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线的开辟揭开了世界历史整体性发展的第一页，国际贸易的开展，世界市场的建立，世界各地东西南北，各色人种白黄棕黑，在经济动力驱动下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系，世界一天天在缩小。然而世界整体性的进程在其开始的阶段是一条单行道，是西方奔向东方，是西方的航海家、探险家、海盗、商人盠向他们梦想中的有着金河银山的东方。
英国的海外扩张落后于西班牙、葡萄牙，当西、葡的舰队驶入印度洋、太平洋，先后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商站之时，英国在西、葡海上霸权的阴影下，只能进行一些海盗走私活动。1588年英国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扫清了海外扩张的阻碍。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发特许状，授予“伦敦商人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对东方贸易专利，英国对东方的海外扩张事业迅速发展。
明朝，英国舰只驶达中国沿海，并与明王朝发生冲突。
清初，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清王朝只许各国在澳门通商。1683年海禁解除，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这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着意经营印度，仅有零星船只到广州贸易。18世纪后半叶，英国商业资本迅速膨胀，为行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做准备，英国对华贸易逐渐扩大，来华船只逐年增多。据统计，1734年仅1艘，1736年增为5艘，以后一直到1750年维持在每年5至7艘，1751年以后增为每年10艘；1765—1769年间中国年均进口英国货物价值1192915两银，出口英国的货物价值2190619两银，在与华贸易的西方各国中，英国大大超过西、葡，名列榜首。[1]
在这同时，清王朝与来华贸易的西方商人间的矛盾也在逐渐上升。冲突是多方面的，经济上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与自然经济的保守性的矛盾；在文化上是西方天主教及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新形成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间的矛盾；集中到国家政策上则是西方重商主义政策与中国的天朝主义政策的冲突。
当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西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时候，一种不可抑制的经济冲动使西欧社会躁动不安。英国东印度公司是重商主义的典型产物，按照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利润产生于流通，拥有货币的多少是国家的富裕程度和实力大小的标志，因此，对外输出的商品越多越好，黄金白银屯积得越多越好；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一切手段为商人们去开拓市场，去扩张海外事业。英国的政治家直言不讳地说：“要是没有商业，就不会有陆军和海军。我们国家每一个人的义务就是发展商业。用已故卡纳方勋爵的话来说，商业是‘我们的生命源泉，是我们的生存气息，没有它英国就会成为北海中最贫困、苦恼、人口过多的一个小岛。’”[2]
英国商人千方百计，百折不回，挥之不去，驱而复来，要冲破一切壁垒开拓市场，文的不行就动武，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赋予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意志。
然而，西方各国商人来到中国，却发现这里奉行着完全不同的理论与原则。他们实在弄不明白：“外国商人在中国购进中国商品所使用的外币，这在许多需用外币购买外国产品的国家看来是非常可贵的，但在中国方面却认为不过是换进来许多外国硬币，只是一个麻烦而不是什么利益。”[3]这句话反映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商业、财富的看法存在着多大的不同。
中国的天朝是以传统的“天朝主义”来看待对外贸易。几千年来，以农业文明作为历史发展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进程中形成了“天朝主义”的理论，它体现为两个观念和两个原则，即“中国是天下的中心”的世界地理观念和“天朝居中驭外”世界政治格局的观念，“夷夏大防”和“王者无外”两个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4]自然经济加上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使得中国只需与国外进行极为有限的简单的有无交换，就可以满足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消费所需，因此对外贸易对中国来说主要不是着眼于经济，而是从“天朝控驭八荒，怀柔万国”的政治需要来考虑的。新航线开辟后，西方诸国不远万里，航海而来，中国的王朝之所以恩准远隔重洋的英吉利等西洋国家来交易，一方面在中国看来这是朝贡，是显示“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朝威德，同时也是“王者无外”原则的贯彻，要一视同仁，四夷才会心服。当然，夷夏大防也是一个原则，中国是文明礼义之邦，四夷为教化所不及。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西方商人唯利是图，正是不沾王化之故。要防止他们以夷乱夏，扰乱中国的传统社会，要禁绝他们与下民交往，以免受其蛊惑也唯利是图起来。防微杜渐，于是设下了种种限制。这种小心防范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外来资本主义的顽强不懈的抵制。
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这种冲突还包含着西方新生的资产阶级要建立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即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少数国家为中心，以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边缘的世界体系，与中国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矛盾。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资本主义是一杯用人的头颅盛着的美酒，它以历史上最邪恶的方式和最大规模的暴力来创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生产力。历史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反抗先进的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总是悲壮惨烈的。
清王朝虽然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当他们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思想后，也一样地以“天朝主义”来对待来华的夷人，也一样实施“王者无外”和“夷夏大防”的原则。中西之间的矛盾首先因天主教礼仪问题而萌发。天主教在华传播，逐渐有中国人入教。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宣布禁止中国信徒祭祖尊孔，把天主教置于与中国传统礼教水火不相容的地位。清王朝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社会与自身的统治而申明华夷之别。雍正继位后，矛盾迅速激化。福州教案发生，清王朝看到天主教的危害性，实行禁教。不久又发生苏努案，贵族苏努曾支持康熙第八子与雍正争夺帝位，雍正上台后把苏努的儿子乌尔陈等充军西宁。苏努全家信教，两个儿子到西宁后，竟然公开传教。被查出后，雍正痛斥乌尔陈等：“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天主教“悖理谬妄之甚者也！”[6]坚定禁教方针，对来华的西洋人严加管制。受此牵连，清王朝对中西贸易的管制加强了。
雍正、乾隆年间，清王朝发布朝令对西洋来华船只、交易和居住口岸、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严加限制，禁止中国臣民私交外商，建立行商制度，指定“商总”，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对外贸易制度管理。商总具有监督外商，代外商购销货物、纳税，代办交涉的职能，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
清王朝的限制措施使得西方对华贸易不能如西方商人所希望的那样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尤为不满。其一，与中国王朝闹翻脸，把关系搞坏的是罗马天主教教皇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然而，由禁洋教而引发限制对外贸易，城门着火殃及池鱼，英国商人抱怨他们是代人受过；其二，葡萄牙等先行进入中国，待英国踵其后而至之时，它们已在中国打好基础，并在中国朝廷中有其国人任职，这些人利用其对中国朝廷的影响，大肆散布英商的坏话，败坏英商的声誉，致使清廷对英商限制特严。英商抱怨“在所有到广州经商的外国人中，英国人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也当然在当地受到最严厉的对待”[7]。
英国商人对中英贸易本身也是非常不满的。他们既不能放弃与中国的贸易，但这种贸易的后果又是对英国极其不利的。英商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丝，但是英国手工工场生产的毛料和布匹遭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千千万万农户的有力抵制，没有销售市场。结果大量白银从英国流入中国。在英国超过西、葡，在对华贸易中独占鳌头后，对华贸易的入超也急剧增加。1760—1764年，英国对华贸易入超50万银两；1765—1769年，增为99万银两；1770—1774年，入超65万。[8]整个18世纪从英国输入中国的银元价值2亿多美元。[9]如此巨额的白银外流，对于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来说也是不能长期容忍的。
为了扩大对华贸易，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力图突破中国的禁令，另辟贸易渠道。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商洪任辉（J．Flint）带英船北上，停泊定海，赴宁波贸易。第二年又有数只英船到定海。英商舍粤就浙，给清王朝带来了经济和国防方面的问题。“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为生”，粤海关的萧条，将使沿海居民生计无着，另外，赣、韶等关卡也将因过境货物减少而损失税收。国防方面，粤海关多年经营，管理完善，虎门、黄埔有驻军，防范严密，而浙海关防范疏漏，外船可扬帆直达宁波，清王朝难以禁绝洋人与中国百姓接触和传教；倘若其图谋不轨，武装挑衅，清王朝也不好对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决定“禁英商来浙互市”。但第二年，英商仍“屡违禁令，潜赴宁波”。清王朝颁“禁丝斤出洋”旨令，以“抑外洋骄纵之气”，迫使英商就范。[10]洪任辉等仍坚持到宁波贸易，被驳斥后，洪任辉驾船北上，进入天津，依然坚持其要求，并揭露粤海关种种陋弊。清廷派福州将军到广州查办，查出徽商汪圣仪与洪任辉交结，收受英国大班银10380两。清廷以此为辞严加惩处，以儆效尤。汪圣仪按交接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务例治罪，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期满交英国大班附舶遣送回国。鉴于此事，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防范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令寓居洋行管束；三、禁借外夷资本并雇佣汉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传送信息；五、夷船收泊黄浦拨营员弹压。[11]
康、雍、乾三朝正值清王朝盛世，而东印度公司则忙于征服印度的战争，无力东向，洪任辉事件以中国加强管理，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暂时屈从而告终。
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东南沿海碰了壁，走迂回曲折的路线绕道中国的后门，就作为公司扩大对华贸易，扭转贸易逆差的一种选择而提出。1768年2月16日，公司董事会向公司的孟加拉总督发出指示：
我们希望你竭尽所能获取有关能否打开与尼泊尔的贸易，以及其他英国商品和布匹能否经此路线运抵西藏、拉萨和中国西部的情报。[12]
绕道中国西南边疆具有若干有利之处。首先可以避开中国的严密防范，寻找薄弱环节，乘虚而入；其次，避开西、葡等国的竞争，英国独擅其利；最后，避开中国东南沿海小农经济的顽强抵制，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中为英国产品开拓销售市场，以平衡中英贸易差额。第二次出使西藏的公司使者忒涅（Samuel Turner）指出公司之所以致力打通西藏通商门户，是因为：
西藏与中国西部边境相接，尽管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相接，但的确是邻接的，这表明存在一种可能，即通过那位备受尊敬的喇嘛（按，指六世班禅）的说项，经由一条不致引起中国怀疑的道路，逐步建立与中华帝国的直接交往。中国对那些从海上进入的外国人所带来的后果疑虑重重，以至采取武装抵御政策。[13]
总而言之，英国东印度公司跨越喜马拉雅山为的是打开通到北京紫禁城的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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