可以像现在的住宅税所划分的等级。不过对一般的住宅要低些，而对很大的住宅要高些。因为在一个人对租税的征收和使用有权投票表决的情况下，他完全不负担租税是不妥当的。

19世纪后半期边际主义的兴起，对税收转嫁与归宿理论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第一个作出杰出贡献的当推福莱明·简金，他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因征税而发生位移来分析税负归宿。在征收从量税的情况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动显示出税收负担如何在买者和卖者之间分担，从而清楚地知道他们各自应付的税额，不仅如此，因征税而给消费者和生产商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也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税收转嫁与归宿的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地承认和使用。

如果说福莱明·简金是在局部均衡模型中分析税负归宿理论的人，那么瓦尔拉斯（Walras, 1834—1910）则是第一个将边际分析运用于一般均衡模型的人。瓦尔拉斯认为，要从所有要素和产品价格的依存性来分析税负归宿问题。瓦尔拉斯分别考察了对三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课税以及对产品课税。对资本收入课税即是对利息的课税，他认为其归宿将取决于储蓄对税收所作的反应，也就是说税负归宿是不确定的。类似地，对劳动课税的归宿取决于劳动供给所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也是不确定的。瓦尔拉斯还特别注意到对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课征税收的情况，如对房屋的租金收入课税。他指出，这会使房产业的资本减少，从而使租金上涨，结果承租人负担税收。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对房屋租金的课税类似于对消费品的课税，至少部分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这件事就可以发现部分税负是由资本家承担的。由于以前被用于建房的一部分资本品转移到其他各种用途中去，资本的一般收益率就会下降，这种下降将会影响包括房屋所有者在内的所有资本家，并且有利于包括租房者在内的所有消费者。因此，人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在怎样的程度上，消费者由于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所得到的利益可以抵消住房租金上涨所造成的损失。”^〔16〕在这里，瓦尔拉斯已清楚地意识到税收对净资本收益的抑制性影响，以及它是如何扩散到所有其他的资本中去的。瓦尔拉斯还考察了产品税的归宿问题。他指出，这种税的归宿最终将部分由购买这一产品的消费者承担，部分由为生产此产品提供服务的要素所有者承担。至于两者之间分担的税额的大小，则要视特定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状况，那将是非常复杂的。尽管瓦尔拉斯没有再进一步具体、深入地分析下去，但这种税负归宿的研究方法已完整地提供出来了，后人只是在瓦尔拉斯的分析框架下具体地深化。

埃奇沃斯也是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税负归宿理论家。他首先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假定，如固定供给与可变供给、要素用途的可流动性与固定性、成本递增与成本递减等。在此基础上，他将各种不同的假定组合起来，系统性地阐述了产品税的归宿问题。他还特别分析了一种特殊情形，即对头等舱票价课税会使得头等舱和三等舱的票价同时下跌，这就是著名的“埃奇沃斯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