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行为特征与信贷亲周期

虽然各种泡沫案例的形成年代、具体背景、经济后果不尽相同，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亲经济周期的特征（Kindlegerber，1996）。在经济衰退期，信用违约将会显著增加，银行需要提取大量拨备，这意味着银行的资本损耗增加，导致的行为结果是收缩信贷，这又会使得那些没有风险、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信贷供给的萎缩将抑制实体经济部门中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此时，商业银行的信贷亲周期行为会导致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在经济景气时期，因为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乐观，银行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银行通常更乐于向客户发放贷款，也放松了对抵押物品的要求。而且在经济上升时期，银行接受的抵押品价格显著上升。此时，商业银行会增加信贷供给，结果使经济进一步繁荣。因此，银行信贷政策态度在本质上有助于加强经济景气周期（包括周期性的景气或萧条）。客观地说，商业银行亲周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追求盈利性是商业银行的天性。在经济扩张阶段，商业银行通过增加贷款的品种和数量，增加市场份额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经济衰退阶段，商业银行用缩减业务规模来避免潜在的损失。这种亲周期发展模式类似于股市的“追涨杀跌”，扭曲了银行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从个体而言，商业银行亲周期是理性的，但是个体的理性结果却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所谓的“合成谬误”（Samuelson，1966）。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总体大于局部之和（Brown等，2009）。商业银行整体的亲周期行为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较大的波动和相应的损失。

一、商业银行亲周期的行为特征

1．有限理性和灾难近视

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在市场中的理性仅仅是相对理性，即“有限理性”。商业银行的有限理性主要源于其行为的短期性。频繁发生的事件总是比偶然事件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而这种记忆通常会受经历的感受深度及距离上次事件发生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加剧了可得性偏差。首先，商业银行对风险的衡量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往往很难区分根本性的趋势变化和短期波动的影响，在心理机制、激励和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下，造成风险衡量的短期性和局限性，对短期波动性、资产和违约相关性、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等变量衡量失真。

商业银行管理者的行为同样具有灾难近视的特征。危机过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倾向于低估那些低频率外部冲击事件发生的概率，以至于承担了与其资本实力相比较大的风险敞口。每次大型危机过后不久，当经济活动开始逐渐活跃，危机渐渐从人们视觉中消退后，银行管理者又会开始进行过度的信贷扩张。那么，在短期内能迅速增加银行盈利水平。谨慎的信贷供给行为被银行家所抛弃，短期行为又开始日益盛行，直到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临。一般说来，如果两次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间隔时间越长，那么，人们会认为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一旦真的发生了金融/经济危机，大家又都毫无心理准备。

有两个心理学推理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是所谓代际遗忘，即今天的贷款人忘记了过去的痛苦经历。首先，银行管理者一般使用记忆中已有的事件来估计各种风险出现的概率，有证据显示人更容易记起经常性事件而非偶然性事件。其次，商业银行管理者非常注重效率，如果某种特殊后果的可能性很小，往往被忽略不计。这两点加起来银行往往低估风险，导致贷款损失拨备不足。当经济趋好时，银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人们的贪欲已经战胜了恐惧，价格的上涨推动更多的购买，人们预期当前资产价格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种解释被称为竞争压力，即贷款人是出于竞争的压力而作出许多不审慎的贷款决策，因为如果不那样做他们将失去客户和市场份额。在银行贷款市场上，商业银行在与工商企业、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等“多头博弈”的过程中，还不得不面临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压力，使银行管理者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仅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心态、情感和社会群体行为等多方面的影响。如在经济恢复期，多数投资者都采取谨慎的融资方式。而当经济运行刚刚进入低迷阶段的结束期时，生产投资开始趋热，货币需求渐增。此时银行为了提高在信贷市场上的占有率，不得不在同业间展开争夺贷款的竞争。而正是这一同业间的竞争，使得商业银行放松了对企业借款的审查。

2．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

希勒等经济学家认为高度流动性的交易市场都会出现非理性行为，并且容易受到自我增强的羊群效应和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s）的影响。在“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的驱动下，市场中的投资者（商业银行）出现了投资趋同的现象，使某一类金融资产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的集聚高峰。

造成银行贷款市场的羊群行为的根本原因是银行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在经济景气阶段，市场会产生出种种的乐观情绪，投资者的预期利润也随之提高，进而激起了人们过度的投资举动，追加的投资也主要依靠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来维持，因此，市场总借入的资金量不断增加。随着市场投资情绪的进一步高涨，有部分投资者开始放弃原先的谨慎原则而采取冒险的做法，结果是贷款需求猛增。

此时，银行管理者则容易犯锚定与调整偏差的错误，即在判断和评估贷款时，往往先设定一个最容易获得的信息作为估计的初始值或基准值（称之为锚点）。目标价值以锚点为基础结合其他信息进行一定的上下调整而得出。一般来说，这时候的银行选择锚点的指导原则是摩根规则^〔1〕。实践证明，这个规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银行家们并不是不懂得运用摩根规则的限制条件，而是银企间的博弈增加了银行搜索信息的成本，更由于同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银行不得不放松了运用这一规则的条件，而倾向于选择心智的捷径，即凭借经验解决问题。于是，由于同业间的激烈竞争，出现了银行争相贷款的从众行为（羊群行为），从而造成了信贷的扩张。在景气阶段行将结束时，经济出现了趋热的症状。经济的繁荣诱发产生强烈的投机冲动，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飙升，掩盖了供求的失衡，表现为泡沫经济盛行。然而，此时的银行管理者会犯过度自信的偏差，对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视而不见，仍倾向于坚持自己原有的判断，即经济运行仍将上行。因此，为了满足增加的贷款需求，银行加大力度吸收存款，逐渐使市场利率上升。这时市场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逐渐增加。经济泡沫的膨胀为其破裂准备了条件，一旦过剩的生产越过临界点，景气指数就会迅速下降。2007年8月，在距次贷危机爆发仅几周之遥的时候，时任花旗集团CEO普林斯（Chuck Prince）曾说：“只要音乐不停，你就得振作起来继续跳舞，我们仍在跳舞。”在音乐响起的时候尽情舞蹈，当音乐骤停的时候能找到座位坐下。即使像本次危机时那样实际上根本没有座位，也要能够坐下去^〔2〕。

在经济运行上升逼近峰顶时，人们逐渐认识到泡沫终将破裂，而这一观点形成市场的共识过程并不是一个平滑的渐进过程，是在充满信心和乐观情绪阶段后的突跃式变化。而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确定效应的影响，商业银行在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方面会耽搁和拖延，以避免遗憾所带来的痛苦。中央银行为了防止泡沫进一步膨胀与突然破裂，采用新一轮宏观调控，提高基准利率，加快短期利率上升并使长期利率上升，以求经济运行软着陆。而当经济运行出现下行拐点时，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损失规避倾向立刻会成为银行管理者信贷决策的指导思想，心理账户又使银行家们快速地把银行持有的资产在心理上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别，并想方设法在行将恶化的市场上收回原来的贷款并进一步拒贷。于是，银行贷款市场上的羊群行为又一次出现了，并进一步造成市场的信贷“瓶颈”，即银行家们面对中央银行的调控和经济运行出现下行的拐点，突然采取一个截然相反的态度，大规模地、迅速地减少贷款的行动，猛地抽紧了市场的流动性，形成了由需求萎缩和货币供应量减少而产生的通货紧缩。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一个完整的信贷周期中的两个阶段上，商业银行有两次截然相反的群体性行为（羊群行为）。在经济繁荣时，出现群体性的多贷；在经济衰退时，出现群体性的拒贷，使银行的亲周期效应得到了明显放大。信贷周期产生于实际经济的波动，又反作用于并强化实际经济波动。

3．认知偏差和过度自信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以及未来的前景都表现出过于乐观，同时由于自我强化的归因偏差，人们常常将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将差的结果归罪于外部的环境，所以人们难以通过不断地理性学习来修正自己的信念，导致人们动态的过度自信。

商业银行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不能建立贷款回报的确切分布，所以银行管理者求助于一些建立在已有数据基础上的经验法则，如流动性、预期利润率等指标。信息不充分增加了判断错误的可能性。银行管理者很难区分随机性冲击造成的决策错误和基本性错误造成的决策错误，对于出错的信息指示反应滞后，这就是认知不一致，管理者可能会忽略新信息或作一些修正使旧决策得以维系。

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这样的宏观态势使银行管理者获得了一种确定结果的认知，即经济运行很快将持续下去，未来还会有一个更高的还贷率。商业银行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使其跌入代表性直觉偏差的陷阱，即目前仍是增加贷款资产的最好时间。在经济波动出现上、下行拐点时，由于他们的认知偏差，因而造成信贷扩张与紧缩并形成信贷周期，信贷周期反过来又强化了实体经济的波动。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2002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虽然发展得比较快，但尚未出现违规行为。反而此时房地产俨然成为全新的经济推手，带动了经济和股市的缓慢复苏，这种复苏又反过来拉动房地产市场，如此往复。而2002年秋季之后，事态就不一样了。人们突破了各种底线，为了得到高额贷款，评估作假、关联交易、威胁评级机构等事件屡见不鲜。2002年底，美国住房均价与1997年相比上涨42％，旧金山涨幅甚至高达88％。《时代》杂志在2002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清晰地发出了“将房地产当作自动取款机”策略的先声。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时髦”的建议：现在就将你的房产抵押，用来获得贷款买股票。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氛围已经非常浓厚了。参与者自认为在市场上无往不胜。人们认为房价必然走高，而且任何融资方案都会一帆风顺。这时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出现了，次级抵押贷款、次优抵押贷款这类新型融资方式开始大量出现。如图4-1所示，2004—2006年，次级抵押贷款占抵押贷款总额的20％还多，而1997年只有3％。

图4-1　次级抵押贷款的发展

资料来源：罗伯特·坎贝尔，“抵押金融内幕”，转引自：弗莱肯施泰因、希恩，《格林斯潘的泡沫：美国经济灾难的真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由此可见，在信贷风险的亲经济周期过程中，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有限理性”放大了经济波动，从而导致银行体系自身的失衡，甚而爆发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客观上实现了经济金融的同周期性。

4．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行为的亲周期

系统重要性机构在金融体系的运行中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亲周期特征，而在金融风险爆发期间，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险放大效应更加明显。系统重要性机构的亲周期效应同时表现在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存在于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以大型银行为例，在经济趋好的阶段，大型银行在政策当局的宽松环境下通过较低的成本就能获得储蓄，即其负债的成本较低。据统计，美国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其融资成本比其他中小银行平均要低70个基点^〔3〕。在资产方面，由于经济形势趋好，资产价格上升，贷款需求不断攀升，大型机构有充足的资源用于发放收益率更高的贷款，比如，本轮金融危机中的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其资产的收益率相对较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重要性机构的亲周期效应已经初现，系统性风险产生并逐步累积。在经济形势向下的环境下，金融局势紧张，系统重要性机构对于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和基本的资金融通职能的影响更加凸显，但是系统重要性机构为了自我保护，往往表现出极为坚定的“理性”，在金融紧缩阶段，他们更加紧缩信贷，从而使得市场整体流动性陷入不足甚至枯竭。在本轮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高盛、美林、美国银行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都是相对较好的，但是他们坚决“窖藏”流动性，使得危机不断升级。金融机构个体的理性最后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无序。

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衡量主要采取三个指标：规模、可替代性和内在相关性。根据20国集团（G20）的定义，系统重要性机构比大而不倒的机构更加宽泛，包括大型复杂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等。系统重要性机构在系统性风险的产生、累计及在金融危机的触发、演进升级中都扮演了重要作用。2011年11月，G20的金融稳定性执行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公布了首批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包括高盛、摩根大通、汇丰、花旗、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等国际知名大型银行，其中17家来自欧洲，8家来自美国，4家来自亚洲。除中国银行之外，亚洲另外3家均为日本的金融集团。

二、美国次贷危机中商业银行的行为特征

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13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这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美国居民相信，购买房屋是无风险的投资，因而对住房的需求大幅膨胀，进而促进了家庭债务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率提高，导致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迅速膨胀。

既然次贷借款人是违约风险非常高的客户群，那么，为什么商业银行还要贷款给他们？首先，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上涨。即便出现借款人违约现象，商业银行可以拍卖抵押品（房地产）。由于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上涨，商业银行并不担心因借款人违约而遭受损失（灾难近视）。这样看来，商业银行发放的次级贷款似乎不存在安全性问题（过度自信）。其次，商业银行通过证券化将风险转移给第三方，因而并不会因借款人违约而遭受损失。但事实上，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开始无法避免地下跌，这些证券就会变成风险非常高的资产。当危机出现苗头，金融机构的“羊群行为”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这又会将经济拖向衰退的边缘。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房价下跌，不动产担保价值下降，商业银行提高了居民申请贷款的条件，降低了居民的买房意愿，加上房贷违约率升高，并波及优质贷款。银行因资产损失增加，出于资本金约束和控制风险的目的降低了信贷供给意愿，进而影响其他经济部门的表现，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银行资产质量从而进一步恶化。同时，受到居民财富缩水与不动产投资减少的影响，整个社会消费与生产活动大幅缩减，加上失业问题持续恶化，陷入需求下降的负反馈循环。

次贷危机爆发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和实体经济的下滑共同形成一个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长时间和深程度的经济衰退（见图4-2）。金融机构清理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导致信贷紧缩和资产价格下跌，使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融资难度及成本不断提高、借贷能力不断下降，进而造成宏观经济的需求下滑和家庭部门的信用恶化。随着实体经济的下滑，金融体系的坏账还会不断增加，从而使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图4-2　金融体系“去杠杆化”和实体经济恶化的负反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