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代表人物

（一）戈森

戈森（H.H.Gossen，1810—1858）是法国人，原为法国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离职隐居四年写成《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一书，1854年出版。他像许多学者一样，满以为这本书会轰动世界。他吹嘘说，他对经济科学所做的正如哥白尼在天文学方面所做的一样。但是事与愿违，他的书很难销售，只卖出去寥寥几本，也许部分原因是由于书里过多地使用数学的缘故。戈森收回全部未售书籍，予以销毁。此后不久即死于肺病，终生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才重新发现戈森的著作。杰文斯始知他的理论已预先为别人所阐述。由此戈森受到了赞扬，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甚至被称为先见者。1889年戈森的著作又第二次出版。

戈森是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他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上。他宣称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总是努力使享乐最大化，使痛苦最小化。但是“当我们不断地进行一种享乐时，那同一享受的量便不断降低，直到满足为止”。或者说，当一个人获得同样商品的追加单位时，每一次连续行为的享受，会继续产生递减的欲望，一直到享受的数量为零，若再增加就反而成为负数，于是享乐变成痛苦。这条原理，被叫作“享乐递减定律”；用现代术语说，可以叫作“边际效用递减律”。维塞尔称之为“戈森第一定律”。

除了上述规律外，戈森还谈到个人收入在选择使用中的最适当的分配问题。认为同样能提供享乐的商品，它们的各个单位产生的满足量是不同的。一般说，每一个个人所取得的效用仅仅是来自消费品的有限的数量，继续消费超过这个限度就不会继续增加总满足。从这个观点出发，戈森断定每个有理性的人为了取得最大的满足，在他分配他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来购买各种消费品时，货币支出在每个消费品上的最后单位将产生同等程度的满足；也就是说每个商品的边际效用是均等的。这条原理被称为“享乐均等定律”。莱克西斯（W.Lexis）称之为“戈森第二定律”。

戈森的第三条原理是享乐扩充律。认为在原有欲望已被满足的情况下，如要取得更多的享乐量，唯有发现新的享乐或扩充旧的享乐。

戈森的第四条原理是：一个企业生产某种产品，当估量这种产品的效用时，必须扣除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劳动的痛苦，如效用大于痛苦，就继续生产下去，一直把劳动坚持进行到产品的效用等于在生产中所支付的劳动的痛苦为止。

戈森还把欲望满足与商品价值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在他的眼里，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它能满足人们的欲望。由此出发，他认为价值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离开主观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价值完全是以客体和主体的相互联系为依据。价值量的大小与财货的最后单位所提供的享乐量成比例。这种主观心理的价值论述成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先声。

（二）杰文斯

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是英国边际效用学派的重要代表。他出生于利物浦，父亲是一个经营钢铁事业的人，在1848年的经济萧条中破产。他十五岁时入伦敦大学先修班学习，第二年转入大学，学习生物学、化学和数学。后因父亲商业失败，家贫辍学。十八岁时由他的老师推荐到澳洲一个造币厂任检验技师。在澳洲五年期间，勤奋自学政治经济学。积累一定储蓄后，二十四岁重返伦敦大学继续攻读。1860年毕业，又读研究院，于1863年获硕士学位。1866年受聘为曼彻斯特市欧文大学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在此九年。1872年当选为皇家学院的研究员。1876年被伦敦大学聘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880年辞去教学工作，专门从事商业循环理论的研究。1882年在一次游泳中丧生。

杰文斯的主要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国家与劳动的关系》（1882）等。前者是他的代表作。

杰文斯和亚当·斯密等人一样，以研究国民财富为目的；但是他又不同于古典学派，他是把消费而不是把生产放在首位来研究。他认为人类欲望变化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每一个人的个别欲望，虽然易于满足，但是每个人的全体欲望永无止境。因为较低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更高的欲望又会产生。

欲望的满足，就是消费的满足，也就是享乐的满足。所以，人类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因而生产的数量和种类必须受到消费的制约。而一物在消费中之所以能使人得到享乐，原因是该物具有效用。由此，杰文斯认为“探讨效用的性质和条件……无疑是经济学解决问题的钥匙”，因为“经济学的理论亦必须从正确的消费理论出发”。

杰文斯指出，效用虽然是一种性能，但不是物固有的内在性能，而是一种抽象的性能，它必须与人的需要发生关系才能存在。所以人们不能说，某种东西有效用，某种东西没有效用，比如未开发的矿藏、未收割的稻麦，都没有效用可言。

他进一步指出，绝不能以为物品的各部分都有同等的效用，比如口渴时一杯水的效用极大，以后继续喝水则效用逐渐下降，而至于零。可见物品效用的变化，完全以人所占有的物品数量多寡为转移；物品对人每单位的效用随着物品的连续增加而递减。因此，有必要区分一物的总效用和该物一个部分的效用。物品的总效用大大不同于部分效用，往往在部分效用下降时，总效用则增加。物品最后增加的极小单位对人的效用程度，他称为“最后效用程度”，也就是后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称的“边际效用”。

“最后效用程度”在杰文斯的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因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即决定于它对人的“最后效用程度”。但是他认为“价值”一词，只能表示一种交换关系或交换比率，它不是商品中内涵的东西。比如，一吨钢等于一两黄金，其交换比率为一与一之比，即其价值。这个交换比率是由“最后效用程度”所决定的。他还指出，全部交换理论的基石是建立在这个命题上：当两种商品进行交换时，它们之间的交换比率必须是交换完成后双方手上可供消费的两种商品数量的“最后效用程度”比率的倒数。

这个交换比率关系，杰文斯用数学公式加以证明：设a表示甲所拥有的谷物数量，b表示乙所拥有的牛肉数量，每个人把拥有的连续小量增加的商品去换成他所没有的连续小量增加的商品。设x和y分别代表两种商品交换的数量，即以x量的谷物换y量的牛肉。在纯粹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一种交换比率，即：

表示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价格）。

在交换发生后，甲将拥有（a-x）的谷物和y牛肉；乙将拥有x谷物和（b-y）牛肉。假设Φ1（a-x）和Ψ1（y）表示甲的谷物和牛肉的“最后效用程度”，Φ2（x）和Ψ2（b-y）表示乙的谷物和牛肉的“最后效用程度”。这两个人在物物交换中最大满足的条件，可以下面恒等式来表示：

恒等式表明：除非在他们之间的“最后效用程度”的比率是与他们交换的比率成反比，绝没有一方对两种商品的交换是满足的。杰文斯把这条论证两人之间交换的原理，还扩大为全社会买者和卖者在纯粹竞争下的交换原理。

杰文斯学说的使命既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它必然要反对劳动价值学说，并由此而迁怒于李嘉图。他说李嘉图是一个“能干但坚持错误的人”，他“把经济科学的车子转轨到错误的路线上去”。而对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西尼尔的学说则颇为称道，因为俩人的学说很适合杰文斯的口味。真是物以类聚，泾渭分明。

他攻击说，商品可以由劳动生产，但劳动不能是价值的调整者，因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是不等的，劳动的质和效率千差万别。这说明他既不懂得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又把具体劳动说成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他还说，交换亦并非按相等的价值来进行，比如棉花或谷物的价格就有时高于或低于它的成本价值。这又说明他不懂得价格围绕价值而变动的关系，而错误地把两者视为完全一致。然后，他表明，他只同意劳动有时间接地决定价值，其过程是：通过劳动的增加或减少，使商品的供给量有所增减；商品供给量的增减，引起最后效用程度发生变化；最后效用程度的变化，又造成价值或交换比率的变化。他把这个见解，以公式的形式表达如下：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他最后写道：“我主张，劳动根本就是一个变量，它的价值决定于产品的价值，不是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产品的价值是决定于什么呢？决定于它对人的最后效用程度，即决定于人对物的主观的和心理的评价。这样一来，价值变成因人而异，行踪飘忽，无法寻其究竟！

杰文斯还研究了经济周期问题，成为“太阳黑点说”的倡导者。他对经济危机周期提出一个离奇的见解：经济周期是由太阳循环所造成。在论证这个观点时，自称曾对英国1721年到1878年的商业报告进行过分析，从中得出经济周期与太阳黑点循环相符的结论。据说在所考察的157年中，曾出现过16次经济恐慌（危机），平均大约10年出现一次，它与太阳黑点的循环平均10年出现一次正相符合。由此他认为，10年周期的经济恐慌循环，是10年周期的气象变动所造成的；而气象的变动，又是由于宇宙间的变化所形成，其中最有规律性的变化是太阳黑点的出现。他还进一步解释，阳光射到地面所发生的热力是维持一切生产的最大源泉，它的周期变动，即太阳黑点的忽增忽减，可以影响磁力的波潮、风力的强弱和气象的变化；而且在一定区域内，雨量的多寡，亦与阳光的变动有密切的关系。每年农业收成的丰歉，依赖于气候的好坏；实际即依赖于太阳黑点的减和增。意即黑点增加，农业歉收，引起国民经济衰退，由此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危机寻找种种借口，开脱责任。杰文斯的“开脱”方法，是把危机说成是不可抗拒的万古长存的自然现象。如果真的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周期危机”十年一次的饥馑早已史不绝书，何必今天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经济问题来研究？而且证诸现实，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三十年间，共爆发危机七次，其周期越来越短，现在差不多三至四年就要爆发一次，是否因为太阳黑点的循环，从而农作物丰歉周期在不断缩短了呢？谁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它与杰文斯说的太阳黑点所引起的农业以至全面生产下降恰恰形成尖锐的对立。可见这种怪论是何等的荒唐！

（一）门格尔

门格尔（C.Menger，1840—1921）是边际效用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奥地利加利西亚（Galizien）一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律师。1859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1860年转学布拉格大学专攻法学和国家学。后来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即从事新闻工作，并当过公务员。1872年受聘为维也纳大学讲师，次年升为法学院的经济学教授。1876年被任为宫廷教师，为皇太子鲁达夫（Rudolf）讲授经济学和统计学。1877年陪同鲁达夫漫游英、法、瑞士等国，考察风俗人情。1878年返回维也纳大学任教。1900年被选为奥地利上议院的终身议员。1903年退休，当名誉教授。此后全力从事著述工作。

门格尔在边际效用经济学方面的有名著作为《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这本书以主张主观价值论而博得庸俗经济学家的称赞。书中首先提出人类需要与满足欲望的方法及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最基本而又最单纯的动机就是欲望，所以研究经济学应以欲望为出发点。满足欲望的性能称为效用。价值即以欲望和效用为基础。他在相对的意义上把效用定义为：它是可以和一种需要建立因果关系的一种东西的能力。当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把这种东西加以运用时，具有这种能力的东西才成为财货；而财货又必须具有四个条件：①人们因感到缺乏而产生欲望；②物品具有可以满足欲望的性质即效用；③人对物的这种效用有一定的认识；④这种物品处于个人可以支配的范围。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效用的大小亦必然发生变化。

门格尔把财货按它们接近于消费者的程度分为四大级：第一级（低级）指那些立即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财货（如面包、衣服等）；第二级（较高级）指那些满足生活资料的间接的中间财货（如面粉、烤炉、烤面包的劳动等）；第三级（更高级）指更间接满足消费需要的中间财货（如磨坊、小麦制粉厂劳动等）；第四级（最高级）指最间接满足消费需要的财货（如耕地、农具、农民劳动等）。二级以上财货称为高级财货；高级财货的价值取决于低级财货的价值。如面粉的价值，从面包的价值得来；小麦的价值，从面粉的价值得来；耕地的价值，从小麦的价值得来。但由于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高级财货不是取决于低级财货的现在价值，而是取决于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这种计算各级财货价值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价值归算原理。但是门格尔的归算原理被认为是消极的归算原理，因为他认为确定这种价值归算的正确程序，是在生产中撤回一个单位的高级财货所观察到的总产量的价值减少。这个总产量的损失，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被放弃的高级财货的单位价值；也可以被看作是使用这一要素生产其他财货的机会成本。

其次，门格尔还着重指出：对于同性质的经济财货，它们的不同单位的价值决定，应根据该经济财货的供给量中的任何单位给予人们最小的满足来估值。在供给量中增加一单位或减少一单位，均足以影响价值的决定。对于不同性质的经济财货的不同单位的价值决定，则需按照它们的质量的优劣程度来估值。优等财货其价值必较高，因为它的一个单位给予人们的享乐程度必大于劣等财货的单位给予人们的享乐程度。

他说的财货的价值决定于该财货对人的最小满足，实际上就是说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虽然边际效用这个词是他的学生维塞尔开始使用的。这个观点来自所谓的欲望满足递减率，也就是财货在人的主观评价中的效用递减程度。这样，财货的连续满足欲望的效用就可以分为若干级次，也就是按个别消费者的观点对财货需要的迫切程度的级次。门格尔用一种数字表式做例子来说明他这个原理（如下表）。表中横行的罗马数字从Ⅰ到Ⅹ表示所需要的消费品的种类按其重要性大小排列的秩序。表中每一纵行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所获得的财货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满足程度，也就是每一单位商品的效用。每一栏的数字呈现下降趋势表示所增加的财货单位满足需要的效力的递减情况。当增量的效用下降到零时，就不会有任何储存增加。

下表也可叫作“边际效用递减表”。它还说明边际效用的平衡。消费品中最重要的需要是食物，第Ⅰ栏中食物消费的第一单位，其效用为10；假定同一天消费食物的第二单位，其效用是9；最后一个单位的满足，其效用为1；食物的第十一单位就不会增加总满足。

第V栏的烟草，需要的迫切性不大，消费的第一单位其效用只是6，增加消费超过五个单位，就不会增加满足程度。如果一个人得到四个单位的食物，他的每个单位的效用就从10下降到7。于是他发觉第五个单位的食物如第一个单位的烟草一样，其效用为6。假如一个人只购买三个单位的东西，那么他就买两个单位的食物和一个单位的第Ⅱ栏的东西（衣着）。

门格尔的欲望满足递减表

门格尔的总效用计算和杰文斯不一样。上述一个人得到四个单位的食物时，在门格尔看来，他获得的总效用是4×7=28，因为所有的食物单位都和最后一单位的食物相同，从而每单位对人的满足也完全相同。但是杰文斯的计算则不同，他是把从10到7的每一单位的效用加起来，其效用总数便为34。这样一来，按门格尔的计算方法，五个单位食物所提供的满足（5×6=30），大于十个单位食物的满足（10×1=10）。依此方法，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欲望满足递减率把小麦出售，少量小麦由于对他有更大的满足，所得到的货币收入必然大于大量小麦得到的收入。这是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一个荒唐的结论。

（二）维塞尔

维塞尔（F.V.Wieser，1851—1926）是奥地利维也纳人，出身世家，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学，是门格尔的学生。毕业后最初在政府供职，不久到布拉格大学教书，旋即回到母校维也纳大学任教。1884年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1903年继任门格尔讲座返回维也纳大学。1917年被政府任命为商务部长。奥匈帝国解体后，又从事教学工作。他是首先采用“边际效用”这个名词的人，当然在他之前已由其他的人展开了这个概念，只是没有贴上这个标签而已。

维塞尔的主要著作是：《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自然价值》（1889）；《社会经济学》（1914）。

维塞尔的价值论完全贯彻了边际主义的教条。他认为没有客观的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是建立在各个人的主观评价的基础上。他坚持同类商品单位价值决定于他的边际效用；边际价格即反映边际效用。人们会问，假如边际价格真的反映了一个商品的边际效用；一个百万富翁愿意付十美元吃一次土豆烧牛肉；而一个受饥饿的失业工人顶多只会付五角钱，究竟土豆烧牛肉这顿晚餐对谁的边际效用大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他说：“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要恰当地估量交换价值，必须记住，它不是如同在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使用价值包含确切的同样成分。后者只是单纯地决定于效用；前者则除此之外，还决定于购买力。……使用价值衡量效用；交换价值衡量效用和购买力的结合。”

由此，维塞尔指出，钻石和黄金的价格非常高，是因为它们是奢侈品，根据富有者阶级的购买力来估价和支付。粗劣的商品价格低，是因为它的价格主要决定于穷人的购买力和估价。

维塞尔认为，所有同类商品的效用，都等同于边际效用，因为它们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可看为是边际单位。如果需求不变，供给增加，边际效用必定下降。这就是他的供给定律。如供给不变，而需求增加，则边际效用增加。这是他的需求定律。他同意门格尔的意见：一种商品的总效用等于边际效用乘以取得的单位数量。这样，他同样陷入门格尔的矛盾：当商品量增加到某一点时，边际效用乘以商品单位数量将出现总效用或总价值的下降。

维塞尔在他的价值论中，还把价值区分为消费财（即消费资料）的价值和成本财（即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费财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成本财的价值则决定于边际产品的价值。

他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假设有甲、乙、丙三种消费财，它们都是由某种成本财制造出来。该三种消费财第一个单位的价格（反映价值）分别为20元、18元、16元，而某成本财的供给量只有6个单位。又假定一个单位的成本财可以生产出一个单位的甲消费财或乙消费财或丙消费财。每增加任何一种消费财的一个单位时，它们三者的价格（反映价值）就要各跌落2元。根据这种假定，可以由下表求算出6个单位的某成本财的最合理的使用分配：

由于每一种消费财的单位价值（价格），由其边际价值（价格）决定，所以如果6个单位的成本财都用于生产甲消费财，或乙消费财，或丙消费财，则它们的反映总价值的总价格分别为60元（6×10）、48元（6×8）、36元（6×6）。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把成本财集中生产任何一种消费财都是不经济的。合理的使用分配应该是：

按照这种分配进行生产，则每种产品依据边际价值决定的价格，均能维持在16元水平，6个单位成本财生产出来的三种产品的总价格高达96元。在此情况下，某成本财的单位价格即为16元，它反映了边际产品的价值。

随后，维塞尔论证了构成成本财的生产要素价值的归算问题，并发展了门格尔的归算原理。他首先批评门格尔的消极归算方式对确定各种生产要素价值的不准确性。认为撤回任何一个力量单位都会降低其余力量的生产率，所以总产量的减少不是仅仅由于个别生产要素的撤回。他提出可采取的积极归算的方法，即根据所投入的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作归算的。它假定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固定比例结合的，它们的价值仅仅是消费品边际效用的反映，从而等于最终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根据边际效用规律，生产要素是按照它每一单位在生产过程中的最小贡献作为价值归算的。因此，当生产要素的供给量增加时，由于边际产品的价值低落，其归算的价值必然下降；反之，当其供给量减少时，由于边际产品的价值提高，其归算的价值必然上升。同类而不同质的生产要素，则根据它的优劣情况，按不等的价值作归算。

他还把这个价值归算原则用来解释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与它们相应的报酬地租、利息和工资的决定关系。这样，他的归算方法不但用以说明生产要素的价值，而且用以解决分配问题，因为每一生产要素的归算价值，同时也是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应得的份额。当各级丰度不同的土地被耕作时，优等土地因其数量相对稀少，其产品与边际土地（劣等土地）产品的价值差额便归算为该优等土地的地租。当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生产要素同时使用时，在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利息和工资的份额按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由价值归算原则决定。每一生产要素的归算价值，也就是每一生产要素的分配份额，社会分配即按此进行。他曾举例说明：

设以x、y、z，代表三种生产要素。

x+y=100

2x+3y=260

4y+5z=590

求解得：x=40；y=60；z=70，即三种生产要素的归算价值，亦即各种生产要素的所得，国民收入就按此分配。所以，维塞尔的归算论既是价值论，也是分配论。但是，在资本的归算价值中，包括原有价值和剩余价值，说明不是严格意义的分配理论，重犯“斯密教条”的错误。

从以上可以看出，维塞尔的全部价值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础上的。边际效用来自欲望的边际满足，所以，要计算效用单位的价值，就必须知道边际欲望的单位价值。这是不可能用数字来表示的，而且各人的欲望不同，如何能找到一个公分母来求算呢？可见，他的生产要素的归算理论也纯属虚构。实际上，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即成本的价值或价格，是事先知道的，根本不需要由消费品的主观价值来推算。

在维塞尔的经济思想中，还谈到机会成本（或称择一成本）的原理，并以此出名。这种观点就是把一种主观的、心理的生产成本转变成另一种主观的、心理的生产成本。它是由于企业家在筹划为市场而生产某一种商品时，必须放弃生产和销售另一种商品的机会而产生的。

维塞尔认为，无论何时，当企业家考虑成本问题之际，在他的心目中必然想到完成一定目的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同时联想到随之而引起的必要的牺牲。牺牲就是排除和限制利用这些资源去生产其他产品的可能性。作为成本的生产资料乃是生产的力量，它们有多种用途，可以用在许多方面产生收益。但是一个方面的收益的实现，必然包含着所有其他方面的损失。从成本观念看，牺牲是可以预料的。比如，用某种生产要素生产商品a，而不用去生产商品b，后者就是前者的牺牲；也就是说，b的效用即为a的成本。所以，企业家在比较一种产品的收益和成本时，真正比较的是这两个部分的效用。如两者产值在经济上是相等的，就出现最大的经济效果。

由此可见，这种机会成本原理，仍然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来自主观的心理因素，而且它的计算势必成为一连串的循环推理。

（三）庞巴维克

庞巴维克（E.V.Bohm-Bawerk，1851—1914）是奥地利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也是该学派的创立人，出身于官僚家庭。他在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去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1881年受聘为英士布鲁克大学经济学教授。1889年到奥地利政府财政部工作。1895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曾三度出任。他还担任过奥匈帝国国会上议院议员和奥地利科学院院长。晚年离开政界，在维也纳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他与维塞尔的妹妹结婚，早年即接受门格尔和维塞尔的学说并加以发展和鼓吹，使边际效用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正宗”地位巩固下来。

庞巴维克的主要著作是《资本与利息》（1884），《资本证实论》（1888）和一篇臭名昭著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1896）等。

（1）价值学说——边际效用价值论

庞巴维克认为价值和价格的决定，是以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主观评价为出发点。他同意门格尔和维塞尔的观点，商品价值决定于其边际效用；一个商品的总效用等于边际效用乘以商品的单位数量。他也同意，生产要素（成本财）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最终产品的价值又决定于其边际效用。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是把价值划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

主观价值就是：“一种财货或一类财货对于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认为我的福利同其一特定财货有关，占有它就能满足某种需要，能给予我以一种没有它就得不到的喜悦或愉快感，或者能使我免除一种没有它就必须忍受的痛苦，那末，我将说这一特定财货对我是有价值的。”总之，“价值的正式定义是一件财货或各种财货对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认为，财货给予人的福利大，它的价值就高，否则就低。这就是说，主观价值乃是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人们主观上认为这一物品对他有效用，物品就有价值。

客观价值就是：“一种财货获得某种客观成果的力量或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有多少种和人有关的客观成果，就有多少种价值。食品有营养价值，木材和煤炭有发热价值，肥料有肥田价值，爆炸物有爆破价值等等。”他指出，客观价值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各种客观价值不属于经济关系，而是属于单纯的技术关系。但是客观交换价值，则对政治经济学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表示换得一定量其他经济财货的能力。

主观价值既然是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它的价值又是如何决定呢？庞巴维克看到，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物品对人的效用很大，而价值却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相反地，有的物品对人的效用并不大，但价值却很大。这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在效用之外，加上一条“稀少性”原则。由此他说：“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既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少性。”更确切地说：“当物品的全部货源不足以保证满足需要时，或当没有某些物品，货源就将不足的时候，这种物品才有价值。”他把一切物品分成上下两级，数量极多的物品是“下级财货”，它们只有效用或用途，没有价值；数量有限的物品是“上级财货”，它们不仅有效用或用途，而且有价值。同一物品因时间地点而异，可以有价值，也可以无价值。他举例说，一杯水对于一个居住在泉水旁边的人来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因为有取之不尽的水；反之，一个沙漠旅行者，在灼热的沙漠里走了一整天，一杯水无异于甘泉玉露，它既有效用，又有价值。

所以，他的结论是：价值是“有限的效用”，它“是以不足为前提的”。效用性和稀少性是价值的决定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一种物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最小效用，即边际效用。他举了一个例子来予以说明：一个在原始森林中的农民，他刚收获五袋谷物，做了如下安排：第一袋用来维持生活，这是绝对必需的；第二袋用作加强体力和精力；第三袋用来饲养家禽；第四袋用来酿酒；第五袋用来喂鹦鹉。这五袋谷物对该农民的重要性，也就是这些谷物对该农民的效用，依次递减。如用数字表示出来，第一袋为10，第二袋为8，第三袋为6，第四袋为4，第五袋为1。这第五袋谷物的效用是满足最不迫切欲望的效用，即边际效用。谷物的价值即由1决定，因为任何一袋谷物都可用来喂鹦鹉。如果他只有四袋谷物，则谷物价值便由4决定。

由此，庞巴维克认为边际效用量，从而价值量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对物的需求程度，需求越强烈，该物的边际效用就越大；二是物品的稀少性程度，物品越稀少，该物的边际效用越大。前者表示边际效用可能达到的高度；后者决定边际效用实际上达到之点。所以，物品的价值与需要成正比，与其数量成反比。这就是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论的结论。

显而易见，这种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效用论，即以因人而异的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决定价值。它的错误和效用论一样，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其实，使用价值只是商品具有价值的前提条件，不是价值形成的原因和尺度。价值的原因是劳动，价值的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其次，商品的稀少性所引起的是价格的向上移动趋势，属于价值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能由此得出价值由稀少性决定的结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唯心主义观点，注定了庞巴维克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问题，但是他仍不承认自己的伪科学性，力图通过建立一种所谓的“客观交换价值理论”，即价格理论来“解决”各个人千差万别的主观评价与一个市场价格的矛盾。

庞巴维克的价格论（即客观交换价值论），是想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说明价格是如何由买者和卖者的主观评价决定的；同时求助于供求论来摆脱困境。所以实际上是边际效用论和供求论的结合。按照他的说法，虽然市场上有许许多多的买者和卖者，每个买者和卖者都根据商品的边际效用对商品进行主观评价，但不是任何买者和卖者的主观评价都能决定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由于供求关系，过高的主观评价和过低的主观评价都因悬殊太大，没有成交的可能，只有围绕供求平衡点上的“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才能决定价格。所谓“边际对偶”一共是两对，由四个围绕供求平衡点的买卖双方各两人所组成。设边际对偶为甲、乙、丙、丁四人：甲是最后一个买者（若市场价格稍微提高，他就不买）；乙是在不买者当中出价最高者（他愿出的价仅低于甲、市场价格稍微降低，他就加入购买）；丙是最后一个卖者（若市场价格稍微降低，他就不卖）；丁是在不卖者当中要价最低者（他愿出卖的价格仅高于丙，市场价格稍微提高，他就愿出卖）。

庞巴维克认为，一个商品（例如一匹马）的市场价格就是由甲、乙、丙、丁四个人根据自己的主观评价依自由竞争、供求平衡的原则来决定的。市场价格不但不能高到甲的评价和低到丙的评价，而且也不能高到丁的评价和低到乙的评价。如果价格高到甲和丁的评价，则乙不买，而丁则加入卖方，结果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如果价格低到乙和丙的评价，则乙愿买，而丁则退出卖方，结果求过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供求在高于乙的买价（乙退出）和低于丁的卖价（丁退出）之间达到平衡。

庞巴维克以马市为例，说明上述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例中有10个买主，8个卖主，他们对马的主观评价分别如下表所示：

上表表明，价格在21镑10先令时，供给者有B1—B6六人，而需求者只有A1—A5五人，造成供过于求，价格就要下落；但如价格落到21镑时，需求者即增为A1—A6六人，而供给者只有B1—B5五人，造成求过于供，价格就要上涨。所以价格将徘徊于21镑与21镑10先令之间。这时，买者有A1—A5五人，卖者有B1—B5五人，供求遂趋于平衡。

庞巴维克由此得出他的价格决定、也就是价值决定的公式：“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他说的“边际对偶”就是：上限为A5B6，下限为A6B5只有这两对“边际对偶”，对价格的形成有决定作用。

可以看出，他的客观交换价值即市场价格的决定，仍然是他的主观价值论中所说的取决于人对物的主观评价，这里只是限制为“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以，客观交换价值仍然是由心理因素决定。他的主观评价的心理因素受着什么支配呢？具体地说，边际对偶中任何一人参加或退出买卖是受到什么力量支配呢？说到底，是受着购买力的支配。但是，购买力的大小，显然又是以价格的高低为转移。可见，实际上并不是“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决定市场价格，正好相反，倒是市场价格决定谁将成为“边际对偶”中的一员。

价格本来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态，也就是说它的基础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即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它和唯心主义的边际效用，丝毫也连不在一起。至于供求关系的变动，只能说明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或一致；供求均衡，就是表示两者的一致，本身不能说明价值或价格由什么决定。所以，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论和价格论都是毫无科学内容的辩护性的理论，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2）利息学说——时差利息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庞巴维克经济理论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时差利息论”。其实，他炮制这个理论，有他的险恶的用心，目的是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挑战。

本来，利息是利润派生的东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庞巴维克却把两者的主从关系混淆起来，把职能资本的利润叫做自然利息，把借贷资本的利息叫做放款利息。此外，还把地租视为利息的一种形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在《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对过去的利息理论做了历史的考察，将它们划分为生产力学说、效用学说、忍欲学说、劳动学说和剥削学说等，然后逐一进行批判。实际上他的矛头主要是对准最后一种学说。

“生产力学说”，是指以萨伊为首的那些把生产要素视为生产的独立源泉，把利息视为独立源泉的报酬的各种利息学说。包括利润是资本家劳动的报酬，或者是对资本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的报酬等。他认为这种理论的缺点是把利息和价值视为由资本产生的，但不能解释何以归属资本家的产品价值都超过了资本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为什么资本的总报酬一定要比为获得它而花费去的资本的价值要大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花费去的资本与它的报酬之间常常有不同的价值呢？”它们远远没有给予科学的利息学说以满意的答案。他批评说：“如果说，资本有一种直接创造价值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任何生产要素都没有把价值直接或必然注入于它的产品里的力量。一种生产要素决不是价值的充分来源，价值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它的最终原因是由于人类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利息的任何解释，必须追溯到这种最终的来源。但是价值创造力量的假定，是企图用一种靠不住的假定来逃避这种解释的最后与最困难的部分。”

效用学说的基本观念就是：“除了资本实体以外，资本的效用是一种有独立性质和独立价值的东西。为获得资本的报酬，仅牺牲资本的实体是不够的，在生产时期，还必须牺牲资本的效用。”这样，资本的实体和资本的效用放在一起，才能等于产品的价值，它比资本实体的价值大。所以，剩余价值现象被解释为生产时期所牺牲的“资本的效用”。比如，一个渔人因获得资本制造一张网能多捕200条鱼，这是连同它的效用一起计算的；其中190条鱼或其价值应归网的实体，其余10条鱼则应归网的效用，这样就发生了剩余价值，即资本的利息。庞巴维克认为，没有像效用学说所假定的独立“资本的效用”，所以，也没有这样一类价值，这个假定只是一种想象，与事实完全相反。即使有这种资本的效用，利息现象也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因为，它不能说明“资本的效用”怎样增加了资本实体的价值而形成利息。

“忍欲学说”，指以西尼尔为代表的这种学说。对此他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个学说能够比较正确地说明了利息和利润的来源，还不失“有几分真理”。因为“各种资本的造成和保持是由于延缓现在享受的忍欲。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延缓能增加那种产品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没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延缓就得不到那种产品的价值，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说，因为在西尼尔的“忍欲学说”中，已经孕育着所谓“等待”和“时间”观念，而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学说”就是从这一观念中引申出来的。所以他说“时间影响财富的价值”，这一法则的发现是经济理论发展的最高峰，只有人们考虑到时间对于人们评价财富的影响，才能真正揭示真理。但他认为，这个学说还有一些缺点，还未臻于至善。其中最重要的缺点，是“在生产的劳动牺牲之外，又把享受的放弃或延缓或忍欲当做劳动牺牲之外的独立牺牲，是逻辑上的错误”。他举例说，一个人决定花30镑去做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不用这笔钱去购买波斯地毯。对这个人来说，直接的牺牲是30镑，间接的牺牲是波斯地毯，但在计算任何经济目的的牺牲时，只能两者任选其一，决不能把两者加起来计算：30镑和一块地毯。而西尼尔却做了重复计算。他还指出，在价值论中，边际效用论既已取代过去的生产成本说，则忍欲利息说已不攻自破了。

“劳动学说”有多种学派，但都同意把利息解释为资本家劳动的工资。庞巴维克认为，利息与资本家所做的劳动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而与所有权以及所有的数量则恰成比例。资本的利息并不是劳动的收入，而是所有权的收入。没有人怀疑，资本的经济力量除了资本家的劳动能力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总之，利息之为物，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质上是与劳动的工资有区别的。

“剥削学说”就是把利息视为资本家利用劳动者的贫困状况而剥削到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庞巴维克认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是这个学说的不自觉的创始人，而以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的论述最为彻底。他很得意地驳诘说：“放在地窖里藏了五年和十年的酒，它因此而得到的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在什么劳动时间里创造出来的呢？一个工人种下一粒橡子，这一橡子不再加以人的劳动，长成橡树时可以值20镑，如果，没有给他20镑的报酬，能说这是掠夺，是剥削无偿的劳动吗？”

这里，他的第一个例子，在一般情况下，是酒的累计的生产价格超过价值的问题，得到的剩余价值是平均化的剩余价值。如果是在特殊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又经过较长时间窖藏的酒，它的价格超过累计的生产价格，超过部分构成额外利润，那是来自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第二个例子，说的是橡树园里雇佣工人种下橡子，后来橡树值20镑，如果这个价格和价值是一致的话，它当然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橡树园资本家的利润及其分割的利息是无偿劳动的产物。

上面是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一书中所谈的“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之后，他在《资本实证论》中提出了他所谓的“新”的利息理论。他说：“对利息现象，我必须提出一个完全属于开辟新领域的解释。”他的新理论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利息产生的原因，根据人的心理感受再加上时间因素来予以说明。

他首先把财富分为两大类：现在财和将来财。前者是能够马上用来满足人们欲望的财货；后者是将来才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财货。他说：“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类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的物品更有价值。这个命题是我要提出的利息理论的要点和中心。”就是说，人们对于现在财的主观评价总是比对于将来财的评价为高。这样，由于时间的差别而使人们对于同一东西的价值的主观评价发生差别，就叫做“时差”。如果一个人以将来财换取现在财就必须付给“时差”以报酬，即时间贴水，叫作利息。企业的资本利润是利息的另一种形式，也是由时差产生的。

为什么人们对现在财的主观评价高于将来财？庞巴维克对此提出三条根据：

第一，“需要和需要的供应之间的差别”。即：凡是目前有困难和有急需的人，有理由希望经济情况会好转的人，对于现在物品的主观评价必然大于同种类同数量未来物品的主观评价。

第二，“低估未来”。即：由于人们设想自己未来的需要时考虑不周、意志上的缺陷、人的生命短促多变等心理上的原因，所以不太重视未来的欢乐和痛苦，以致常常低估未来物品的边际效用而高估现在物品的边际效用。

第三，“现在物品技术上的优越性”。即：现在物品在技术上是一种能优先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因为现在物品能够促成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消费品。他用例子说明：一个劳动者每天凭双手可以捕到并吃掉三条鱼；如果有一条渔船和一张渔网，他就每天可以捕到30条鱼。但他要制造这些捕鱼工具需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和劳动，这段时间他无法生活。现在有人借他90条鱼，约定一月后归还180条鱼。他制造出渔船和渔网后，从下月起每月能捕到900条鱼，很容易就把180条鱼的债务偿还了。由此说明，他借到的90条（现在的）鱼对他的价值，大大超过90条鱼，甚至超过用来偿债的180条（未来的）鱼。

从上述时差利息出发，他把利息来源分为三种形态：①借贷利息。认为借贷无非是现在物品对未来物品的实际而真正的交换，因前者的评价大于后者，前者必须得到贴水即利息。“因此，利息是由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价值上的差别所产生的。”借贷利息和本金加在一起，是以现在物品贷出本金和未来物品形式上的等价。②企业利润。这是利息的第二种形态，也是主要形态。企业家购进原料、工具、机器、劳动等进行生产，这些物品在本质上是现在物品，但在经济上是未来物品，因为它们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要把这些物品转变为可以直接供消费的物品，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过程，即转变为现在财货的过程，由此形成价值增殖，产生了利润。所以利润也是“时差”产生的。③耐久物品的利息，认为耐久物品远期服务的价值，随着它服务实现时间的推迟而缩小；一系列价值递减的远期服务，在其使用期间逐渐变成一系列现在的服务，前者的价值总和小于后者的价值总和，其差额即耐久物品的利息总额。

关于耐久物品的利息，他曾举例说明：假设一架机器可用六年，每年的服务价值为100，如每年使用只能在年终得到效用，假设每年效用相差5%，则逐年机器价值按现在评价为：95.24+90.70+86.38+82.27+78.35+74.62=507.56。已知每年服务价值为100，则六年服务价值为600，即将来逐年变成现在服务的价值为600。两者的差额为600-507.56=92.44，即总利息。

从上述可以看出，时差利息论不过是一堆毫无科学内容的空洞概念。

第一，它完全从心理和时间因素来解释利息的产生。试问没有劳动，时间自己会产生出超过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吗？时间创造收入，岂非痴人说梦！

第二，他用时差产生利息，又用利息代替利润，是想掩饰利润真正形成的原因，力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各种形态的利息都与劳动无关，从而证明资本家有权利获得剩余价值，因为时间是自然的、天赐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用这种拙劣的辩护手法来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徒见其黔驴技穷而已！

第三，按照他的解释，利息是由于以现在财交换将来财，因时间的差异而产生的。照这样说来，以现在财交换现在财，如商业资本的活动，不存在时间差额，岂不是就没有商业利润？由于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回避了现在财与现在财交换的商业资本的利润问题。可见，连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理论的脆弱性。

（3）充分就业论

庞巴维克也像其他边际效用学者那样，接受萨伊的分析，认为经济活动一般总是倾向于充分就业。他甚至指出，即使整个社会成员储蓄他们的收入的四分之一，生产也不会下降，从而也不会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这个论点曾经遭到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非议。他答复说：“批评者的错误是明显的；他们的错误在于：这种意见的前提之一，断言‘直接享受的消费’的减少必然也涉及生产的减少。真实的情况是：消费的减少不会引起全面生产的萎缩，只是通过供给和需求规律的作用，引起某些部门生产的萎缩……然而将不是商品生产总的下降，因为提供直接消费的商品产量的减少，会被增加的中间产品或生产资料（资本品）的生产抵销。”

但是批评他的人认为，资本品的生产，也只是被消费品的需求所唤起和引导着；假如消费品的需求减少四分之一，怎么会有比以前更多的资本品生产出来呢？

对此，庞巴维克又做了回答，他说：“人们减少他对当前消费品的需求而储蓄，决不是一般地减少他的享乐品的欲望。”“经济学家今天完全同意，与储蓄相联系的‘节约’不是真正的节约，就是说，不是对享乐品的最后放弃，而只是一种‘等待’。……储蓄不会使需求商品有一点点消失，而是如萨伊在一百多年以前很有见解地指出，……需求商品，希望享乐资财，在任何情况下，人都是不满足的。一个人在一定时间也许有足够的甚至过多的某种商品，但不是在所有时间拥有各种足够的商品。这个理论特别适用于储蓄。因为这些人储蓄的主要动机，确实是为他们自己的将来做准备，或者为他们的后代打算。这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获得对资财的某种支配权，即支配将来时期的消费品，以满足将来的需要。换句话说，这些人削减他们对现在消费品的需求而储蓄，仅仅是相应地增加他们将来消费品的需求。”

以上庞巴维克的论述，无非是说，储蓄既可用于投资，也可用于将来的消费，供给和需求始终会自动趋于均衡，所以储蓄不会造成生产下降，从而不会破坏充分就业。这种论调不过是“萨伊定律”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他不懂得，不断的扩大投资（更不用说占国民收入四分之一的投资）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增长与消费相对狭小的矛盾的加深，必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不断涌现，而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大量失业存在的事实，已经是无可辩驳的铁证。

（4）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疯狂进攻

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一书中，用专门的篇章来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攻击，他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首先他攻击劳动是商品的属性问题，也就是攻击劳动是价值的本原问题。他质问道：“难道商品仅仅有一个属性吗？例如，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是不是从需求方面说来，还具有稀少的属性呢？是不是一切商品都是供求的对象呢？它们是不是都是受人们支配的对象呢？它们是不是自然的产物呢？……我现在要问，价值的本原为什么不能存在于这些共同属性之中，像存在于作为劳动生产物的属性之中一样呢？”他还举例驳诘说：“原始土地是劳动的产物吗？金矿是劳动的产物吗？煤矿是劳动的产物吗？然而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都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

显然庞巴维克所列举的“共同属性”，全是一些商品交换的外部现象或自然因素，都不能说明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和起源。因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交换关系的表现。交换价值的本原，不是别的，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它是交换关系的基础。所以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那些不反映价值本原的东西，都必须舍弃掉，才能科学地说明以产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现象，才能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和起源。至于土地、金矿、煤矿等，就它们本身说，没有价值，因为不是劳动生产物；它们成为买卖对象，实际上是预买和预卖若干年的地租，即工人劳动所带来的额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工人劳动投在它们上面把产品创造出来，把剩余价值创造出来，土地、金矿、煤矿是不会成为买卖对象的。

其次，庞巴维克还挑出一些据说是劳动价值学说不能解决的例外现象来进行攻击。归纳起来有下列五项：①一些极有限制地再生产的财货，如雕像、图画、古书、古钱和陈酒等一类东西；②熟练程度不同的劳动为什么在同样时间里创造出不同的价值；③劳动时间一样，但有些部门由于工资低，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也低，例如女工劳动就是这样；④因为供求发生变动，商品的交换价值有时高于或低于它所含的劳动数量；⑤甲乙两种商品虽耗费同样的劳动时间，但因甲种商品所含的“过去劳动”较多于乙种商品，由此它的价值也高于乙种商品。

其实，这些问题马克思早已科学地解决了：

第一，雕像、图画、古书等商品，一方面是高度复杂劳动所生产的，所以价值高；另一方面是无法再生产出来，所以它们的价格成为高于价值的垄断价格。还有，这些商品在整个商品中只占极少数，它不反映每天重复千万次的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第二，那是一个马克思一再论述过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问题。复杂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是简单劳动的倍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自发过程，会调节着这种倍数。

第三，这是价值与生产价格的问题。工人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更多地出现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它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低于其价值（不是价值低而是生产价格低）。但必须指出，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每个资本家为了击败竞争对手，总是力图使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以便低于社会价值出售产品。

第四，因供求关系使价格与价值背离，围绕着价值波动，这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相反地，它恰恰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正是通过这种价格波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才能成为现实。

第五，商品的价值包含C+V+M三部分，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二重性，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又移转旧价值；移转到产品中代表“过去劳动”的C的价值较多时，产品的价值就要较大些，这是个常识问题。

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庞巴维克又再次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一文中，硬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的理论同价值论不协调。这又充分反映了他的无知。因为马克思已清楚说明，生产价格理论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生产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转化形态。整个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利润或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所以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同价值规律并不矛盾，它们都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庞巴维克的经济理论处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立。

瓦尔拉（L.Walras，1834—1910）是在瑞士洛桑的法国人，曾任洛桑大学教授，也是边际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因为他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独立地阐述了边际主义的原理。同时由于他运用数学方法创立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体系，所以他又是数理学派中洛桑学派的创建者。

瓦尔拉认为价值决定于物品的“稀少性”。所谓“稀少性”，就是人们消费一定量消费品时最后欲望所感到的满足程度。所以，这个“稀少性”即奥地利学派所说的“边际效用”。他指出，两种商品交换，其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效用的满足。而实现最大限度满足的条件是：通过交换双方拥有的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的比率恰好等于它们的价格的比率。就是说，商品价格决定于它们的“边际效用”的比率。

在边际效用分析的基础上，瓦尔拉进一步考察市场上全部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形成问题；也就是说要把两种商品的分析扩大到所有商品的分析上去。由此他创建了“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这个一般均衡分析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形成鲜明对照。他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中，许多变数是相互影响的，正如把一颗石子投入一个池子造成扩大的波纹圈一样，经济体系中的任何变动会造成进一步的广泛变动，而以逐渐递减的力量向周围扩展开来。

比如以提高奶油价格为例，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奶油价格提高，其销售量必然下降。这属于局部均衡的探讨。现在进一步考虑一些由此引起的支流影响，把问题引入一般均衡理论来探讨。奶油价格提高可能引起代用品的需求量上升，从而人造奶油便发展起来。随之，一种辅助产品的需求量如面包之类将由于奶油的消费减少而下降，其价格趋于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商品是直接或间接地互相为代替品，因为它们都争夺消费者的货币。假如少消费于奶油，就会多消费于人造奶油，或者多消费于书籍。设书籍的生产由于增加了产量而降低成本，其价格会有所跌落，从而扩大消费者对它的购买。由于市场上消费品的这些变动，生产要素会使就业移动。生产面包和奶油的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将减少，而生产人造奶油和书籍的劳动将增加。资本也会随着移动，土地的使用会从牛奶场和牧场转变为大豆和纸浆原料的产地。同时生活费用的改变也将影响工资率的变动，它又转而决定使用机器到何种程度去代替劳动。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必须用放大镜来探索由最初干扰所引起的进一步的变动。

一般均衡理论展示整个经济的基本价格和产量的相互关系的全部结构，包括商品和生产要素。它的目的在于数学地证明所有价格和产量能够调节到相互一致的水平。这种探讨是静态的，假设某些基本的决定因素不变，诸如消费倾向、生产函数、竞争形式和生产要素供给等不变。时间变动也排除于分析之外。

瓦尔拉认为，对经济现象内部联系的认识是很重要的。没有这种认识经济工作就会走入迷途。失业出现，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进口便宜的商品所造成。由此得出结论：进口造成失业。这是属于局部均衡分析。然而，如果进一步做一般均衡分析，就会发觉进口必将引起出口的相应增加。于是人们的结论也许是：进口不会造成全面失业的增加。

当然一般均衡理论绝不能预测各种变动的准确地的数量结果。在上述例子中，不可能准确知道由于提高10%的奶油价格，将引起奶油、人造奶油、面包和书籍等生产量变动的具体数字，因为变数太多、变动太大，而且又很不稳定，即使用现代的电子计算设备也不可能确切地计算出来。

但是在瓦尔拉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格是能够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数学地予以决定，从而得到全部价格互相联系的认识的。由于商品的需求量因其价格不同而不同，所以价格是独立的自变数，需求量是因变数。一个消费者只有在他知道所有其他商品价格时，才对一种商品决定购买多少。假设有n种商品总额，它们任何一种商品的总需求，决定于全部商品的价格。今以D1，D2，D3，……Dn代表每一种商品的合计需求，其价格分别为P1，P2，P3，……Pn。这样，每种商品就可建立一个方程式，表示需求是所有价格的一种函数。

D1=F1（P1，P2，P3，……Pn）

D2=F2（P1，P2，P3，……Pn）

Dn=Fn（P1，P2，P3，……Pn）S1=F1（P1，P2，P3，……Pn）

任何特定商品的需求，在均衡状态中，等于它的供给。所以：

D1=S1，D2=S2，D3=S3……Dn=Sn。

在上面三个方程式中，假如供给代替需求，就可得到：

S2=F2（P1，P2，P3，……Pn）

Sn=Fn（P1，P2，P3，……Pn）

假设供给为一定，并且是固定的。由于n种商品有n种价格，属于不知道，于是可以为每种商品建立其方程式；有了n个联立方程式，就足以决定n个不知道的价值。一经所有的价格被知道，则任何特定商品的合计需求（总需求）就能够被计算出来。当各种价格已被计算出来时，需求得到满足，可用的商品分配问题就被解决了。

瓦尔拉的这种分析，是用所有价格影响任何一种商品的需求来证明一般均衡概念。这种分析作为阐明经济体系中各部门相互作用的一种理论工具，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它基本上是静态分析，在极其复杂的动态经济体系中，很难利用这种理论来实现实际的均衡值；而且由于不可能知道进入方程式的全部资料，甚至即使知道，情况变化是如此之快，在成千上万的联立方程式不断地反复操作之后，其结果也已远离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