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轨与改革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取消了微观个体探索、实践的权利与自由，只是由少数政府官员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来引导全国人民，而现实和未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引导偶尔可能会走对方向，但更多的时候是误入了歧途；甚至连误入歧途后的纠错机制都是异常僵化而低效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不断地试错，为此付出巨大的不必要的成本和动荡以1959-1960年期间发生在中国大范围的饥荒为例，并不是因为当时政府手中没有粮食。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根据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当时却没有这样做。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约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即使能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可见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僵化和严酷。在大饥荒全面暴发的1959-1960年期间，不但没有从粮库里拿粮食出来进行全面救灾，反而多征了68亿斤粮——因为层层高压，层层浮夸，甚至每年还出口粮食换回机器。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国内经济濒临崩溃，农业停滞了近十年，即使按照国内的标准，8亿农民中的1/4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城市中到处存在短缺，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布料、甚至手纸和火柴都实行配额供应；数百万的下放知青返城寻找工作。这种背景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计划体制内多次徒劳无功的改良尝试和震荡，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考虑其他方向的变革，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怎样改革。

（一）1978-1994年中国的改革实践

1978年改革之初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使农民有积极性去种地，工人有积极性去工作。任何能够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在当时都是受欢迎的，实用主义成为当时唯一适用的哲学。中国改革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不惟书、不惟上，尊重实践，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解放思想、勇于反思与争论的动力。“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是邓小平总结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他以非凡的政治、经济洞察力和求是精神，率先冲破理论禁锢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985年4月他进一步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实际上是中共领导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可以通过发挥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作用而不是死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确保其领导的合法性。

小岗村的农地改革试验，允许人们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抉择。随后各种改革政策也逐渐跟进，如城市工业改革的“放权让利”与业绩奖金，个体户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兴起，如市场化发展最为典型的“温州模式”。早在1982年，温州的政府官员就开始试验以私有制经济为主导，努力保护私人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放宽利率、贷款给私人企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形成跨区域的竞争力。温州的转型成功几乎完全是因为自由市场政策，改革开放使温州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拥有众多占据欧洲服装市场的企业。

这一阶段，尽管改革之初并无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明晰的路径设计，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干中学的做法，从认知理念上看，非常接近于哈耶克从人的知识有限性和分散性出发，所得出的关于自生秩序和社会演进的思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所以比较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并非是遵循了什么“发展模式”或“理论建构”，而恰恰是因为拒绝构建理性主义，允许微观主体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在分散的微观主体成功尝试的基础上再加以系统性的理论总结、逐渐制度化并将这些成果向全国推广，这是一个伟大的经验。中国的社会经济转轨，从一开始起，有的就只是打破既有思维定势、传统价值观、各种清规戒律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试验、实践检验、不断推广的过程。它至今尚未结束。从中国决定开始市场化改革之日起，作为个体，普通民众开始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完美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在自身约束条件下做最优的选择，由于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不同的人获得最优收益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中的其他人可以效仿，并分享这种收益。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价格体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更对人们行为的优劣起客观的评判作用。找到正确方向的人，就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回报。

20世纪80年代，大量私营企业及乡镇企业的崛起，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贫穷减少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减小了，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一种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措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2008年12月，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季刊报告中称，30年来，中国保持了高经济增长和较低贫困水平的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对所有权和私人企业鼓励和发展。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转换了经济增长模式，从鼓励私营企业转向了政府投资主导。这份报告称，这一模式的转变，将有损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并举例称，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数字下降了1.5亿。而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绝大多数年份都能保持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政府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贫困人口数字却仅仅下降了6000万。更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远不像今天这样依靠投资来驱动，更多的是靠内需。换句话说，不像公有制占主体的计划体制那样，市场经济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广泛地分配收益；市场经济不仅充满活力，还对公众相当有益。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的一个主要命题——搞活国有企业，尽管尝试了一系列的办法，如放权让利、经营承包、企业自主权落实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却最终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到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条件下，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道德风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的希望非常渺茫。

（二）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的转轨改革在经历了30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快速推进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越来越以GDp及政府收入增长最大化为目标，在实现了高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要素比价严重扭曲，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两高一低严重失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不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急剧增长的财政收入及国有经济收益的受益人主要局限于官员和官商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1.中国改革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尽管国有经济已非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仍旧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依旧在石油化工、电信、铁路、电力、烟草、煤炭和金融等领域占据垄断地位。

经过近10年的抓大放小、重组、改造与加强后，国企实力再次凸显。国有企业还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受益，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大部分用来重建或新建铁路、高速公路、飞机场等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大都发包给了央属国企。而且，这些国企还享受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特权。2009年，约有80%、金额达9万亿人民币（约合1.4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国企。根据财政部数据，2010年一年中，国企盈利就达到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2011年，共有59家国有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第5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第6位）与国家电网公司（第7位）三家央企进入了前10名。如果计入台湾地区的上榜企业，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69家，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133家）。但中国大陆仍然只有两家民营企业上榜，即华为公司（第351位）和江苏沙钢集团（第366位）。

国企实力的凸显显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收益：国有资产猛增，政府调控能力加强，大型国企进入世界百强，由国企工人下岗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减少，大型垄断国企的员工收入大幅增加，等等。

但问题是在这些“看得见的”收益背后，存在大量“看不见的”损失：

首先，是消费者的损失。垄断性国有企业导致垄断性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过高、供给不足或质量低下，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其次，是效率的损失。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性，流向国企就无法流向民企，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转移，可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国有经济占用资源虽多，但效率依然低下。控制重要资源以及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障碍。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只是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如果再考虑到国有企业所享有的土地、融资、资源成本较低与不平等的竞争环境等因素，国有企业的利润就将再打折扣，甚至出现亏损。

再次，是就业的损失。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往往大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企。据学者统计，过去十年，民企每年平均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年均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

最后，还有一项重要的“看不见的”的损失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匮乏。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垄断和政策优势赢得市场，它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进行R&D活动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满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世界工厂”，但背后的潜台词却是低效率、低质量、低价格、仿品牌、高污染与高消耗，而这种情况的长期持续无疑大大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在本书的第四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中详细阐述了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国家控制的逻辑链条，而国家控制必然导致效率损失以及对个体自由与权利的侵犯。再从以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问题分析综合来看，如果数据是真实的，研究是符合逻辑的，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中国不需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

第二，各级政府仍拥有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分配的巨大权力。

总体发展环境的改变带来了中国地方政府角色的变化，对城市发展及政府转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的强化，促使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开始积极地介入经济发展，造就了大量的增长型政府，表现出“政府企业化”的倾向——即地方政府利用自己对行政、公共资源等的垄断性权力，像企业一样追逐短期经济与政治利益。而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形成所谓路径依赖的现象。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会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一旦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以后，制度变迁就可能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了。

各级政府官员拥有太多自行决定权并且可以通过直接审批投资、市场准入许可以及价格管制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会拥有各方面特权，通过各种非生产性竞争活动，获取某些稀缺资源的供给。各种政府部门，根据权力的大小和范围，能够寻租的空间和数量不同，这导致了政府部门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在权力的庇护下，形成集体寻租的阶梯结构。权力越多，得到的租金越多，当然进入这一部门的难度就越大。一旦进入，退出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因此高级权力部门或高能权力部门，越来越人满为患。集体寻租往往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如80年代改革之初出现大量的“下海弄潮儿”，现在已经被千军万马“赶考公务员”所替代了。

集体寻租比某个人的贪污腐败更可怕：不增加任何财富，只不过改变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收益关系，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堂而皇之地装入个人的腰包，或者被挥霍殆尽。更能够扭曲市场规则，造成社会资源的畸形配置，宝贵的社会资源被浪费。阻碍制度创新，条条块块分割严重，部门既得利益高于社会总体利益，不同部门官员互相公开争权夺利，加剧官员腐败。各种廉耻心和纪律意识淡薄，对于个人的贪污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与政府权力的相互结合，限制了市场竞争，造成市场失灵和普遍腐败。

国企、特别是中央直属国企，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独享的政策资源、便捷的金融支持以及最终由财政兜底的“大到不能倒”，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宠儿”2010年7月16日傍晚，大连大窑湾港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导致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的大量原油流入大海，对当地的水产养殖业和旅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最终，中石油和大连市政府对火灾的善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油污清理结束的后续赔偿工作由大连市政府负责，中石油“以投资抵赔偿”——在大连的长兴岛投资2000万吨/年炼油、100万吨/年乙烯项目。上述炼油项目上马后，中石油在大连市的炼油能力将达5050万吨/年，其产值预计将占到大连市GDp的1/3。

在“国退民进”的讨论中，有一些学者认为对于提高企业效率，产权改革可有可无，只要有公平市场竞争，即使是国企，也可以做好。但问题是，当市场上充斥着垄断性的国企时，市场竞争怎么可能是公平、充分的钢铁工业方面，长期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了民营的日照钢铁，一跃为中国第二大钢铁公司。著名国企宝山钢铁集团收购了宁波钢铁。根据政府计划，截至2010年，其他大型国有钢铁集团将通过并购拥有全国45%左右的钢铁产能。石油工业方面，中石油收购了黑龙江省的大多数民营石油公司。在华北，现在几乎见不到民营的加油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巨头还雄心勃勃地计划收购银行和信托公司。中国粮油集团投资并收购民营的蒙牛乳业，成为中国食品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交易。中粮的业务远远超出了食品和饮料，它还进入了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领域，现在是北京高价地段的“地王”之一。在山西，省政府指令煤炭行业进行重组，该行业的民营资本比重将不超过30%，大量的浙江民营资本被迫退出山西煤炭行业。？借助于充足的财政资源和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轻松吞并其他公司，并在多个市场内实施垄断。例如，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但同时也是“国进民退”表现最为突出的行业，面临着几乎全军覆没的局面。目前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去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盈利，其余均亏损。其中，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72%的股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存在巨额亏损的国有东航和南航，2009年则分别从政府获得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而且，国有企业日益增长的资产流动能力已经扩张至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这也加剧了泡沫经济的形成。而一旦泡沫破裂，就会使坏账增多，导致金融系统的危机。在这个层面上，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各种金融机构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国有企业的收入依赖政府开支多于市场需求，所以其活动可能无助于拉动消费或促进国家经济平衡，而这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交易成本。近期数据显示，央属国企利润的80%来源于不超过十家巨头企业，如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集团。大多数其他国有企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和信贷维持生存。而另一方面，许多非国有企业却因得不到政府贷款和减税，处境十分窘迫。因此，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令价格泡沫的危险加剧，也削弱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平衡。

2.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以上这些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未来几十年中，中国能否实现从低收入国家身份到成熟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这段经历将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人均收入增长两倍的经历截然不同，因为更富裕、更复杂的经济需要高质量的制度（尤其是在法律领域），才能维持社会经济的相对均衡发展。这种制度建设要比GDp、钢铁产量增长或其他任何一种指标重要得多。如果不能建立起这种制度，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它必须应对不断抬头的商品和房地产价格通胀。出现通胀的根源在于，中国为确保高投资和高增长所需的资金，显著加大了对信贷（某些信贷质量显然存在问题）的依赖。但政府对解决通胀根源问题的政治意愿很低，利用市场机制来设定利率、汇率和合适的资本价格的期限被一拖再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

最后，中国还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如何摆脱以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到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模式，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而配套的改革必须以利益分配制度的变革为基础，而这很可能导致明显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冲突。它需要把现由既得利益者（国有企业、政府官员及经济发达地区等）掌控的权力重新分配给弱势群体，包括消费者、农民工和落后的农村地区。

市场运行的制度前提：分立的产权；国家运行的制度基础：权力垄断的强制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主体平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制度变量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强调区域及地方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制度环境之中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许多区域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官方不愿意或无力保护资产的所有者免遭劫夺。所有权的存在及其有效保护是产生投资激励的动力来源，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赚回来’，由于投资，额外可得到一些补偿而不是消费掉他的资产。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下，每个人事先就会知道其他人对他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及预期中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交易合同的可信程度也大大提高。良好而稳定的制度能够保障所有进入者都获得公正、开放的市场机会，有助于各种经济参与者形成良好的预期，经济长期而稳定地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所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尽快地改变，这种模式与中国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背道而驰。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应该仅仅是调控者而不是执行者与受益者，民营企业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同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以促进就业，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和保护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针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弊病以及唯GDp主义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中国领导人近来一再强调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是计划经济、国家统制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增长依靠的依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变革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二位一体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体制变革的配套，经济变革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最近更提出了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最早由世界银行提出。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包容性增长是市场驱动型的增长，是给大多数劳动者带来福利和机会的增长，是有显著减贫效果的增长，是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增长，也就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经济增长。温家宝总理2010年以来多次大声疾呼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凤凰卫视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