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

英国斯塔福德（W.Stafford，1554—1612）的思想表现了早期重商主义的特点。他的著作《关于英国公共福利的对话》于1581年在伦敦出现（有人说原作者是约翰·海尔斯，斯塔福德是出版者，但对该书做了补充）。那时英国的情况是：圈地运动的结果，是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到处流浪；由于新大陆发现，大量价值较低的贵金属流到欧洲，英国物价陡涨不已，人民生活水平趋于下降；由于皇室挥霍无度，国家支出浩繁，财政上求助于虚值铸币的发行，造成足值的铸币大量流往国外。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变化，引起英国社会普遍不满。

斯塔福德的著作主要是讨论物价问题。他把当时英国社会的弊病（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归之于四种罪恶所造成：宗教的罪恶，市镇衰落的罪恶，圈地运动的罪恶，物价高涨的罪恶。全书用对话体裁写成。对话的人物有骑士（封建贵族的代表）、商人、手工业者、农场主和牧师。他们相互指责，把造成社会痛苦的责任推给对方，各人都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讲话。因当时神学的影响尚未消除，牧师是对话的中心人物，倾向于商业资产阶级。他的议论在力图证明：一切不幸的造成乃是经济政策的不当。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反对虚值货币

斯塔福德认为货币的名义价值必须与实际价值相一致。金与银之所以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仅因为它们是商品的缘故。所以不足值的铸币（虚值货币），必然造成它本身的价值低落，把足值铸币排斥于流通之外，被人窖藏或流出国外（即劣币驱逐良币）。他把16世纪英国物价上涨三至四倍的原因以及足值货币外流的原因，归结为铸币的损坏（发行虚值货币）。由此，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货币名目论观点。指出，这种观点不懂得货币是商品，误以为国家可以任意创造货币，它是代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观点。他主张债务应按发生时金银硬币的价值来偿还。

这里，第一，他认识了货币是商品，认识了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的联系；第二，他找到了当时英国物价上涨的一个理由，即增加不足值铸币的流通量；第三，他认识到货币学说的阶级性，打击了当时流行的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货币名目论。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货币观点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它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国家发行成色不足的铸币的要求。

他的错误在于：第一，把货币看作普通商品，不知道货币与金银的区别，从而使他成为货币金属论者；第二，他不知道，在流通中不足值货币的贬值，只有在它超过必要流通量时才会发生，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会贬值；第三，当时物价高涨的原因，不止铸币贬值一项，还有生产金银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下降的原因。

（二）反对金银出口

斯塔福德认为金银输出国外，是国家社会的极大损失。他反复说明自国外输入商品的害处，认为进口商品就要引起金银外流，英国只有尽量多输出少输入，才能吸收贵金属，增加金银库存。金银库存充足的好处是：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从国外购买军火；当农业歉收时，可以进口谷物。于是把保存金银视为国际贸易的指导原则。为此，他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以防止金银外流。

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因为，把尽量多卖少买视为国际贸易的指导原则，是行不通的。出口是为了服务进口，是支付进口的手段。完全依赖外国输入固然不对，但是，进口作为一种自力更生的补充手段，则是十分必要的。

（三）反对原料输出

斯塔福德认为防止足值货币外流，只是消极方面的措施，还必须采取积极方面的措施，即纠正贸易政策。当时，英国输出羊毛，输入毛织成品，他认为是不合算的，因为后者比前者的价格高。因此，主张重税于羊毛出口，发展英国毛纺织工业，以成品形式代替原料形式输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使大量劳动力有工作可做；另一方面又可以赚回更多的货币。他还指出，凡是英国能生产的商品，即使价格较外国同样商品为高，也最好使用国货，禁止从外国输入，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托马斯·曼（ThomasMun，1571—1641）的思想代表了晚期的重商主义观点，他是英国甚至欧洲晚期重商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贸易差额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晚期作家，多数是当时新兴的大资本家。曼是一个大商人，做过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东印度公司是英国17世纪极盛一时、垄断远东贸易的外贸公司，是英国的巨大财源）。由于英国运输黄金的船舶在海中发生损失，遭到重金主义者对出口黄金的攻击，曼为东印度公司的特殊利益辩护，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后来经过改写于1664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名出版。书中所谈的理论，是从掠夺印度的经商实践中得来的，力图宣传这个经验总结，使它作为英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关于曼的这本著作，马克思有过评论：“这本书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作为‘某种入门牌号’，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8页。">亚当·斯密也说，曼的著作，其标题即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格言，不仅在英国被奉为圭臬，在其他商业国家也被奉为圭臬。曼的思想之所以代表晚期，是因为他反对重金主义，攻击当时在英国还受国家政策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货币差额论）和政策体系。它对当时英国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他提出发展对外贸易使国家致富的建议，实行低关税政策，输出货币和培养全才商人等，受到政府的采纳，由此英国决定以“贸易立国”，加速原始资本积累。曼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重金主义

托马斯·曼反对当时的货币政策，要求取消禁止货币输出的早期法令，允许货币输出。他说：“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他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叙述他曾向土耳其王公楚迪南一世公爵借款一万镑，输出到土耳其经营贸易，结果是“口里叼着一只肥鸭回来”，所以投入流通中的货币越多越好。他把货币看作是目的也是手段，用它来达到取得更多的货币的目的。由此看出，他已认识到货币资本的机能。为了说明货币能繁殖财富，他还形象地进行了描绘。他说，这就好像耕种一样，要多得粮食，就必须多撒种子。他嘲笑早期重商主义者说：“我们倘使只看到农夫在下种时候的行为，只看到将许多很好的谷粒抛在地上，我们就会说他是一个疯子，而不是一个农夫了。但是当我们按照他的收获，也就是他的努力的最终结果，来估值他的劳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行动的价值及其丰富的收获了。”这就是说，禁止金银输出，就好像反对农夫播种一样的荒谬。

（二）扩大对外贸易

托马斯·曼极力主张扩大对外贸易，争取国外市场，使输出大于输入，实现贸易顺差，增加本国金银。他提出一条贸易原则：不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有顺差，只要求每年卖出的总值超过买进的总值。所以，他指的是全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顺差。他认为英国缺乏金银矿藏，除了对外贸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增加金银存量。如何才能使输出超过输入呢？他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利用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生产现在还依赖外国供应的农产品，如烟叶、苎麻、亚麻等；颁布节约令，限制在食品和服饰方面，过多地消费外国货；发展工场手工业，尽量加工制造国际市场上需要的商品；尽量提高别国尚未能生产或缺乏条件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不致使出售量减少为止）；为某些进口商品（谷物、生丝等）专门建立仓库，原样或加工再输出，加强再出口贸易；奖励渔业与造船业，发展航运；降低关税，特别是减轻出口税率，只增加消费品的进口税率（因为低关税，可导致低物价，对发展外贸极有好处）；尽可能降低竞争性商品的价格，以免影响销路和销量（比如，英国在土耳其以低价出售纺织品，占领了市场，而威尼斯商人的同样商品，则因高价而没有销路）。最后，曼认为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对于发展工农业、国防、科学技术，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扩大就业、富裕人民。的确，这些建议对发展工商业、积累资本、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三）强调无形收入

托马斯·曼认为在国际收付项目中，一些非商品性的无形收入，足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所以他主张发展远洋贸易和鼓励外国人到英国旅游，以增加无形收入。因为远洋贸易，出产地与消费地的价格相差很大，其中运输、保险费等，在销货价格中占较大比重，如由本国船舶运输，则全部差额尽归自己所得，这是一种无形出口。又如，外人到英国旅游观光也是一种无形出口，反过来，英国人到别国旅行则形成无形进口。因此，鼓励出口应包括无形出口在内，招揽外人雇用英国船舶，吸引外人到英国旅游，以增加外汇收入。曼是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人。

（四）批判货币名目主义

托马斯·曼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货币名目主义思想。他指出，一国本位货币的内在价值不仅是国内商品的价值尺度，也是国外商品的价值尺度，因此，用降低货币含金量来提高货币名义价值，既不能增加国家的现金财富，也不能防止现金输出。由此说明铸币的重量与成色不可随意改变，应保持与金块的含金量相一致，以免扰乱贸易和生产的正常进行。他说：“受人重视的不是我们的金镑、先令和便士的名称，而是我们的硬币的内在价值。”这个见解，在当时反对国家破坏铸币的斗争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个国家如从国际贸易顺差中所获得的货币都储存于国内，不仅不会使财富加倍增加，相反地，却因货币数量增多，必然要引起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会使货币的用途和消费量减少，会引起出口衰退。要避免这种恶果，只有将货币投资于自然财富（即本国农业生产）或人为财富（指加工产品和转口贸易），同时加速贸易流转，使货币成为资本，以代替因货币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物价上涨。

这里所涉及的货币观点，已经是货币数量说的萌芽。它和前一观点是矛盾的：前者承认货币的内在价值，后者则否定货币的内在价值。按照前一观点，增加货币就是增加财富，这是重商主义的基本命题；按照后一观点，货币增加，财富没有增加。他以货币金属论反对货币名目论，但是他又和货币名目论划不清界限，因为名目论者往往是货币数量论者。但是应该指出，前一观点是他的货币学说的主流。

（五）重视人口与技艺

托马斯·曼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富源是众多而有技艺的勤奋工作的人民，断言：“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荣和国家富庶的。”为了说明具有这样的条件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他以铁砂与羊毛为例，认为这两种原料分别经过加工程序变成制成品后，价值就大大增加。由此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技艺的确可以比自然财富带来更大的利益。”

这里他提到生产活动可以增加财富，又由于在原材料上加工，也增加了商品的价值，似乎已隐约认识到增加价值与劳动有关，矿砂、羊毛的价值增加，正是加工的劳动所造成的。所以它已潜伏着劳动创造价值的萌芽。

（六）培养全才商人

如何培养一个全才商人呢？托马斯·曼提出十二条标准：①熟习会计；②了解货币；③了解关税；④了解市场供求；⑤了解汇率；⑥了解进出口禁令；⑦了解运输；⑧了解修理船舶；⑨了解商品性能；⑩了解海运；[11]了解各国国情；[12]学会拉丁语及其他语言。这些意见，对于搞外贸工作的人，很有参考价值。

以上托马斯·曼的论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掠夺经验的总结，他力图把它们推广开来，使英国尽力向外扩张，称霸世界。但也必须指出，曼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提出过的问题，他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典型的重商主义思想，同时集中反映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考察。

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Serra，17世纪，意大利人，生卒时间不详），生平无从查考，仅知他曾因私铸货币下狱。著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一书（简称《略论》）。著作封面署名是医生。这本书于1613年出版，同属晚期重商主义作品。《略论》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贸易差额分析

塞拉认为国际金银货币的流动，完全决定于国际收付差额的变动，由此他对国际收付的组成项目进行了分析。认为各国之间的所有交易是直接地和间接地互相联系着，一切通过汇票的清算，都要由货币支付来补偿，所以唯一增加金银的方法，就是鼓励商品和劳务输出，以实现国际收付有利差额。他还指出获得贸易有利差额的各种条件：要有超过本国需要的工业制成品供应出口；要有肥沃的土地生产出多余的农产品输出国外；要有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民到海外去开创事业，争取盈余；更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经营国际商品的居间商业，赚取巨额利润。

（二）反对货币管制

塞拉主张政府撤销禁止货币出口的禁令。认为要使国际收付不出现逆差，办法在于积极地奖励商品与劳务的输出，以争取国际收付有利差额，而不在于消极地禁止货币出口。如在国际收付总额中债务超过债权，则输出货币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禁止货币出口，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三）强调国家体制对发展经济的作用

塞拉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贵金属，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有一个体现国家利益的政治体制及其稳定性。此外，还要有公共秩序、城市自治自由、政治保障和法令规章的稳定性等。对这个问题他有一系列的论证：一个国家首先应发展商业，有了广大的商业，才会在财富上有最大的积累；而广大的商业，又是来自坚实的工业基础，故必须加强工业的发展；但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则决定于一国的政治体制。所以，政治体制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是把上层建筑看成第一性的，由它作用于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四）首倡土地收益递减律

塞拉认为在工业上递加投资，收益率是固定的或递增的；但是在农业上递加投资则收益递减。在历史上，他是最早提出“土地收益递减律”的经济学家。这种观点就一定时期说，或者从短期观点看，有一定正确性，但从长期观点看，是对于土地生产力的反科学论断，无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它后来被马尔萨斯加以宣扬，并据以论证其人口学说。

塞拉的经济观点如上，若把他和托马斯·曼的观点做一比较，就会知道远不及曼的学说体系广博精深。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盲目追随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意见，不仅把塞拉的著作说成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上和理论上超过了“一切现代国家”，而且还把它吹捧为“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牌号”。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受李斯特的影响，作出同样错误的论断。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无视托马斯·曼的著作的一种主观臆断。

以上论述了重商主义思想家的经济理论和政治体系。这些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因为它冲破宗教法典的禁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对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与综合，得出独立的见解，它不顾以往重视自然经济的宗教教条，把考察对象从使用价值移转到交换价值；它不是强调货币作为货币的职能，而是重视货币作为资本的机能，使商业资本空前活跃，它的各种政策，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对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产业资本起到先驱的作用。它的理论探索，曾刺激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研究经济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之间的联系；它的整个实践活动，加速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仅仅把握了事物的外观，只着眼于流通领域的考察，还未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而且从近代经济学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理论也是粗糙的，缺乏系统性的。他们大多是实践家，只是注意经济政策的分析，所以对经济理论没有做出重大的贡献。

还必须看到，在重商主义者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他们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无数小生产者丧失生产资料，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重商主义者实施保护政策，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手工工场，一方面制造出工场主，另一方面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法国的科尔培尔主义最为典型。它的掠夺殖民地的政策，使当地居民备受奴役，并强制推行单一经济，扼杀民族工业，给殖民地人民造成无穷的后患。

今天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力主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行保护性措施（出口奖励、保护关税、进口限额和禁运等），鼓吹对外渗透扩张，争夺附庸国，控制别国经济命脉，力图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过剩商品的市场，以预防危机、转嫁危机和缓和失业问题。这些政策和主张，被叫作“新重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