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与激励理论

第四节　　税收竞争与激励理论

一、税收竞争理论溯源

一般认为，西方税收竞争理论的起源是1956年蒂布特⁽⁶⁾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6年10月)上发表《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关于地方公共产品和辖区竞争的讨论，在这一篇论文中，蒂布特提出了所谓的“蒂布特模型”。蒂布特的研究工作是在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对公共经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因而，与私人部门相比，在公共部门中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并没有实现最优配置。而蒂布特认为，只要人们在足够多的社区自由流动，用市场机制解决公共产品的供应的“市场解”是存在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来选择那些公共服务和税的最佳组合的社区来居住，人们充分流动的“用脚投票”机制可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

(一)蒂布特模型的基本含义

蒂布特针对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关于在公共部门不能资源优化配置的观点，对联邦政府的开支是适用的，但并不适用地方政府的开支，而且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所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作为消费者和投票人双重身份的人的偏好排序机制，显然，在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看来，如果政府能确定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然后依据消费者偏好排序，就能对消费者收取相应的税收，依靠这样的收入—支出机制，那么，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相应的税收都能确定下来。但是，在蒂布特看来，没有能够使作为消费者和投票人双重身份的人表明自己真实偏好的机制，因为人们存在“免费搭车”心理，即在实际生活中双重身份的人故意瞒报自己的真实偏好，以便既能够享受公共产品又可以少纳税。蒂布特认为，人们显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是通过政治决策来完成的，但并不能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按照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推理逻辑，关键是找到消费者真实的偏好序列，而在蒂布特看来，上述问题的解仅仅是概念上，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

为此，蒂布特把消费者的偏好分成两类:一类是消费者对中央政府提供的纯公共产品的偏好;一类是消费者对地方政府提供的纯公共产品的偏好。在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上，消费者的偏好比较固定而且基本是相同的;而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上，在给定收入—支出模式后，消费者就可以迁入那些地方政府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组合的社区居住，只要地方政府存在足够多，不同社区的差异越大，消费者就能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偏好。这就是所谓的蒂布特模型。

可见，蒂布特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只要消费者——投票者可以在“行政管辖区”当中进行选择，就存在一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机制——流动性。消费者迁往具有他偏好的地方服务水平的行政区，也就同时显示出他的偏好，并在他的需求曲线上停下来。只要有足够多样的行政区，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有(或者至少接近)它们的需求曲线。

蒂布特认为，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会使它们有效地生产和提供人民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他指出，人们之间偏好的不同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制约着地方政府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如果有许多地方和相应的地方政府，且每一地方分别提供的公共产品最适合他的需求偏好。他就会选择前去那个地方居住。通过这种“以足投票”，表明了人们对某些公共产品的消费偏好。人们“以足来投票”，选择那些公共服务和税的组合最符合其心愿的地区来居住。

居民以选择居住社区来满足他对公共产品的需要，并为公共服务支付税款。当均衡已经达到时，人们以他们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为依据，分布在不同的社区。每个人都得到了他自由满意的公共物品量，不能因搬迁而增加其福利。否则，个人是会搬迁的。因为，这一均衡是帕累托效率的均衡。

蒂布特认为，人们在不同管辖区之间的流动能力，使一个类似市场的解决公共产品供应产生了。人们“以足来投票”，选哪些公共服务和税的组合最符合其心愿的地区为居住地。大体上，和人们在私人市场上购买私人物品一样，他选择居住社区来满足他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为公共产品支付税款。当均衡达到时，人们以他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为依据，分布在不同的社区。每个人都得到了他自己满意的公共产品，不能因搬迁而增加其福利，否则，个人是会搬迁的。因此，这一均衡是帕累托效率的均衡，不存在“市场缺陷”，因而也不需要以政府来实现经济效率。

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观点，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是因为市场无法迫使人们表露其对公共物品的真正偏好，每个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通常的结论是，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是需要的。

(二)蒂布特模型的前提条件

蒂布特认识到，要实现他所提出的假设，必须满足一组条件，社区内公共产品的配置仍然是低限率的，满足蒂布特模型的前提条件是:

第一，假定消费者有充分的流动性。每个人都可以不费分文地迁入那些公共物品的组合最使他满意的社区去定居。一个人的就业地点对他的居住点没有限制性影响，也不影响其收入水平。满足这个条件，可以最好地显示消费者能够选择他所既定偏好的社区居住。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产生外部效应。如果产生外部效应的话，社区间的资源配置将是低效率或没有效率的。这个条件保证地方政府配置的公共产品仅是辖区内的居民享受，而且所配置的公共产品恰好是该社区所偏好的。

第三，消费者充分了解每个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必须交纳的税。这一条件意味着消费者充分了解信息，可以对不同社区进行比较，消费者可以选择最适合他的社区居住。

第四，社区数目很多，每一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要而进行选择。

第五，假定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不变，这意味着，如果公共服务数量增加一倍，总成本也将增加一倍。此外，公共物品的技术状况是这样:如果居民人数增加一倍，公共产品的供应量也必须增加一倍。要了解为什么蒂布特均衡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是有效率的，可以设想，公共产品的单位成本随供应量增加而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独立营运的社区，可能无法享受规模经济的情况。

第六，假定以比例财产税为公共物品的筹资，但税率在社区间可以不同。假定以人头税筹资。财产课税的假定较为接近现实，布鲁斯·W·汉密尔顿(Bruce·W·Hamilton，1975年)在一个简单但极端的模型里注意到，仔细利用分区控制和建筑物控制可以消除无票乘车。财产税，配合以适当的分区，变成一种总额税，或者更好是变成一种价格，以及它所具有的一种效率特征。一个富裕行政区的公民们，在确知分区的法律会保护他们不受无票乘车者侵犯时，可以安全地向他们自己征收足以资助他们要求的公共服务的赋税。一次总付税(Lump Sum Taxes)，其数量固定而且具有以下特性:纳税人的任何行动(除了移居国外或自杀)都不能改变他或她的义务。一次总付税的一个例子是人头税。一次总付税在理论研究中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头税是其仅有的可行的形式。由于人头税不能在实际上与支付能力相匹配或不能在一次总付的性质下用来实现财富收入的再分配。它们充其量是一个参照物，依据它们可以测度通常遇到发次于最优的税收。

第七，社区可以实施排他性分区法——禁止土地派作某些用途的法律。具体说，可以规定修建任何房屋的面积不得小于某个最低水平。要理解为什么这一假设条件很关键，回忆一下，在蒂布特均衡中，社区是以其成员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为依据划分的。如果收入与公共产品的需求呈正相关，社区将以收入多寡而划分。在高收入社区，财产价值的水平可能较高。因此，社区能以相对较低的财产税率为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筹资。如果不实行排他性分区法，低收入家庭就愿意迁入富裕地区，并建造相对小的房屋。由于税率低，因而，低收入家庭在纳税义务较小的情况下，能享受较多的公共物品。随着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了解到这一点，并迁入该地区，该社区家庭的平均税基明显下降。这就必须提供税率，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更多公共产品筹资。

假定人口是高度流动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富人会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他们可以迁往其他地区。但有什么东西去阻止穷人跟着他们也迁移过去吗?除了对人口流动采取限制措施外，没有其他办法。显然，有可能在蒂布特模型中形成一个追逐“音乐郊区”的局面。排他性分区法，是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和维持稳定的帕累托效率均衡的一个方法。

二、税收竞争基本原理

(一)税收竞争的含义

西方税收竞争理论的发展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研究一个国家内部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其二是研究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因此，我们在这里先分析税收竞争的含义，然后对一个国家内部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和国家间的税收竞争进行研究。

关于什么是税收竞争?国内学者⁽⁷⁾近些年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在此考察西方学者对税收竞争的理解，Simon James⁽⁸⁾认为，税收竞争是指不同的税收管理者鼓励个人和企业到自己的管辖范围所引起的竞争。Wilson和Wildasin⁽⁹⁾认为，税收竞争是独立政府制定的任何形式的非合作性税收行为。日本学者谷口和繁⁽¹⁰⁾认为，税收竞争不仅包括一般避税地国家和地区的所得税减免，而且包括以特定产业、特定交易形式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措施。欧盟对税收竞争有两种理解:一是旨在吸引证券投资，尤其是个人有息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对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课征较低或不征预提税，以及不向目的国税务当局提供此类支付的信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较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给外国投资者投资于该国而非其他国家。

可见，税收竞争是指一级政府采用财政税收手段吸引本地区以外的税源流入本地区，或以各种措施向外部转移税收成本的政府自利行为。从范围上，税收竞争可以分为国际税收竞争和一国内部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资本国家间的流动是国家间税收竞争的一个主要缘由。也可以说，税收竞争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流动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和竞争的行为。

从人们对税收竞争的理解来看，对税收竞争的实质并不存在多大认识上的差异，之所以西方学者对税收竞争的含义理解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对税收竞争问题研究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西方学者们对税收竞争的理解不存在本质的不同。所以，可以把税收竞争的含义理解为各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流动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和竞争的行为。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税收竞争源于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也即当今西方国家实行的财政联邦主义。所谓财政联邦主义即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划分及其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它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支关系如何确定?财政体制的建立怎样有利于充分体现财政配置、分配和稳定职能?如何使财政体制的运行更加有效。

税收竞争源于一国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由于一国范围内存在众多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尽可能地提供符合当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它要的税制安排上与其他地方政府展开竞争，从国际上看，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税制改革作为提高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这就形成了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例如，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按照蒂布特模型，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改善地方公共部门资源的配置效率。按照税收竞争模型，过度的税收竞争会使财政让利于资本，使财政弱化。

(二)税收竞争分类

所谓税收竞争分类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税收竞争划分不同的类别。一般而言，税收竞争分类有以下几种:

1.从空间上划分，可把税收竞争分为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

横向税收竞争既可以指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这就是所谓国际税收竞争;也可以指同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地域的同一级别的政府之间而展开的税收竞争。纵向税收竞争则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主要表现为某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另一级别政府的税收收入产生的影响。

2.从效果上划分，可把税收竞争分为有益税收竞争和有害税收竞争

有益税收竞争是指税收竞争的当事方都可以从竞争中收益而不造成任何一方的利益损失，只要是竞争当事方能够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在不损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增进自身的利益，都应当看作是一种有益的税收竞争，有益的税收竞争必须是适度的税收竞争。有害税收竞争是指税收竞争的效果造成了对国家间正常的贸易条件被破坏、一国的投资和融资环境恶化使得投资决策扭曲及对国家税基的侵蚀。

3.从性质上划分，可分为制度内的合法竞争和制度外的非法竞争

从税收竞争的本质上讲，税收竞争应该是一种制度性和公开性的竞争，竞争应当公平、公开中进行。所以，制度内的合法竞争应当是竞争的当事方在预先制订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竞争，竞争是公开透明的。制度外的非法竞争是指竞争的一方以隐秘的形式采取一些税收手段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并没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也没有明确告知竞争的另一方，形成了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这种不正当的税收竞争，破坏了正常竞争的环境，违背了税收的基本原则。

(三)国内税收竞争的缘由

从理论上看，蒂布特模型的建立开创了税收竞争研究的先河，但税收竞争应当源自政府财政竞争，而政府财政竞争的产生是由财政分权引起的。当今世界，分权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分权一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财政分权，则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和事权，允许其自主决定财政经济事务，并行使财政管理权。实践表明，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激励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度竞争，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如果财政分权不合理，地方政府之间就会产生过度竞争，这不仅会阻碍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会带来资源的重复配置，造成人、财、物的浪费。

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呢?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么两种极端的情况:一个是一级政府控制一个国家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另一个是每个地方政府在管辖区域内完全自治。人们把前一种情况称为高度集权的体制;后一种情况叫做高度分权的体制。显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极端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种体制比另一种体制更为集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是介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政府体，在两极之间，如果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有较大管辖区域的政府手中，就意味着这种体制集权程度高一些;如果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有较小管辖区的政府手中，就意味着这种体制的分权程度高一些。所以，从现实来看，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之间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财政分权管理模式，只是政府之间实行财政分权的程度不同而已。

财政分权的目的在于通过减少各项政策的施行步骤，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加快政府行动步伐，从而保证政府及时、有效地管理社会经济事务。而且，地方政府更多地参与决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实施种类，有助于地方政府提供更为适当的各种服务项目。

财政分权有授予地方政府部门更多权力的含义，但财政分权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而且财政分权的内容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不断地调整。所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财政分权的内容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正是由于财政分权引起国内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所以，在西方国家，国内税收竞争一直与财政分权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国内税收竞争的研究也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四)国际税收竞争

1.国际税收竞争的概念

Wilson⁽¹¹⁾(2004)界定了广义税收竞争、中义税收竞争和狭义税收竞争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狭义税收竞争是指影响政府间的分配税收收入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中义的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所采取的影响政府间的分配税收收入的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广义的税收竞争是指独立性的政府为争夺流动性资源所采取的各种非合作性税制设定行为(如改革税收制度、提高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改善税收征纳关系等)。这种经济行为会引导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的流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邓力平⁽¹²⁾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定义:国际税收竞争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通过减税、降低税负、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乃至提供避税港等制度性或政策性行为来吸引别国或地区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税基，从而提高自己国家竞争力的一种行为，他把国际税收竞争理解为:①是一种“政府竞争”行为;②是政府运用税收手段的竞争行为;③是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在国际上的竞争;④是国际税收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下的国际税收竞争。

2.国际税收竞争现象

在最近的30年，世界各国出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为了应对国际化的趋势，税制改革一直各国进行改革的活跃领域，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税制改革是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降低税率和拓宽税基是改革的两大方向，也是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内容。如1987年加拿大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6%降为28%，2001－2004年的短短三年时间内，税率又从28%逐年降至21%。1986年美国公司所得税的最高名义税率由46%降为34%，澳大利亚1988年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由49%降到39%，奥地利1988年对公司保留利润课征的税率由55%降至30%，新西兰1988年将居民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48%降到28%，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自2008年开始从30%减至28%，2008年度德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8.9%降至29%，加拿大2008年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1%降至20.5%，2009年降至20%，2010年再降到19%;以色列2008年税率由29%降为27%，2010年再降为25%;丹麦2007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8%降到25%，新加坡2008年税率由20%降为18%，保加利亚2007年1月1日起，税率由15%降为10%，马来西亚2008年税率由27%降为26%，印尼最高边际税率2010年由28%降为25%，多米尼加2008年税率由29%降为27%，阿尔及利亚2009年降为25%，2007－2008年度，税率由30%降为25%，2008年起税率由23%降至20%。但是，降低税率的措施实施以后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会导致本国税收收入的下降，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近30年中的改革主要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上面，于是，在降低税率的同时，世界各国在不断调整税基，主要就是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减免和优惠规定，这一方面简化了税制，提高了税收征收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取消了一些特别优惠税收，使税制更为公平。正因为如此，如美国在2005年实施的税收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公平效率兼顾的税制改革的理念，不管在实践上实施效果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更加注意税制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事实上，国际税收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了税制改革的公平与效率，而降低税率并没有带来税收收入的下降。有人⁽¹³⁾做个研究减税和拓宽税基的国际税收竞争产生了积极效应，平均而言，欧盟和西方7国集团的边际投资的有效税率保持稳定，尽管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还上升了。

三、税收激励

(一)税收激励的含义与机理分析

税收激励也称为税收优惠，是指税法中规定的给予纳税人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以优惠待遇的条款。税收优惠直接作用于纳税人的收入，间接影响(激励)纳税人的行为，从而引起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以实现政府预定的调控目标。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①通过各税种的纳税对象的选择、税基的确定、税率的变化以及征收范围的调整等来实现。②通过税法中的一些特殊法律条款，给予特定纳税人或特定类型活动以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引导、扶持某些经济活动以及刺激投资意愿。

现实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税收是扭曲性的，会给纳税人带来负担，而给予纳税人税收优惠，旨在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这对纳税人构成了一种激励。可见，税收优惠措施是对纳税人产生激励作用的基本手段，税收激励产生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它可以鼓励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也可以是鼓励人们的投资;它可以是鼓励人们的消费;也可以是鼓励人们的储蓄，还可以是激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工作，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在运用某项税收优惠政策时，旨在某一领域产生积极效应，从而最终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起到促进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除非一个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不得不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复苏，一般不宜采用普惠的做法。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与其调控目标相一致，而政府的调控目标具有阶段性，相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一旦在一定时期政府达到了调控目标，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会被取消。所以，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可以灵活掌握的一种调控手段。

事实上，税收竞争与税收激励是税收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着眼点和涉及的层面不相同。税收竞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征税主体之间的税收关系，属于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征税主体总是想方设法使本国的税制在公平与效率方面更优，从而表现很强的竞争力，在当代西方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税收竞争上通常采取简化税制和降低税负的做法，而这样做恰恰起到了税收激励的效果，属于微观层面上的问题。税收激励的着眼点是针对纳税人而言的，税收激励措施是否有成效，主要是观察纳税人在受到税收激励措施的刺激后，其行为是否朝着一国政府意愿的方向，如果朝着一国政府意愿的方向发展，则税收激励措施就会增强这个国家的税收竞争力;反之，如果朝着一国政府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则税收激励措施就会削弱这个国家的税收竞争力。所以，税收竞争与税收激励必须具有一致性，而税收竞争的微观基础是税收激励措施，没有税收激励措施的支撑，税收竞争难以为继。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实施的是税收竞争手段，还是实施税收激励的措施，都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上，要使本国的税收制度更具有竞争力的话，必须要在微观层面上实施的税收激励措施发挥积极效应相配合。当然，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在税收竞争与税收激励方面表现优良的话，必定能促进该国经济增长。所以，在当代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注重税收竞争力的提高和税收激励措施的运用，其本意就在于促进经济增长。

(二)税收激励的形式和措施

减免税优惠是税收激励的主要措施，因为减税、免税是对某些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减税是对应纳税额少征一部分税额;免税是对应纳税额全部免征。减免税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体现在不同的税收制度里面不完全相同，但起征点和免征额是减免税的主要形式。所谓起征点是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开始征税的界限，征税对象的数额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就其全部数额征税，而不是仅就超过部分征税。而免征额是指在征税对象总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即按照一定标准从征税对象总额中预先扣除的数额，免征额部分不征税。任何一个国家减免税优惠的规定，旨在本国的税收制度按照因地制宜和因事制宜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国家调控意图。

税收激励的措施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施。从宏观层面看，就是对一国税制进行改革，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的税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使本国的税制更具竞争力改革;从微观层面看，就是减轻本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根据西方国家税收实践，税收激励措施的作用对象主要是作为自然人的纳税人和中小企业的纳税人。作为自然人的纳税人是西方国家缴纳税收的主体，针对其中的一部分纳税人制订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能够直接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更能激发这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几乎每一次税制改革都会涉及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而每次改革主要是针对个人所得税的一些优惠措施进行调整和优化。

中小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了安置就业的主要职责，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里只简要分析目前美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政府历来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予以扶持，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已从46%降为33%，最低税率降为15%。对年应税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按15%的低税率征收。第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型企业投入股本所获收益，实行至少5年豁免5%的所得税;小型企业股东的亏损，允许冲抵另外来源的所得收入。对小型企业风险投资额60%免税，其余的40%只征50%所得税。第三，①对年收入不足5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长期投资减免税，对投资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给予永久性投资减免税。②对创新型的小型企业，其收益减半按14%征收。③雇员在25人以下中小企业，可选择一般的公司所得税法纳税，也可选择“合伙企业”办法将利润并入股东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④允许中小企业采取现金收付制，以利报缴税款;资本支出准以费用列支，小规模企业每年购买资产的资本性支出在20万美元以内的，可作为费用扣除。第四，对新购置固定资产提高折旧比例，对某些设备使用初期可一次性折旧。减少对企业新投资的税收，实行特别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科研经费增长额税收抵免等。凡公司购买新的设备，若法定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其购入价格的10%可直接抵扣当年的应付税款;若法定使用年限为3年的，抵免额为购入价格的6%。第五，小型企业应纳税款少于2 500美元，这部分应纳税款可全额用于投资抵免;对于超过2 500美元的部分，最高抵免额限于超过部分的85%。如果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不足以抵免时，可比照亏损处理的办法，不足部分可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7年，即可以将前后11年的应缴税额用于投资抵免。第六，小型科技企业可将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研究、试验支出，直接作为费用扣除，而不必作为计提折旧的资本性支出。企业一般性的研发费用如果在课税年度超过过去3年平均发生额，其超过部分的25%予以减免。企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研发费用的65%作为非课税对象，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15年。第七，美国2009年2月通过《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规定，小企业在2008和2009年度发生的经营亏损可以往前结转5年。原法案对于此种优惠的规定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但众议院和参议院最终协商统一法案内容时修改成仅限于小企业。

基本概念

1.最优课税理论　2.一次总付税　3.税收负担转嫁　4.税收归宿　5.前转　6.后转　7.消转　8.散转　9.税收资本化　10.公平原则　11.效率原则　12.比例牺牲　13.均等牺牲　14.最小牺牲　15.额外税收负担　16.税收成本　17.税收竞争　18.税收激励　19.国际税收竞争

思考题

1.阐述拉姆齐法则。

2.阐述艾奇沃斯模型。

3.阐述斯特恩模型。

4.阐述蒂布特模型。

5.分析供给和需求弹性如何决定税负转嫁。

6.阐述税收激励的形式和措施。

【注释】

(1)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122．

(2)［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348．

(3)［英］威廉·配第.经济著作选集—政治算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2．

(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07．

(5)瓦格纳所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思想上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张革除资本主义的弊端，但又不赞成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用改良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由于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大多是当时德国大学教师，他们在讲台不大肆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此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6)查尔斯·米尔斯·蒂布特(1924－1968年)，美国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及经济管理学教授。

(7)韩霖.国际竞争税收的效应、策略分析:结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6－38．邓力平.国际税收竞争:基本分析、不对称性与政策启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4－24．

(8)Simon James.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Tax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Tax Journal，Vol:4，1999.

(9)John Douglas Wilson＆David E.Wildasin.Captital Tax Competition:Bane or Bo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8，2004，pp.1065～1091.

(10)张会萍.审视税收竞争.税务研究.2001(7)．

(11)John Douglas Wilson＆David E.Wildasin.Capital tax competition:Bana or Boo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8，2004，pp1065～1091.

(12)邓力平.国际税收竞争:基本分析、不对称性与政策启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3)Michael P.Devereux，Rachel Griffith，Alexander Klemm，Marcel Thum，Marco Ottaviani.Corporate Income Tax Reforms and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Economic Policy，Vol.17，2002，pp44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