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约束强化了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

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具有内生性的一面，但是目前资本约束等外在的监管制度层面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助长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亲周期。

一、相关制度层面与资本约束的亲周期

本次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全球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给许多大银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花旗银行、瑞士银行等纷纷大规模地计提损失准备并降低信贷供给。次贷危机正是导致2007年末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呈现经济衰退迹象的主要原因。在信用风险、信用评估模型、贷款损失准备制度以及资本充足率监管模式与经济周期的交互作用下，商业银行信贷的亲周期特征明显（见图4-3）。

图4-3　实体经济与银行信贷（与银行资本紧密相连）之间的恶性循环

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努力制定出最佳的操作准则，包括盯市计价的会计准则、贷款损失拨备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等，并将这些准则、方法、规则作为标准要求各个商业银行参照执行。而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业银行信贷的亲周期特征。

1．公允价值会计制度

公允价值（Fair Value）是指在正常交易情况下，市场参与者愿意成交的价格，一般是以公开市场中相同性质资产市场报价为代表。如果没有交易市场，则以最近成交价格或者以内部模型依据可得的信息推算。

《巴塞尔协议Ⅱ》在进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实践中，将商业银行的表内、外资产分为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资产两大类，交易账户记录的是银行为交易目的或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的风险而持有的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与交易账户相对应，银行的其他业务归入银行账户，最典型的是存贷款业务。这两类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要求是不同的（如表4-1所示）。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区分两个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是合乎银行经营逻辑的。但不稳定的环境可能导致两个账户产生亲周期效应，并通过资本监管、银行的风险管理及心理因素等路径将亲周期效应传递到银行业。

表4-1　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4〕

交易账户的亲周期主要体现在：在经济上升期，通过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的资产计量，必然增加账面利润，提高银行资本基础。资本基础的提高通过信贷扩张对经济产生进一步的推动力。在经济衰退时，通过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的资产计量，必然确认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在危机初期，随着次贷违约率上升，次级债券价格开始下跌，导致商业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出现了大量未实现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损失。这虽然是“账面损失”，但是却扭曲了投资者的预期。大量的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侵蚀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基础，而资本基础的弱化又会迫使银行出售资产，进一步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并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认基础，最终形成“资产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并由此引发市场产生悲观情绪。悲观情绪的蔓延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恶性循环。从公允价值的定义来看，有序交易是其运用的一个前提，但在危机中大量机构被迫变现资产，形成的价格并不符合公允价值的前提，由于传统的会计准则中缺乏对此类情况的具体指引，使得会计主体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加了“账面损失”额。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全球金融一体化将导致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心国家净借款迅速增加，同时使得只针对这个国家的冲击被迅速传递到世界各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上，并通过这种渠道对外围国家经济产生冲击。在以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为基础的银行资本金要求下，这种冲击还会得到放大。

2．贷款损失拨备制度

根据《巴塞尔协议Ⅱ》，贷款损失拨备的计提水平和确定资本要求的风险权重都取决于担保物的价值，而担保物的价值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更为密切。担保物价值的任何变化将同时使贷款损失拨备和资本水平按同一方向变动。在经济上升时，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较好，违约率较低，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较少，而银行较低的信贷成本、较高的利润回报，以及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必然会弱化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刺激银行信贷规模和经济的继续扩张。相反，在经济衰退时，通过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下测算的贷款减值拨备较高，最终抑制信贷规模的扩张和经济的复苏。

商业银行按照现金流折现法（DCF）等进行减值测试，并相应提取拨备。这种以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基础，基于已发生损失理念的减值计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商业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作用。比如，当经济繁荣、信贷高速增长、商业银行利润丰厚但信用风险已经开始聚集的时候，现行会计准则要求商业银行提取的减值准备相对较低，这会激励商业银行进一步放贷。而当经济下行、信贷紧缩、商业银行亏损而信用风险已经充分暴露时，反而要求商业银行多提拨备，从而进一步抑制商业银行放贷并延缓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贷款损失拨备的变化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收益。总的拨备覆盖率及拨备成本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减少，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快速上升。因此，经济周期拐点一旦出现，马上会出现商业银行收益减少、风险承担意愿降低和信贷紧缩，此时商业银行会调整资产投资组合以增加安全性。

3．银行高管激励机制

银行业激励机制的扭曲是产生银行业亲周期的根源之一。长期以来，华尔街奉行高盈利就可以高分红，并宣扬80％的收益是由20％的人创造的。金融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正相关性，往往呈几何级数上升（钱诗曼，2010）。这是由于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现代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下，股东和银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其中代理人追求更高的薪酬，而委托人追求的目标是资本收益最大化。股东和管理层追求目标的差异，扭曲了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

具体而言，传统的薪酬激励机制主要有两大缺陷：（1）时间期限的不对称性造成短期行为的偏向；（2）奖励惩罚的不对称性造成承担过多风险的偏向。很多银行在对管理层和员工进行绩效考核时，都将薪酬与银行当期效益挂钩，无法实现薪酬安排和银行长期承担风险相一致，也不能反映潜在的风险和损失。“重奖优不罚劣”的非对称激励机制使管理的最终责任得不到落实。在只分享业绩增长的好处，不必对经营损失承担责任的薪酬激励机制下，金融高管不必为业绩下滑承担责任，“投机”成功却可获得高额回报。这无疑刺激了高管们追求短期回报而不断冒险。他们往往不顾股东的长期利益采取大胆冒进的亲周期经营策略，过度承担风险，以实现管理层的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其对银行未来经营产生的巨大风险。在“蛋糕越大、红包越大”的机制诱惑下，高管们的风险偏好不断增强。奥巴马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谈及薪酬问题时指出：“容许可以赚快钱以及给高层带来丰厚分红、但不顾后果的方案，这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次贷危机前次级抵押贷款的门槛不断降低的事实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推论。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就业危机引发的愈演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基本反映了市场主体对于调整利益格局的呼声。

4．风险管理和经营同质化的亲周期

当今几乎所有商业银行都采用数学模型作为衡量和管理风险头寸的工具。由于数学模型的复杂性，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没有能力研发适合自身风险管理模式的数学模型，这导致了商业银行之间风险管理方法的雷同。在应对风险时，商业银行之间不仅对特定的风险暴露是相同的，而且其交易期限、处理风险的方式也是同步和相似的。大多数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按照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念，以及有效市场法则来进行资产配置，遵循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理念。所以，即使原本的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和资产是独立的，也因为大家使用相似的风险管理模型而形成了风险的高度相关，而大型金融企业的存在则更在这一意义上促成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此外，过度依赖于有限的历史记录以及风险模型化是造成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我们预测到了1000只“白天鹅”，可仅仅一只无法预测的“黑天鹅”就足以给我们带来致命的打击^〔5〕。因此，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特征大为增强。

5．信用评级制度

信用评级是对一个企业或其发行的特定证券或货币市场工具等债务对象信用质量的评价^〔6〕。信用评级制度是便于投资者对于复杂数据进行理解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削弱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制度安排。

（1）市场依赖的外部信用评级具有亲周期的特征

美国证监会和银行监管部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规定，在一些高风险债券的投资中利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投资的准则。例如，1931年美国的货币审计署明确规定，如果银行持有的债券按照面值入账，则该债券必须经过至少一家评级机构的评级，且公开评级不得低于BBB级别。1936年，货币审计署和美联储进一步规定，禁止银行间持有BBB级别以下的债券，且银行持有的所有债券必须经过至少两家评级机构的公开评级。类似的规定在很多银行部门得到采纳^〔7〕。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揭示风险的专业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被誉为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然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却并未尽到此种责任，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大评级机构即穆迪、标准普尔以及惠誉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大同小异，具体的评级相关性较高，最终评级结果的叠加成为助推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强大力量。经济繁荣时，市场情绪乐观；经济衰退时，市场则被悲观所充斥。

在本次危机中，与次贷相关的金融创新产品中，随着创新链条的延长，基于金融工程技术的产品设计模型越来越复杂，产品的风险收益特性已经远远超过一般投资者的理解能力。信用评级机构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甚至唯一依据。信用评级甚至成为次贷产品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自2000年美国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给予其最高评级，其中有75％的次级债券获得了“AAA”级的评级（符浩东，2008），使得投资者得以放心地大量买进该类债券，次级债市场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然而此后美联储的连续加息导致了信用风险的不断增大。到了2006年第四季度，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已达到了14.4％。2007年第一季度更是增加到15.5％。这已经暴露出了很高的信用风险，然而各评级机构却对此后知后觉，没有及时做出风险预警。^〔8〕直到2007年7月，穆迪和标准普尔才大范围地降低了几乎所有次级债的评级，而此时一些次级债的价值已经缩水了50％。

在传统的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有限监管”模式下，评级机构无需对评级结果本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承担法律责任。在普通法中，信用评级业也一直被视为“财经媒体”，其评级结果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新闻自由）的保护。在法律责任上，金融危机前美国法将信用评级机构排除在证券侵权赔偿责任主体范围之外。^〔9〕这种长期的“位高权重”的状态助长了信用评级业的道德风险。次贷危机后，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删除了有关参考信用评级的条文。但评级依然是基金经理向投资者传递风险偏好的便利信号。此外，信用评级机构的做法是根据债务人的财务报表和历史违约记录评估将来违约的可能性，并将信用状况从高到低分成从AAA、AA到D各级。信用评级一旦做出就具有公共产品特征，但信用评级的生产成本很难分担给信用评级的使用者。所以信用评级机构主要采取向评级对象收费的商业模式，缺点是产生了金融危机中备受诟病的利益冲突问题。此外，全球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它们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相关性较高，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

（2）银行内部信用评级具有亲周期的特征。《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框架下，商业银行可以使用内部评价法来测算风险资本。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共同构成了风险权重函数的输入参数体系。银行将风险估计值输入风险权重函数可以测算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充足率。

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值较低，由此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就较低。在满足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银行能够抽出更多的资本进行资产扩张。银行信贷供给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在宏观经济衰退时，由较高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值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多，导致资本监管要求变高和银行信贷能力的下降，最终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此外，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风险参数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必然在风险权重函数内部产生一种倍加力量，助推银行的亲周期性。

（3）时点评级方法助长了银行的亲周期效应。当今使用最多的时点评级方法是运用借款人当前的信息进行评级，所使用的评级时间跨度大多不超过1年。这意味着所得出的违约概率只是借款人在未来1年以内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选择评级周期为1年是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数据的可获得性、商业银行内部的核算周期、配置新资本和计提损失缓冲所需时间等（BCBS，2000）。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这么短的时间跨度意味着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的平均评级很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变化。以基于Merton评级模型（1974）的KMV模型为例，公司债务人的违约率与公司股票价格负相关，而与股票价格波动性和公司杠杆率正相关。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平均信用评级将会改善，未来1年内的违约率会下降；相反，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平均信用评级将会恶化，未来1年内的违约率会增加。所以根据这种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所计量的风险，将会在经济扩张时期减小，在经济衰退时期增加。

实际中运用的风险评估模型在处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因素方面，大多数都采用“外推”的方法。如果当前的经济状态是好的，意味着未来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当前的经济状态是坏的，意味着未来也将会变坏。这些评估模型所得到的违约率或信贷质量的变化只是评级周期机械地延伸的结果，并没有考虑实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二、《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对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影响

商业银行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性，银行业务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正是这种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然而，上述从控制特定风险角度采取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有些反而加强了系统性风险，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监管框架下的资本监管就是最好的例子。2000年，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认了资本金要求具有的亲周期性，通过信贷对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产生影响。

1．《巴塞尔协议Ⅰ》下的资本监管与信贷扩张机制

（1）理论模型。假定商业银行的资产全部是贷款（L），全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只有两种：存款（D）和股权资本（E）：

其中，A为商业银行的总资产，L为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E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D为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

①没有《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监管。

如果商业银行资本减少，根据式（4-1），银行要么增加存款以维持流动性，要么减少贷款，压缩资产规模。因此，商业银行资本与存款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贷款存在正相关关系：

②存在《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监管。

按照《巴塞尔协议Ⅰ》的要求，商业银行被要求持有最低资本。

其计算公式为E/L≥k，这里假设商业银行的所有贷款都是公司贷款，因此，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

因此，

（2）结论。

①商业银行存款与资本金的关系。

在没有《巴塞尔协议Ⅰ》的约束下，（4-2）式表明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减少将促使银行吸收的存款增加；而当商业银行受《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约束时，（4-4）式表明，资本金的减少将伴随着银行吸收存款的减少，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实行《巴塞尔协议Ⅰ》监管，如果资本金减少，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下降幅度要大于银行不受资本充足监管的情形。

②商业银行贷款与资本金的关系。

在没有《巴塞尔协议Ⅰ》的约束下，（4-3）式表明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减少将导致贷款量的下降，但贷款量下降的幅度小于资本金减少的幅度；而商业银行受《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约束时，（4-5）式表明，资本金减少同样将导致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量的下降。但是，贷款量下降的幅度大于资本金减少的幅度。因此，资本管制阻止了存款作为资本减少的替代。由于资本和存款都减少，因而贷款就减少得更多，而不是随着资本的减少而同比例的减少。在《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监管约束下，商业银行贷款量的下降幅度比银行不受《巴塞尔协议Ⅰ》资本充足监管约束时来得大。

以上分析说明，如果存在《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监管约束，在商业银行资本金因外部冲击而遭受损失时，商业银行总的流动性下降的幅度会比没有《巴塞尔协议Ⅰ》资本充足监管约束时大，因此会增大银行的不稳定性，同时商业银行贷款的下降幅度也将增大，进而可能对经济产生进一步的紧缩影响。

2．《巴塞尔协议Ⅱ》监管强化了资本监管的亲周期

与《巴塞尔协议Ⅰ》相比，《协议Ⅱ》规定最低资本比率保持不变，但对风险加权资产的定义做了修改。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方面，《巴塞尔协议Ⅱ》最大的特点就是提供了对风险更加敏感的测量。《巴塞尔协议Ⅱ》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贷款赋予不同的风险权数，而不是像在《巴塞尔协议Ⅰ》下对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数都规定为100％。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在《巴塞尔协议Ⅱ》下商业银行的最优贷款行为是如何变化的。

假设1．时间分为两期，分别为t＝0，t＝1。

假设2．存款的利息为r_D，假设这项支付都是确定的。

假设3．在t＝1时，这家商业银行投资的回报已经实现，对于贷款L，用r_L表示其平均回报率即贷款利率，用P表示向它借款的企业失败的概率。为便于分析，假设当企业违约时，商业银行将在t＝1时收到零支付，这里P起到了衡量贷款风险的作用。

假设4．按照《巴塞尔协议Ⅱ》的要求，商业银行被要求持有最低资本，其计算公式为E_R／L≥k。这里假设银行的所有贷款都是公司贷款。因此，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k是监管当局要求的最低资本比例，如果E_R／L＜k，则银行将受到监管当局的惩罚，假设罚金为V。

假设5．由于E_R／L＜k，ε为随机变量，则存在着一个非负的概率q，使得t＝1时，银行会被惩罚，不妨将其表示为q（kL／E），显然q′＞0，即当kL／E增大时，实际资本比率L/E减小，被惩罚的概率q也就增大。进一步假设q″＞0，它表示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接近k时，其被监管当局惩罚的概率将会以加速度增加。

（1）《巴塞尔协议Ⅰ》资本监管框架下：

在t＝0时，该银行为追求收益最大化，选择合适的贷款量，其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可知：

（2）《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框架下：

假设6．假设存在两种不同的贷款L₁和L₂，L₁风险较低，相应要求的利率也比较低，即有P₁＜P₂，r₁＜r₂，其中P和R分别是贷款的违约率和利率。

假设7．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商业银行对不同的贷款赋予了不同的风险权数，分别设为ω₁和ω₂，自然有ω₁＜ω₂。其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为。k是监管当局要求的最低资本比例，如果，则银行将受到监管当局的惩罚，假设罚金为V。

假设8．假设该银行是风险中性的，即该银行认为具有相同期望收益的资产是无差异的，由于高风险的贷款违约率高，相应银行要求其支付较高的利率。对一家风险中性的银行有。

这样，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

目标函数可写为：

其一阶条件：

且保证了所求出的解为最大解。

由（4-10）可得，

由于L₁＞0，L₂＞0，可得：

（3）结论。

比较（4-8）和（4-11），由于L＝L（E，D），即L完全依赖于（E，D）。因此，对于相同的一笔企业贷款，在《巴塞尔协议Ⅰ》下，其风险权数为100％，而在《巴塞尔协议Ⅱ》下权数为ω_i，当ω_i＜1时，要比在《巴塞尔协议Ⅰ》时大。这说明在《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协议下，当信贷风险较低（风险权数小于100％）时，商业银行最优贷款供给对资本的弹性比在《巴塞尔协议Ⅰ》下更敏感。《巴塞尔协议Ⅱ》所强调风险衡量方法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行为特征。

《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所带来的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再次引起了各国监管部门的反思。2009年4月的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和9月的匹茨堡峰会均提出要改革资本监管体制。美国于2009年6月17日颁布《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保持足够高的资本水平，减少银行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法国于2008年8月出台了《经济现代化法》。欧盟委员会先后在2008年10月和2009年7月向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了关于修改《资本金要求指令》的提案。日本于2008年12月通过了《金融功能强化法》。英国议会也于2009年2月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案》。这些金融改革的内容都涉及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亲周期问题。

三、资本约束与信贷亲周期：中国的情况

1．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情况

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4.35％、3.49％、4.84％和4.81％，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37％，1997年这一比率下降为3.71％。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了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抗风险的能力，1997年中央政府将国有商业银行的55％所得税率再加7％的调节税，调低到与一般工商企业相同的33％水平。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使当年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到7.01％。但是1999年在剥离了14000亿元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是降到了6.89％。2000年进一步下降到5.51％。2002年平均在6％左右。到2003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6.93％。

2004年1月，中央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补充资本金。此次注资使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8.01％和10.08％，达到了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8％的标准。建设银行则第一次迈过了上市的资本充足率门槛。2004年6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2787亿元。2004年7月，中国银行发行次级债筹集资金140.7亿元。通过以上措施，这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了较明显的提高。2004年底，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1.29％，不良贷款率降为3.92％。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04％，不良贷款率为5.12％。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外汇，重组了资本结构。5月，中国工商银行完成了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的剥离工作。6月，四大银行分别与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总额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的转让协议。这些措施有效地充实和提高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与资本充足率。但是，随着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大规模扩张，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又接着出现。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在1994年引入了资本充足性管理，然而从1989年到1997年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然呈逐年下降趋势。直到1998年后，国家采取政府注资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贷款进行剥离等措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才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随后的几年间，商业银行资产扩张速度加快、经营效益欠佳，加上呆账核销侵蚀了商业银行资本金，又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资本金补充制度，四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又在不断下降，说明国家注资的短期行为效应非常明显。直到2004年国家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注资，2005年对中国工商银行注资及第二次剥离，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不足的情况才得以改善。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趋势，将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1992年至2008年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绘制成折线图。由图4-4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受政策影响较大，表现出较大的跳跃性。1998年国家注资及剥离不良贷款使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但随后又开始逐年下降。直到2004年再次注资，资本充足率才开始上升。

图4-4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1992—2008年）

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这一办法使原来只有“软约束”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了硬性标准。由此，我国的银行资本监管开始逐渐步入真正的严格资本充足性管制阶段。截至2008年末，中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全部达标，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0.5％，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3％。贷款损失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10〕。

2009年上半年以来，由于各大国有和中小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急剧扩张，资本充足率出现了普遍下降（见图4-5）。上市银行2009年一季度数据表明，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下滑：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从2008年末的13.1％、12.2％和13.5％，下降至12.1％、12.4％和12.8％；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深发展和浦发银行这一比例也下降明显。2009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共发行次级债12次，总额达1042亿元，一举超过2008年全年974亿元的发行规模。

图4-5　2009年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率继续双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我国银监会于2009年10月21日出台《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提高核心资本要求。主要商业银行（含国开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其他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第二，限制次级债券在银行间的交叉持有。该规定将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数量和质量，但同时也会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

2．我国银行业资本约束对信贷亲周期的影响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控制中，资本充足率是保证商业银行在出现一定的不良资产比率时，仍保有足够的负债偿付能力、避免破产清算的指标。从图4-6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从2000—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额和贷款增速持续增长。2000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仅为99371元，贷款增长速度为6％。但是到2003年，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就达到158996元，贷款增速达到21.1％。从2004年开始，我国资本监管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加强，真正开始对银行资产扩张产生约束力。由于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的信贷关系最显著，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加强受影响最大的是商业银行的信贷。短期来看，商业银行信贷的缩紧现象非常明显。进入2004年以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增速明显放慢，商业银行贷款增速从2003年末的21.1％下降到2004年末的14.3％。

图4-6　我国银行业贷款增长率（1978—2008年）

在我国银行业补充资本金的途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约束对信贷周期的影响将会随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增强而不断提高。从宏观的角度看，资本充足率影响信贷，而信贷对产出、利率、价格等宏观经济变量都有影响，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和上海浦发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资本充足率变化量间的关系绘制对比（见图4-7—图4-10），较为清晰地看出中国交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贷款增长率之间成一种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两个比率间的关系不明显，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

图4-7　中国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贷款增长率的走势（1992—2008）

图4-8　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贷款增长率的走势（1997—2008年）

图4-9　中国交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贷款增长率的走势图（2002—2008年）

图4-10　上海浦发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贷款增长率的走势图（1998—2008年）

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还反映在银行贷款行为的调整和资产结构的选择上。资本充足率监管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风险加权资产，在商业银行资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一个有效途径是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数量。由于资产规模与资本金的配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与资产风险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各类资产业务的风险权重不同，其所需要的资本也就不同。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债权的风险权重均为100％，对公用企业贷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对国内其他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为20％，对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定向债券的风险权重均为0％，对资本没有需求。过去，信贷资产结构的不合理也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从目前的情况看，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作用还是很明显。2004年后，四大银行贷款占资产的比重在下降（见图4-11）。

图4-11　四大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变化（2000—2008年）

由于贷款风险权重对贷款期限不加区分，商业银行也更愿意发放中长期贷款，因为这可以在不影响资本充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由此可以看到，当资本充足率监管促使商业银行不得不提高货币性资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弥补货币性资产低下的收益率，普遍提高了企业贷款中中长期贷款的比重。

图4-12　中国银行业贷款结构（1999—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