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必须关注开放性与拓展国际视野

王国平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任何一国的产业升级必须关注开放性和拓展国际视野，即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介入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使一切有效、有利的元素融入自身的产业升级体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在全球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两个层面迅速展开，然而，近几十年来，受国际环境与民族国家独立性及经济实力变化的双重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主要呈现着三方面新特征：区域性合作势头增强；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并形成多向特点；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其全球拓展的组织形态尤其是总部形态呈现多样化。

（一）区域性合作势头增强

实际上，全球化经济发展既可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经贸合作的拓展，也可体现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推进，二者具有各自的优势，一定条件下可形成互动格局。然而，一般而言，当全球性合作陷入困境时，区域性合作就必然进入活跃期，此乃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由于世贸组织成员已达159个，这既体现该组织对于国际经贸合作已所作出历史性贡献，也表明如此差异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在此平台上形成新的成果异常艰难（任何一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只是被动接受现有条件，而新的谈判则意味着成为平等的权力主体），这正是长期以来多哈谈判无实质性进展的根源。此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就只能通过区域性经济合作来展开，并且，其四种形态均全面产生发展效应：

1．经济政治一体化

这是迄今为止，特别是发达国家参与的区域性合作最高层次的一种类型，代表性组织即欧盟。尽管从1952年法德等6国钢煤项目合作到1993年欧盟诞生历经41年，充满着曲折、坎坷，但至少蕴含着值得深度研究的三方面特色：

其一，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并经受着重大危机的考验。1952年生效的6国钢煤共同体是走向合作启步性标志。1958年生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意味着从项目合作进入全方位的整体性合作。1967年生效的欧共体表明三大经济体（钢煤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融入一体化组织，经济合作的程度显然进一步提升。经过1993年欧盟运作后，经济合作进一步达到统一货币的高度，即1999年诞生了欧元。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具有内在矛盾的财政独立、货币统一的财政金融政策遭遇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欧债危机的冲击，但经过欧盟反复沟通与协调，初步形成了抗危机、更有深度促进经济合作的共识和若干对策：形成一定时期逐步减少以社会福利支出为重点的公共支出比例（包括适当延长退休产龄、提高个调税起征点、增加工作时间等）的共识；构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1]，以便提供紧急贷款援助救济，并形成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2]；达成财政契约^[3]，限制政府财政赤字比例等等。

其二，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注入政治元素，在特定的政治架构运作下接近“合众国”运行。战后欧洲一体化虽从经济领域着手，但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目标。1986年2月，欧共体各国签署《单一欧洲法令》，为日后欧洲联盟的建立做了法律上的准备。随后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又为推动欧洲政治联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马约》首次提出欧盟要建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此后，理事会在外交政策上多次采取了共同立场和共同行动。在防务方面，自1999年科隆首脑会议和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以来，欧盟领导人认为，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就需要有独立的防务力量。2003年6月7日，欧盟参与由法国领导的联合国在刚果的维和行动，这是欧盟首次在不使用北约军事资源的情况下对欧洲以外地区的一次独立军事行动。在安全方面，欧盟2003年底在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发表了欧盟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强调欧盟应努力提高军事实力和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欧盟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缔结了各种经贸合作协定。

其三，将社会协调发展、社会政策完善以及生态环保融入合作组织并且作为“基石”来建设，这是欧盟的一个典型特征。就社会政策而言，侧重强调四个方面，一是改进社会保护并使其现代化，这包括调整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劳动者提供稳定的收入、降低养老金风险、保证医疗质量等；二是促进社会融入，防止和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三是促进社会平等，认为男女平等不仅是权利问题，更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强化基本权利，反对歧视，尤其在雇佣关系中，禁止种族、宗教、年龄或性倾向的歧视等。此外，长期以来，欧盟成员国一直关注环保问题。在低碳经济问题上，欧洲不仅提出的口号最响，行动也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前。从排放指标的确定，到科研经费的投入、碳排放机制的制定、节能与环保指标的设立，再到低碳项目的推广等，欧盟均率先出击。欧盟在制定政策时要求将环境保护纳入项目和政策的框架内。例如，欧共体在第2081—93号议会条例要求，由成员国提交的，符合一定目标的区域性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计划必须包含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根据欧洲议会条例和政策，欧盟结构基金作为致力于消除成员国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别的主要手段，应尊重欧盟环境和立法，并确保这些环境政策在增强区域发展凝聚力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总之，从项目合作即欧洲钢煤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共同体，最后到达欧盟，这个几乎覆盖全欧洲的区域性合作实质上正在形成基于经济合作的涉及政治、社会、生态建设等一体化的发展态势。

2．自由贸易区

应该说，这是二战以后国家间区域性合作的主要形态，近年来展示趋势性增强的导向。从种类上看，可分为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混合型自贸区（北美自贸区；日本、韩国—东盟自贸区等）以及发展中国家构建的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等）两个基本类型。尽管参与的国家类别不同、发展水平悬殊并且优势各异，但都存在并追求着共同利益，即一方面使本国优势产业得以在更广阔领域拓展，另一方面也参与了对别国优势产业的分享。从促进投资与贸易自由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采取两类政策：一是关税减免，但允许根据产业优劣差异，设置过渡性安排，或即使签约期仍保持一定的关税率，也不排斥过程中随着经贸条件的变化在新的阶段使关税最终减免。如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组建的，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贸区，在最初的签约期，允许对墨西哥占有劳动力优势的纺织品和成衣方面，除了取消一部分产品的关税外，对其生产的符合原产地规则的纺织品和成衣，美、加取消其配额限制，仅将关税水平从45%降到20%。但作为原协议的补充，美、加、墨在1998年又就取消500种关税达成协议。该协议从1998年8月1日生效，并规定美国免税进口墨西哥产的纺织品、成衣、钟表、帽子等，墨西哥则向美国的化工产品、钢铁制品、玩具等商品开放其市场。协议实施后，使大约93%的墨西哥商品能享受到美国的免税优惠，使大约60%的美国商品直接免税进入墨西哥市场。这就形成了自由贸易区内比较自由的商品大流通格局。再如，中国—东盟自贸区，2010年1月建立后，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六个老成员经济体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关税水平大幅降低有力推动了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二是开放产业投资经营限制。同样，选择开放的产业时，既考虑到各国优势产业的差异，也允许作过渡性安排。如北美自贸区，在通信业方面，三国企业可以不受任何歧视地进入通信网络和公共服务业，开展增殖服务也无任何限制。而在运输业方面，则允许三国间国际货物运输的开放有一个10年的转换期（3年后，墨的卡车允许进入美边境各州，7年后所有三国的国境对过境陆上运输完全开放）。对于金融保险业方面，在协定实施的最初6年中，美、加银行只能参与墨银行8%至15%的业务份额；在第7至15年间，如墨银行市场中外国占有率超过25%，墨则有权实行一些保护性措施；墨在美、加银行市场中一开始就可以享受较为自由的待遇。协定还允许美、加的保险公司与墨的保险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其中外国企业的控股权可逐年增加，到2000年在墨的保险企业中外国企业的股份可达到100%。这样，从总体上看，自贸区的发展对于成员国利大于弊。

一般而言，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建的自贸区，美国总处于牵头和主导地位。当前跨两大洋（大西洋、太平洋）的自贸区谈判正在美国设计、布局下展开。在2013年6月17—18日举行的八国集团北爱尔兰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共同宣布，双方将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首轮谈判7月在华盛顿开始，双方预计全部谈判在两年内完成。如果双方最终达成全面协议，将诞生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国家集团。目前，欧盟和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超过46%。与此同时，美国自2008年9月宣布加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以来，一直主导着12国谈判进程，努力争取的目标是免税商品达95%以上，并且相应实施知识产权、高要求的劳工及环保标准等一系列商贸法则。由于美、日、加拿大等12国产值已占全球40%，若协议生效，也将是超过欧盟、北美、中国—东盟三大区域性合作组织的重量级自由贸易区。

3．关税同盟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协定，建立统一的关境，在统一关境内缔约国相互间减让或取消关税，对从关境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进口则实行共同的关税税率和外贸政策。这种从欧洲开始的关税同盟也是二战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只是从发展趋势上看，关税同盟国之间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将自贸区甚至欧盟的一些做法也相继融入，因而体现着区域性合作的势头不断增强。以中非关税同盟为例，由刚果、加蓬、喀麦隆、中非等国1964年签约建立的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同盟，其合作领域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从关税减免一直拓展到投资与金融领域。其主要内容至少涉及四个方面：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地区合作，逐步建立中非共同市场；取消内部之间的贸易壁垒，为扩大市场和改善生活条件作贡献；本着既重视各国利益又适当照顾经济最不发达成员国的原则，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通过合理规划和分配集体生产项目来加强一体化的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建立包括法院、议会、审计法院等机构在内的新的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具体而言，在投资战略、工农业发展、过境运输、邮电通信、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制定出许多共同的法令和配套措施。为促进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同盟设立了科技发展基金，以资助重大科研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盟于1975年创办了中非国家银行（BEAC），统一了货币和利率，并开始实行共同的金融货币政策。可以说，这是同盟经济领域中最突出和最重要的成就。

4．项目合作

项目合作作为基础性的合作载体，可渗透于一切区域化合作形态，无论是欧盟、自贸区，还是关税同盟国，项目合作均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合作还可以实现对封闭式合约国的突破，成为推动某一区域性合作组织与非签约国开展合作的桥梁和纽带，进而为不同合作组织之间开展区域外混合型合作提供便利。例如长期以来的中欧合作项目，涉及经贸、科技、知识产权、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在历时5年多的中国—欧盟社会保障合作项目中，双方投入超过4 000万欧元，举办各类研讨班、培训班300多次，中方直接受益人员达2万人次，为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积极支持。2014年1月16日，中欧新知识产权合作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该合作项目是建立在过去中欧知识产权保护一期和二期项目的基础之上，为期三年，由欧盟实力最强的知识产权机构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执行，欧洲专利局为其执行伙伴。中方由商务部条法司协调中方超过15个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参与。从发展趋势上看，今后在城镇化、智能城市、生态环保等各领域建设中还将展开广泛的合作。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89年建立、至今已有21个经济体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已是当今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区域经济组织，对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就这一组织的性质而言，APEC实质上是经济合作的论坛与平台，其运作是通过非约束性的承诺与成员的自愿，强调开放对话及平等尊重各成员意见，不同于其他经由条约确立的政府间组织。但20多年来的效果，又是不可否认的。那么，APEC在实践上的成功究竟是怎样体现的呢？笔者以为，主要是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项目合作。根据ESC 1998—2003年向部长级会议提交的《经济技术合作报告》统计，APEC经济技术合作开展的优先领域项目数已达1 109项，其中按项目优先领域分类，人力资源开发达406项，发展稳定有效的资本市场50项，加强经济基础设施126项，未来的技术208项，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9项，鼓励中小企业成长98项；按项目行为分类，讨论会/学习班209项，人员培训215项，调查/研究/报告312项，数据库/网站/网络151项，其他项目132项。在APEC的成员体中，一些主要大国对于项目合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93—2002年，美国共主持了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近83个，其中已完成的项目有53个；参与由其他成员主持的合作项目近42个。日本在此期间，共主办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83个，其中已经完成的项目有47个。中国共主办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个，已经完成的有37个。看来，受制于成员经济体的众多与差异，加上现有的运作模式（完成类似于自贸区合作的艰难），项目合作依然在较长时期扮演着合作的主导角色。

（二）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并形成多向优化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也存在世界经济中心多次转移的现象，但产业配置总体上是所在国生长型布局，二战后则是转移型布局为主。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地区转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德国等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三次在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4]目前正在发生的是第四次转移。转移方向一是趋于更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非洲等；二是中国沿海转向中西部；三是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决策的影响，重返总部国。

产业转移的方向往往受环境制约。与第一、第二次不同，第三次产业转移开始，由过去以水平分工式转移为主转向更多的是垂直分工式转移，原因就在于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跨国公司积极、主动进行全球配置资源，其结果受制于已有产业资源优势（随着竞争强度的提升，产业选择的空间愈来愈小，公司已占据的产业高端事实上成为资源优势），不是轻易选择放弃产业，而只能在更大范围内以产业链垂直分工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即将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链低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强实力的目的。此外，2007年开始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促使产业转移方向由过去单向转为多向。以往转移呈单向特征，即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现在，伴随虚拟经济受挫尤其是金融泡沫的破灭，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实施“返二次产业”战略，导致加工制造业回流。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城市出现吸引全球总部的优势如北京、上海等，也产生产业链高端下移现象。

从总体上看，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趋势性特征可概括为：垂直转移；多向转移；梯度转移；绿色转移。如上所述，垂直转移主要发生在第三次产业转移之后，梯度转移则是第四次产业转移的特有现象。所谓梯度转移，主要指国内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转移，但该产业转移又不仅仅是国内现象，而是已融入到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之中（我国中西部地区同时接受东部和海外产业转移）。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标志着中央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地方政府将接受东部产业转移纳入自身产业发展规划。在这个区域中，仅该年上半年，利用省外资金1 000万元以上项目就达9 627个，投资总额15 052．8亿元，实际到位资金2 068．0亿元，同比增长61．1%。其中，主要投资项目来自长三角地区。专家们普遍认为，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把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区位，就成为企业规避风险的必然选择。”^[5]绿色转移更多地体现为趋势性征兆，但也是可喜的导向。尤其在国内梯度转移中，受中央政府的引领，转移地和接受地，均高度重视环保，力求避免污染转移。“产业转移不能把污染转移进来，不能把落后产能转移进来，产业转移要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这在理念层面已形成共识。^[6]前一时期，我国一些中西部地区已开始探索在制度上铺就“绿色轨道”。重庆市专门颁布《重庆市招商规范（试行）》，规定主城区承接转移的单位万元增加值能耗不高于1．5吨标准煤；1小时经济圈其他区县万元增加值能耗不高于1．7吨标准煤；三峡库区和喻东南民族地区单位万元增加值能耗不高于2吨标准煤；在缺水区域禁止布局耗水型产业。^[7]实际上，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自觉避免污染转移。如近年来上海每年都淘汰近1 000个污染和能耗高的项目。很显然，绿色转移正逐渐成为一种态势。

（三）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其全球拓展的数量大幅增长并且带来组织形态的多层变革

从一定意义上看，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跨国公司数量增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实施全球化战略的组织载体必然主要是各类跨国公司，政府性机构更多地是提供服务。联合国提供的《世界投资报告》（2002— 2005年各版）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约有37 000家跨国公司，近15年后即2004年跨国公司数量发展到约70 000家，增长了89%。

在跨国公司增长和组织形态变化中，其特征与区域性经济合作增强和国际产业转移加速紧密相联。2013年10月，麦肯锡发表了《城市世界：变化中的全球商业格局》的研究报告，预测新兴经济体拥有跨国公司财富500强的企业日益增多。从1980年到2000年，跨国公司财富500强中只有5%的公司来自发达经济体之外，自从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公司以平均每年14%的速度进军500强排行榜。到2010年，已经有85家新兴经济体的公司进入排行榜。预计到2025年，新兴经济体公司占500强达45%以上。

伴随新时期全球化经济发展，跨国公司组织形态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淡化总部（母公司）所在国归属意识，强化全球经营、全球布局产业链理念。当下，众多跨国公司正在进一步向全球性公司转变，“无国籍化”趋势日益明显。实际上，“全球性”并非指跨国公司没有国籍，而是指跨国公司不拘泥于核心管理部分是否放在母国，而是从全球着眼进行组织资源配置。早在1999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就指出，世界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其平均跨国程度指数（国外资产与总资产之比、国外销售占总销售量之比、国外员工与总员工人数之比的简单算术平均）已达61%，最高的（瑞典ABB）已达95．7%。ABB公司的经理人员由瑞典、瑞士和德国人组成，而不是单纯由一个国家的人员担任。很显然，全球性公司愈来愈成为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二是致力于地区性总部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无论是数量，还是建设质量都伴随全球化经济运行而拓展。在我国，北京和上海是地区总部入驻数量最多的两个城市。截止到2011年5月，北京集聚地区总部82家，外商投资公司183家。拥有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41家，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的全球第二大世界500强总部之都。截止到2012年底，入驻上海的地区总部共计397家，上海拥有的地区总部机构数量居中国内地省市之首^[8]，仅2012年就有5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上海落户，包括BP、惠普、久保田等世界知名企业^[9]。从理性角度观察，地区总部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其一，地区总部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全球化经济发展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必然调整其业务领域，“走出去”成为新的潮流。这样，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也由过去主要集于母公司所在国，转向全球布局产业链。与此同时，管理重心必须下移，即根据全球布局的需要，设置相应的地区总部。其二，地区总部增速是跨国公司适应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的产物。随着区域性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性项目增多以及合作组织的影响力增强，具有国际视野的跨国公司必然体现其敏感度，以自身的组织资源拓展与之呼应，尤其在一些聚合度高的国家和城市及时建立地区总部。其三，地区总部的发展也是跨国公司管理创新与经济全球化对接的产物。以自身的组织形态变动适应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的需要，这是企业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无法以不变应“万变”，必须在“万变”中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三是功能性组织活跃并广泛延伸影响力。一方面，依托地区总部拓展功能性组织。另一方面，伴随子公司发展而创新功能性组织。所谓功能性组织主要指，由跨国公司设立的承担研发、资金管理、采购、物流、支持服务等营运职能的外商投资企业。以研发机构为例，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海外化比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跨国公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众多城市先后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集聚地。到2013年上半年，已有1 800多家外资企业研究中心在中国营运。这些研发机构除了对产品、服务适应中国市场进行适应性研究外，承载基础性、先导性全球研发的比重不断提升。实际上，以研发机构为核心的各类功能性组织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下跨国公司组织演变的基本走势。

二、运用全球化经济发展资源推动产业升级

在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发展，借用国际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至少具有以下六条路径：

（一）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中，促进产业增量升级

存量升级和增量升级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类型。所谓存量升级主要指一国现有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改善、机制优化，使生产经营能级增强并在产业链上升过程中不断走向高端。增量升级则是通过招商引资，使国家或区域内新企业进入并优化产业结构，导致产业发展总体水平上升，既可以提高产业链层次（如引进相对于原有企业更加高端的企业群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研发团队、总部经济等），也可以在“代工”中增加技术含量，产生价值链提升的效果。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产业国际转移加速，其本身就内含着招商引资、吸纳跨国公司高端产业活动的机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返二次产业”只是意味着带来新的挑战，而不是穷尽一切机遇。特别是从我国现状看，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有利于吸引中高端国际资源转移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产业配套等一系列优势条件，再加上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内市场，增量升级依然有着巨大空间。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更有可释放的潜力。这里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怎样将几十年来东部沿海地区所积累的招商引资经验合理使用于本区域。如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处于全国百强县（市）之首的江苏省昆山市就形成了值得多角度借鉴的宝贵经险，至少包括：理念：敢闯敢试，坚守“爱商、亲商、富商”的价值导向。问题不在于提出口号，而在于精神状态，在于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意识。战略：坚持开放带动的发展战略。昆山干部群众将他们的发展战略形象地表述为“四转”，即农转工（由单一农业转向工业化）、内转外（强调开放驱动）、散转集（产业由过于分散转向集聚）、低转高（产业层次提升）。机制：包括招商引资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将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挂钩；建立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考核评价结果在干部的调整中发挥实质性影响。现在，“末位淘汰”已进入常态化。人才：将人才分为领导人才和产业人才两大类，分别进行规划、激励和开发。对于领导人才开发，将最强的干部配置在招商引资的核心环节。在产业人才开发上，注重从“产业凝聚人才”过渡到“人才引领产业”。服务：投资时的一条龙服务、企业建设中的全方位服务、投产后的经常性服务，成为昆山政府服务的重要特征。为提高办事效率，成立了“马上办”。企业从项目审批到生活服务，只要找到“马上办”，马上就能得到答复。昆山人认为，压缩审批时间不能“偷工减料”，关键在于剔除“寻租”环节，使服务对象“少跑一次路，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因此，在“引进来”过程中，采取有力举措提升产业链和国际分工地位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产业升级不可替代的路径。

（二）在国际购并中推进产业升级

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发达经济体，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成本并购获得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国际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从我国目前企业购并案例看，不乏率先成功的引领者。2010年3月28日，吉利控股集团以15亿美元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正式签约，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汽车行业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取得阶段性突破。该企业2012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以4亿欧元完成对法国安迪苏集团的收购，填补了中国蛋氨酸生产的空白。中航并购奥地利FACC公司，FACC公司财务状况迅速好转，业务持续稳定增长，不仅实现扭亏，而且再获波音、空客总额3亿美元的续约合同，表明中航工业首家海外并购企业平稳度过“磨合期”。其实，上汽、联想、海尔等国内著名企业均早已进际购并的轨道。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企业通过国际购并，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具有客观必然性。

（三）在优化出口结构中带动产业升级

伴随经济全球化过程，出口结构的优化，尤其是通过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发挥，使出口结构朝着世界贸易新发展方向变动，就能带来出口拉动产业升级的效应。当前，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需求减弱，加上发达国家调整策略造成同样价值链领域更尖锐竞争以及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入竞争体系，大大提升了现有结构的出口困难，但服务贸易增长和技术密集型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又带来了优化出口结构的新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进入稳定增长期并不断加速。就我国而言，虽然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也相应提升，但在服务贸易逆差、传统服务贸易（旅游、运输等）比重过大等方面明显暴露不足，尤其是结构不合理（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已达4．2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但服务贸易出口不及美国一半）。千方百计提高现代服务业出口比例，虽然存在需要拓展新技术应用、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挑战，但由于这种大国潜力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源，其现实可能性毋庸置疑。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服务领域的逐步开放，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从政府可发挥的作用看，完全有必要和可能通过适时适度降低两大限制，即投入和准入限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尽快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目前服务业发展水平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现实，为了适度保护本土企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序开放服务业投资规模和经营领域实属理性选择，但无限的过度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落后。着眼于努力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序开放可选战略是：先生产性服务业，后其他服务业；先涉及价值观弱的一般服务业，后关联意识形态特别是国家安全的服务业。

此外，从货物贸易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并且，新兴经济体国家城镇化、工业化要求愈来愈强烈。这为我国具有性价比国际竞争力的发电设备、建筑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品出口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

（四）在创造跨国公司总部、地区分部以及功能性组织发展环境中优化产业升级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以及功能性组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进程中必然呈现数量扩张并结构性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态势。这对于我们追求产业升级的要求就是极大的机遇。一是由于此类组织本身就是产业体系中高端产业组织的代表，其派生的产业活动在价值链分工中明显具有优势。无论公司业务属于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其活动的功能均可纳入高层次第三产业的范畴。二是此类组织的作用发挥必然具有带动产业升级的效应。以功能性组织为例，承担研发、资金管理、采购、物流、支持服务等营运职能的各类机构无一不在产业价值链提升中运行。研发的成果就地投放，要么使新技术得以应用，增进效率，提升价值链；要么帮助提升产业链。三是此类组织集聚，丰富着产业形态，可相互提供专业服务，客观上营造着吸引优秀企业入驻的商务环境。高端产业集聚的环境无非是三种类型：必要的基础设施及其相适应的办公条件；人才、制度、政策、文化等人文法治环境；与产业营运相配套的商务环境，尤其是专业服务业。缺少良好的商务环境，是目前众多区域基础设施优良，管理相应改进，但高端企业不能聚集的根本性原因。与此不同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所以产业集聚势头好，重要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功能性组织最集中的地方。

创造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地区分部以及功能性组织的发展环境，必须尊重其内在规律。从现有跨国公司总部世界布局看，主要涉及三大要素：经济体国际地位或知名度；政策或权力集聚度；产业集聚优势。集三大要素为一体，所拥有的国际公司总部必然居前列。根据麦肯锡2013年10月发布的《城市世界：变化中的全球商业格局》排名，全球年收益10亿美元以上的2 000家大公司中，四分之三的总体都在发达经济体。只有10个全球城市吸引了100个以上的大公司总部。其中，东京、纽约、伦敦居前三甲。排位第一的东京613家，纽约217家，伦敦193家。并且，第一与第二间距很大。能够解释的理由只能是，东京集中了三个要素，而纽约并非是首都城市，伦敦则产业集聚单一。明显具有两大优势的区域或单一优势的城市相继居后。北京列为第六（116家）主要依靠首都的国有企业。然而，从流动性看，总部与地区总部及功能性组织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大公司总部愿意留在公司成立的地方，而地区总部和功能性组织更加贴近良好的商务环境。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大的招商引资空间。

（五）在帮助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扶持产业升级

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就是培育本土企业形成跨国公司的过程，因而自然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促进产业链升级的过程。从可开拓的空间看，除企业自身必须注重目标明晰、提升效益、优化结构以及加强企业间整体合作外，政府的作为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优化投资环境；简政放权，减少审批；提供服务，包括提供法律保护、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以及税收、融资、信息和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当前，优化投资环境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尽快争取中美投资合作协定谈判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投资与另一个国家磋商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在于：通过放宽对方资本在股权比例、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方面的限制，来换取“走出去”的企业在美国相应的投资环境。中美投资协定一旦形成，两国企业所获得的跨国投资空间将前所未有，并且，中方受益会更加直接。与此相适应，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实际上就是必要的配套。现在，我国对外投资体制需要改革的领域很广，至少涉及投资审批、外汇管理、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等，但企业反映最强烈的是项目审批难。好在国务院已经决定，大幅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今后只有超过10亿美元的大项目以及涉及敏感国家和行业项目，才需国家部委核准，3亿至10亿美元的项目只需备案。这必然有利于形成和扩大企业“走出去”的新空间。

（六）在融入区域合作经济发展中支撑产业升级

无论是多边贸易，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整体性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升级均是创造有利条件。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企业在国际交易的平台上优胜劣汰，整体性成长并由此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全球自贸区热不断升温，尤其是美国的“两洋”战略咄咄逼人的情形下，尽快形成我国适应区域合作发展的整体战略势在必行。笔者以为，在前述区域性合作四种类型运作过程中，大的格局应该是：不排除领域更加开放的关税同盟；全力支持与各经济体开展广泛的项目合作；将尽可能多地建设自贸区作为重中之重。突出自贸区建设应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设计与布署：一是关注现有全球性多类型谈判，特别是TPP谈判进展，以自身的实力增加提升吸引力，若被邀请参与谈判也不拒绝，在可承受的前提下依然是展示积极主动的姿态。二是对已经签署的自贸区协议进行持续谈判，力求进一步开放空间、降低关税和扩大项目合作。如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谈判。三是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国，开拓自贸区新空间，打破少数大国以控制自贸区为抓手，实现贸易分流以削弱我国际经济地位的封锁格局。已经签署的与冰岛、瑞士的两个自贸区协定就是成功的尝试。今年国务院决定，力争签署中韩自贸协定，推动中澳自贸区谈判实现新的突破，这都将成为具有战略性的推动自贸区建立和产业升级的新举措。

参考文献

《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国际力分析》，《世界经济》2006年5月。

《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6日。

《产业升级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

《产业升级中现代服务业成长规律研究》，《理论动态》第1811期。

《经济循环融入世界，城市家底连攀台阶》，《解放日报》2008年12月13日。

《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构建国家产业升级战略》，《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美国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上海证券报》2006年7月17日。

【注释】

[1]2010年5月9日欧盟达成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协议。

[2]2011年3月，欧洲峰会批准一项协议，同意2012年7月起引入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

[3]年度结构性赤字必须控制在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5%以内。如果赤字超标成员国不能在指定的期限内采取纠正行动，将启动执法机制，最高处罚金不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1%。当受罚国不履行理事会决定时，欧洲法院将介入处罚判决，法院的判决将在限期内强制执行。

[4]参见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31日。

[5]参见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31日。

[6]参见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31日。

[7]参见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31日。

[8]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6，20111124178260081．html。

[9]周振华主编：《改革促创新　开放促转型》，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