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
杨世伟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即某些产业由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现象，亦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按照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跨国界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式，把部分产业的生产、销售甚至研发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从而出现该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发生迁移。它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逐层推进，或从发达国家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产业转移既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来源，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自身的演化，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推进，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也在不断深化。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
阿瑟·刘易斯最早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2]一书中，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现象。刘易斯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于是发达国家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引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刘易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由于当时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因而影响转移的要素主要是上述两类不同国家间在非熟练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差别。
（二）中心——外围依附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3]中，分析了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认为，由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高，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和巨额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被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国内工业化替代大量进口工业品。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打开了大门，虽然跨国公司转让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他们同时攫取了巨额利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普雷维什关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经济关系的分析，部分地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现实，同时也较早地注意到产业转移的消极影响。但是普雷维什没有认识到产业转移是区域间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对于产业转移能够加快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认识不足。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1966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在产品的整个生命期间，生产和销售所需要的要素会发生变化，当新产品被引入时，通常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费用以及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随着这一产品的成熟而走向大规模生产时，标准化的生产和管理就不需要技术开发投入和高素质劳动力了。发达国家之所以向国外转移产业是由于企业为了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回避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生命周期变动，导致产品生产地点的变动，从而决定了该产品出口国和进口国位置的变化。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生命周期和各国的比较优势变化结合起来，从一种动态的角度说明了发达国家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到进口的发展过程，他建立的产品生产区位的转移模式对于产业转移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四）梯度转移理论
区域经济学者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从而建立起梯度转移理论。梯度理论认为，创新活动包括的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逐步由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根据梯度转移理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处在高梯度上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通过发明新产品，建立新产业，保持该区域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处在低梯度上的区域，首先应该发展那些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通过接受从高梯度区域转移出来的产业来加速区域经济发展，进而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梯度向上攀登，最终进入发达区域行列。梯度理论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
（五）雁行理论
雁行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教授1932年最早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突出的。他在30年代对日本棉纺工业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通常被用于描述后起国家典型产业发展经过的历史过程，以后赤松和山泽逸平等日本学者进一步对雁行模式加以拓展，并被引申用来解释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国际分工和结构变化的过程，提出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用以表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互依存、相互波及中依次起飞的历史过程。雁行模式反映了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
（六）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根据比较日本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提出美式投资是将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迁移到国外，而日式投资一般是将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迁移到比较优势更大的国家或地区的理论，这就是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投资国从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而接受投资的国家接受并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使潜在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因此，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投资国和接受投资的国家都有利。日本在战后曾经历了引进现代产业部门创造了比较优势到失去比较优势的过程，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反映了日本具有产业转移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力量，跨国并购与重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开始新一轮范围更广、程度更深、速度更快的产业结构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的态势。
（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大化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大幅增长，达到9160亿美元，比上一年提高了29%，这是连续第二年增长，主要原因是跨国并购增多，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企业利润增加和股票市场复苏之后所作的战略选择。在全球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2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流入量增长，这表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快并取得成效。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增长37%，达到542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流入量在2005年增长22%，达到334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按百分比计，发达国家吸引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9%，发展中国家吸引了36%，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吸引了其余的4%。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流入量增至724亿美元。[4]发达国家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将工业中的生产部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产业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接纳，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加快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度化。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二）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
近年来，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和复杂化趋势明显加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向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跨国公司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产业转移，各子公司根据其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跨国公司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资源配置和最低成本生产区域，必然按照各国的特点和优势，分别把技术、生产和营销等环节转移到最能增强其竞争优势的国家中去。二是流向的决定因素转向非流动要素。各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差异必将导致生产要素跨国界配置的成本不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是流动要素追逐非流动要素而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传统的资金、技术由于其跨国界流动几乎不存在成本，因而这些要素更趋于均等化。而劳动力、土地、产业配套能力、政策环境等这些流动性弱的要素，就成了决定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优先考虑对象。三是由逐级梯度推进趋向多级平行推进。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常由经济梯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指向梯度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很少发生产业转移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有的逐级梯度模式被打破，发达国家在向次发达国家转移产业的同时，也有部分产业绕过次发达国家，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跨级梯度转移模式。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来流向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而流向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四是由产业分层递进趋于综合性发展。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一般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遵循劳动密集、技能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和知识密集分层次逐步推进。但科技的进步和产品更新步伐的加快，改变了这种层次递进格局。发达国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低端技术密集型产品制造业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跨国公司也加快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技术的步伐。
（三）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化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迅速增长，并超过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区域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色，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区和欧盟区是国际产业转移最为明显的经济区域。如欧盟国家的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主要是在欧盟内部进行，其1/3的对外投资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是互为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和产业转移国，美国对外投资的1/5集中在加拿大，加拿大对外投资的1/3集中在美国；近年来APEC区域内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日趋活跃，1994～2001年APEC成员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规模年增长为15.24%，至2001年，APEC成员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增加至2000亿左右。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的自由化，提高了区域内生产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和再配置效率。
（四）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和对外投资中作用和商条部网站提供。地位的日益突出，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方式的多样化。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已经由原来的比较单一的直接投资和单一股权安排转换成为包含单一的直接投资和股权安排在内的独资、合资、收购、兼并和非股权安排等多样化产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并举方式。二是国际间接投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规模已经超过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据统计，1995～2001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年增长速度为8%，而相应的间接投资年增长速度为15%。三是以证券投资和跨国兼并方式进行的产业贸易和产业投资增长速度较快，1995～2001年证券投资规模在全球资本流动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22%上升至2001年的75%以上，并有继续上升的态势；1995年跨国兼并金额为2000多亿美元，至2001年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8%。四是跨国的企业间收购和兼并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企业收购和兼并快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了这种方式。
（五）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
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膨胀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它借助信息技术而进行全球开发、生产与物流的指挥和协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其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推动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目前世界上有大约6.5万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有大约85万家子公司，聘用国外人员5400万人。跨国公司的全年销售额超过6万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年创造的GDP占全球GDP的1/10，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1/3，所掌握的高新技术占全球高新技术的70%，所控制的国际技术贸易占全球该项贸易的70%，境外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排名全球前100家大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跨国商业性金融服务。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经济资源的配置直接跨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在全世界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的优势，因此，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不仅发达国家会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发展和利用跨国公司的能力将成为今后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发展中国家接纳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六）现代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长期以来，受追求低廉劳动力要素成本或质优价廉原材料、能源、中间性产品等动因驱使或以获取更大幅度产品增加值为基础的销售收益和资本收益最大化为直接投资目的，在直接投资传统产业指向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作为受资目标国，大多以制造业和采矿业为对象。同时，制造业由于易于标准化、技术扩散能力强等特点，一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大大快于其他产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方式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型和资源开发导向型投资为主，向技术创新导向型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型投资转变，研究开发以现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比例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实行，服务业仅限于一国国内的格局被打破，服务贸易加快了全球调整和转移的步伐，出现了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并成为新的热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1989～1991年，全球服务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54%，而2001～2002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67%。2002年，全球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4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60.1%；而199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0.95万亿美元和48.9%。发达国家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大势所趋。目前，发达国家对国外服务业的投资已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以上。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项目外包，即把非核心辅助型业务委托给国外其他公司：二是跨国公司将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三是一些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为给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或是服务企业为开展国际服务贸易而进行国际转移。
（七）项目外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
跨国公司将非核心制造环节外包转移给那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外部供应商，然后通过外购获得这些产品。这样，不仅减少了跨国公司固定资本投入，还能最有效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经济资源。从产品价值链看，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增值环节集中于少数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而把其他低增值部分和简单的生产加工外包给较不发达国家的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企业生产外包规模年增长率达到35%。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可口可乐、松下、西门子、飞利浦等公司。在项目外包中，最主要的是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直译为原厂设备制造）外包形式。从产品供应者角度来说，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生产对方品牌并由对方负责销售的交易形态；从产品购买者角度来说，是外包生产并以己方产品形式提供给市场的行为。OEM将供应方的制造优势与购买者的销售网络、品牌优势等结合起来构成了产品的整体竞争优势，给产品供求双方都带来了实际利益。在这种形式的国际产业转移中，日本与欧美企业OEM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产品的流动是双向的、交互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OEM的交易对象主要以中等技术含量、标准化生产产品为主；日本与东盟四国以及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OEM的交易对象则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且产品流动是单方面流向日本的。
（八）国际产业转移出现组团式、产业链整体搬迁
由于跨国公司社会化协作程度高，横向联系广，一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往往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大量投资。随着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不再遵循传统的产业转移阶段进行投资，而是主动地带动和引导相关投资，鼓励其海外供货商到东道国投资，加大零部件供给当地化战略的实施力度，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产业群，将整条产业供应链搬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外，为了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同时使其生产充分适应全球市场的不同需要，跨国公司除了转移传统的制造业外，对其他生产经营环节如研究与开发、设计、中试和公司总部等，也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如自2000年以来，赴中国内地投资设厂的台湾半导体厂商，从上游的IC设计，到中游的IC制造，到下游的封装测试，再到IC的通路模组，关联产业都已相继投资大陆，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这种新的产业转移趋势是伴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及区位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它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整体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国际产业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在国际生产的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企业组织框架。通过这些国际生产网络，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九）国际产业转移引致产业集群形成
产业集群是指从事同一产业的数家乃至上千家企业及为其服务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在同一地区集中投资所形成的企业群落，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由于技术迅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缩短和对低成本的极度追求，新兴产业只有形成产业集群才能够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共享劳动市场，最低成本地享受专业性服务，并在企业间、产业间、上下产业链间享受充分的技术外溢效应。国际产业转移中的集群现象有深远的影响。产业集群和产业转移互相作用，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而产业集群反过来又吸引更大的产业转移。因此，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产业转移常呈现加速趋势。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制
（一）消费需求的拉动机制
从第一产业看，农业比重下降是由恩格尔定律和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造成的。恩格尔定律表明，在一个国家（地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于食品需求相应减少，而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会随之增加。从第二产业看，工业比重先升后降趋势主要由工业品的需求特征决定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居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满足程度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迅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些需求满足程度比较高，不再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迅速增长，呈现出饱和、下降趋势。这就造成了工业消费品产值比重先升后降的态势。就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而言，生产量的增长和新的生产领域的开拓使社会对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资料科技含量增大、实物含量减少，物耗水平下降，生产发展更多依靠科技投入而非实物投入，于是社会对工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这两个作用方向的动态平衡造成了生产资料产值比重的先升后降趋势。从第三产业看，第三产业比重增长是服务需求上升率与服务供给上升率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轮以高增长行业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周期过程，形成了以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拉动工业结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第一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以满足居民的吃、穿、用为主。第二轮增长周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家电产品等。第三轮增长周期是发生在2001年之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成为新的带动性产业，并由此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业快速增长。这三次结构转变都与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形成了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规律。
（二）科技进步的带动机制
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技术结构是导致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重要因素。合理的技术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要素不发生流动的情况下本身就带来产业结构的改进；二是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基础上带来产业结构的提高。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是技术升级，因而就势必形成较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形成对先进技术的大量需求；要求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改变对引进技术的过度依赖；要求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向传统产业渗透；要求创新需求和培育市场，增强技术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因此，技术进步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物质基础。
科技进步通过改变需求结构影响着产业发展前景。首先，产业间的生产技术关系决定了需求关系，并对生产性需求的量做出规定。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变，改变着对相关产业的需求。其次，技术进步改变着生活性需求，进而对产业结构也产生着影响。在科学和技术发展到较高层次后，科技进步对需求结构的改变作用，通过产业结构的演变而表现出米。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取决于生产的吸引力，当企业发现某项技术或产品的生产收益率高时，就会火力发展这项技术和产品，导致产出大量增加。因此，科进步对需求的改变，也是对产业结构的改变。
科技进来还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演进离不开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动，而新技术归根到底要靠具有理性和创造性的人去研究开发，并依赖于具备相应劳动素质的人去驾驭。只有拥有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和运用新技术的人力资及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才有条件将高新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产业，才能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演进。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培育、开发和运用又离不开科学和技术，科技进步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前提和基础。科技进步正是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
（三）比较利益的驱动机制
相对二、三产业而言，农业是一个比较利益低的弱质产业，要受到市场和自然两种风险的双重约束。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要在非农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流向非农部门。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正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大量吸纳，从而必然形成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发展趋势。
从比较利益驱动的作用机制看，农业生产要素外溢过程是在农业的内部推力和非农产业的外部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从农业内部推力看，一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快速增长，超出了有限耕地的有效承载能力；二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及农民收入微薄严重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非农产业的外部拉力看，一是日益扩大的工农差距及收入差距，拉动了农村生产要素投向非农产业、流向工商服务业；二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拉动了农村生产要素流向城镇，从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驱动着工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体制政策的推动机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对推动后起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参照和模仿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市场体制下的结构转换模式，来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
产业政策主要包含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为实现其发展目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规范国内垄断竞争秩序而实施的干预性、指导性措施。从产业政策的绩效来看，要实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产业政策作用于产业发展既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又要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产业政策作用于产业演进，从政策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主要是改善一般的产业环境；在产业部门层次上，主要是协调产业结构；在微观层次上，主要是调整产业组织，指导企业实现规模经营和有效竞争等。但重点在于促进结构的合理化和升级，这种合理化和升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侧重点不同，后起国家通常更强调在演进升级中实现协调，以实现后发效应和赶超任务。产业政策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是财政的方式，即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方法（如增加转移支付）扶持某产业尽快发展。被扶持的产业由于享受到财政补贴可能增加产量，非扶持的产业由于税赋增加可能减少产量，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某些变化。二是信贷的方式，即中央政府——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对某些产业增加信贷，从而促进这些产业更快发展；同时，对某些产业压缩信贷，从而使这些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
四、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取向
（一）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
中国的产业结构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转向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阶段，并在90年代后期至加入WTO前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推行这种产业结构战略，是中国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途径。加入WTO后，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将对这种产业结构战略带来影响，尤其是在2005～2010年期间将影响较大，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而经济体制环境和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将有利于产业结构战略的推进。
继续加快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上升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升级，是加入WTO后中国产业结构战略的基本取向。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较强的市场需求。实证分析表明，从90年代初期到加入WTO前，需求比重上升最快的是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其次是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而中低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需求比重是下降的，尤其是大多数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需求比重降幅较大，这反映了市场需求结构变动的基本态势。随着中国消费水平和生产水平的上升，国内需求结构进一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将更加明显，这将使产业结构战略的市场基础不断得到加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根据总资产贡献率、经济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综合分析，在29个制造业部门中，除了具有特殊性的烟草加经济之外，近几年经济效益较高和上升较快的产业主要是医药、印刷、饮料、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等，其中多数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产业结构战略的推进将带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目前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低。根据郭克莎教授的研究，[5]2001年，8个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电子及通信设备、医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3个行业；在18种技术密集型的大类产品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7种；但与1991年相比，大数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是上升的。2002年，在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他7个技术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与1995年相比，只有3个技术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是上升的，其他6个技术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都有所下降。这说明，贸易竞争力较强和上升的还只是少数技术领域，而多数技术领域的贸易竞争力仍较弱和不稳定。
从国际比较看，目前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子产业和产品，处于产业技术链条的低端，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已经向水平分工转变，但技术分工仍然是垂直分工。因此，中国产业结构战略的推进，不仅要不断提高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而且要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促进其中的中、高端技术产业和产品的发展。
同时，在加入WTO后的经济化新时期，为了有效利用全方位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减弱不利影响，产业结构战略还要注重选择新兴主导产业并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根据产业的增长潜力和带动效应，以及产业的技术密集度、生产率上升率、就业功能和可持续发展性对这些选择依据的重要性和权重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得出了制造业中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结果。显然，以产业升级为基本目标确定的新兴主导产业与以就业增长为重要目标确定的新兴主导产业有较人的偏离。考虑产业的就业功能，是因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经济作为一个比重很大和带动作用很高的部门，发展战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战略也要重视增加就业的目标；加入WTO后，随着多边纤维协定的逐步取消，纺织和服装业将获得出口扩大拉动产出增长的很大潜力，而这两个产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功能。兼顾产业升级的基本目标和就业增长的重要目标，由此确定的新兴主导产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和服装、普通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业。2001年，这些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增加值比重为3912%，就业比重为4312%，其较快的增长速度和较强的带动效应，将对整个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就业扩大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有效的带动作用。为了加强新兴主导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效应，还要加快装备制造业中关联效应强的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加快纺织服装业中技术相对密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
（二）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
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
各国在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服务业将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产业形态。2001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66.8%；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64.4%；而澳大利亚在1997～1998年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超过76%；英国当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在70%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其中，约有2/3是服务业创造的产值，物质生产产值占1/3。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5%，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45%～60%，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30%～45%。随着未来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产业规模的扩大，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将继续提升。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就越发达，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解决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工业相比，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和环境污染少，有利于节约资源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够促进消费，提高国民支出中消费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资和消费比例；服务业中的科技、教育、文化、休闲健身等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促进就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城乡、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举措。
五、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选择
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要任务，以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为核心环节，以体制改革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管理体制为基本保证，应作为“十一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容。[6]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作为“十一五”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鉴于当前第三产业过于依赖“生活型”服务业的低质结构，“十一五”时期应将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咨询、物流等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作为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为达到上述目标，首先，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明确服务业发展在“十一五”期间的战略定位，制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其次，把握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新机遇，将我国入世承诺开放服务贸易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器，把承接服务业转移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消除服务业当中仍大量存在的政策障碍和体制障碍，宽领域地开放服务业市场。再次，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积极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改变当前冈事业单位改革滞后，而造成大量服务业“体制内”循环的现状；改变当前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现状，以提高行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方式，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
形成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的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更加重要和紧迫。对于重化工业的发展，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市场进入门槛，以此促进重化工业采用先进适刚技术和制造工艺，加速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当前需要注意解决三个现实问题：一是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构架中，形成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以及长远利益的国际分工体系，妥善处理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增加重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减少资源及其他能源富集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二是避免因政府的直接干预和不当行为引起重化工业发展的大起大落。三是针对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有可能引起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问题，应考虑建立顺畅的企业退出通道。当前尤其需要转变政府管制经济的方式，也就是将政府的管制职能由经济性管制转变到社会性管制上来。所谓社会性管制是政府仅对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进行管制，建立资源、能源审计制度，将其同现行的环境评价制度一道共同构成新的社会性管制制度，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此外，要注重运用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杠杆作用，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形成较有效的经济激励制度，促进重化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还要增强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职能，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合理化，避免因信息不完备而出现大的投资决策失误。
（三）强化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
“十一五”期间，应着手培育国家比较优势的升级，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一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逐步提升地位，转变在分工中处在较低端的状态，由加工组装型向精密制造型升级，由粗加工向高加工度化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鼓励发展国产品牌，鼓励技术开发、设计等企业的发展。二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购买创新技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究开发资助、加速设备折旧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形成鼓励创新的有效激励。三是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如集成电路、飞机制造）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如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并积极吸收企业参与，甚至国外机构、企业的参与，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力争局部突破，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控制的局面。四是进一步采取鼓励性措施，吸引外资公司将研发中心进入甚至转移到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应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好的环境，促进更多的外资研发机构进入。
（四）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实施装备制造业振兴战略
一是实施“装备制造业振兴战略”，制定鼓励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政策措施应集中在需求侧，如利用设备加速折旧、提供国产装备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技术改造贴息等政策，促进国产装备市场的形成和壮大；二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装备制造业，消除当前在很多装备制造业领域对于民营经济进入仍存在的许多障碍，例如，在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中应予以民营企业公正的对待；三是清理和改变当前不利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例如，进口国外整机装备可免税，而进口零部件却要征收关税，这一政策对于那些进口关键零部件生产国产整机装备的企业事实上是歧视性政策，降低了国产装备的价格竞争力。
（五）注重产业的地区布局规划，引导发展产业集群
未来若干年，将是产业地区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十一五”产业发展规划应从过去的总量规划（事实上总量规划往往出现大偏差）转向产业地区结构规划，以地区的环境容量、基础设施条件等为约束变量，以形成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优化布局结构为目标，制定产业发展地区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手段。制定和实施产业集群倡导计划。并根据产业的经济特性，促进专业化分工和相关企业在地域的相对集中，注重培育集群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及吸引要素集聚的机制。
（原载《现代管理公需教材》，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本文原载国家人事部／中国企业联合会组织编写，《全国现代管理领域更新工程（653工程）：现代管理公需教材》一书，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年。限于篇幅，本文做了部分修改。
[2]潘毅刚：《国际直接投资下产业国际转移的研究》，2000级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3]［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
[4]商务部网站提供。
[5]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冯飞等，《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十一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国研报告》2005年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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