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网络视野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第三节　全球产业网络视野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除了从商业视角关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活动外，更从社会视角关注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2008），更多关注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和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供应商（Herderson et al.，2002）。在早期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中，劳动基本上视为一个内生变量，解释为生产的一种要素。在此情景下，全球价值链视野下对劳动的分析仅限于其总量以及就业的工作类别、技能或性别。而在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下，劳动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于网络，劳动者更被视为生产的代理机构作为中间层次作用于整个网络。因此在全球产业网络的视野下，劳动具有两重性：劳动者不仅仅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参与网络的生产性活动，影响整个网络的经济运行；而且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权益，以改善其生活条件，改变社会的状态。

一、全球产业网络下劳动的两重性

（一）劳动（Labour）作为生产要素

对于劳动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有不同的解释。传统的经济理论基于企业需要最低的边际成本以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假说，在个体企业或劳动市场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将劳动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劳动者作为生产代理商的功能在全球产业网络的中间层次发挥作用。本地供应商对劳动力的需求需要同时满足劳动成本的压力和生产质量标准的要求（Barrientos＆K ritzinger，2004）。这一双重标准对全球产业网络内不同节点之间的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技术水平产生影响，同时也要受当地劳动市场条件（如不同工作类别的劳动者的可获得性）的制约（Barrientos et al.，2008）。

（二）劳动者（Worker）作为社会机构

将劳动者视为社会机构突出了与其能力与权益相关的社会福利。劳动者作为社会机构参与全球产业网络组织，其赖以生产或谋生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些受雇劳工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行使提高其福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国际核心劳工公约规定的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没有歧视、没有童工或强迫劳动权等。劳动力市场作为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嵌入机构，对劳动者权利的获得产生制约，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工作场所之外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社会福祉也受到政府及社区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与战略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2008）。

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与全球产业网络内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相关，而劳动者作为社会机构涉及雇用的质量与作为人的权利（Barrientos et al.，2008）。后者正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所关注的重点，国际劳工组织所倡导的体面劳动正是对劳动质量和劳动者权益的全面概括。

二、体面劳动的概念及其模式

（一）体面劳动的概念及其要素

国际劳工组织（ILO，1999）指出体面劳动即男人和女人在自由、平等、安全和人类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而有效率的工作的机会，意味着工作条件的改善、减少脆弱性以及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体面劳动的概念包括四个要素：就业、社会保障、劳动者权利和社会对话（Ghai，2002）。就业指各种类型的工作（不仅仅指正规经济的劳动者，也包括非正式经济的劳动者），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就业同时包含充分的工作机会和薪酬。体面劳动也意味着安全的工作和健康的工作条件。“任何人，不管他生活在哪里，都需要与其社会的能力和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最低的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ILO，1999）。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涉及结社自由、无歧视的工作、无恶劣条件下的强迫劳动和童工。社会对话指劳动者就工作事项与雇用者和当局会谈的权利。体面劳动概念的四要素中前两者指就业机会、薪酬、保障和工作条件，后两者重点强调劳动者的社会关系。Paredes等（2007）用不同的变量对四个要素进行了描述（表4-6）。

表4-6　体面劳动的要素及变量

资料来源：Paredes et al.，2007.

体面劳动四要素的优先次序问题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因为体面劳动不仅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还与其主流的社会文化相关（Ghai，2002）。经济结构的许多层面会对达到体面劳动的目标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人均收入、产业分布、劳动力的就业水平、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公共部门占生产性资产和总产出的比例等。这些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制度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模式的体面劳动特征。这些不同的结构和制度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是相互影响的但也存在许多例外。比如，人均收入对体面劳动作用是通过对薪酬和政府增加收入以满足社会保障的需要的能力而产生影响的。高的人均收入有利于高薪酬的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以满足紧急情况；而低收入总是与高发病率的绝对贫困相联系。不同的产业结构影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分布，从而影响体面劳动的就业条件和工资水平。而劳动力状态（员工、个体户或家庭成员）的分布对劳动者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的对话权等问题的性质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同时，公共税收及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对社会保障、减少贫穷和整体就业等政府政策的范围及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体面劳动的模式

由于不同经济结构对体面劳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使体面劳动存在普遍性和多样性。根据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可将体面劳动分为三类模式：经典模式、转型模式和发展模式（Ghai，2002；2006）。经典模式由工业化国家组成；转型模式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组成；发展模式包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体面劳动模式特征与工作状态、劳动力或劳动人口在不同产业的分布、劳动者加入工会的组织方式、公共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相联系（Ghai，2006）。

1.经典模式

经典模式的国家以高人均收入、高比例的劳动力工资就业以及高比例GDP分配的政府和社会保障支出为特征。以美国、挪威、日本、丹麦、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2000～30000美元之间，工资员工比例（与个体户、家庭成员相对）在70%～90%之间，大多数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一般在60%～80%之间）和工业（10%～20%之间）就业；相对较高比例的劳动者加入了工会（通常在25%～50%之间），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变迁、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加强，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在大大下降；企业、产业和国家等不同层次的集体谈判是决定薪酬和另外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这些国家中，集体谈判率占工资员工的25%～90%不等；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5%～50%之间，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在15%～33%之间。近年来，和工会密度一样，随着社会保障的压力向私有化转移及经济的全球化整合，政府和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下降。

2.转型模式

这类国家是由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原有的标记依然存在。中央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绝大部分资产和财产为国家所有，所有劳动人口为政府所雇用，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全部社会保障。所有劳动者为工会成员，而工会为国家和共产党所控制。大多数转型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人均收入在4000～8000美元之间，相对其人均收入而言，工资就业率特别高，超过了80%。非正式经济的比重也在大大增加。大多数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就业（60%～80%之间）；同样地，相对较高比例的劳动者是工会成员（通常在30%～50%之间），工会会员有所下降但工会已经开始独立于国家和政党。政府支出和税收也占GDP相对较高的比重，在25%～50%之间。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作着重要的改革，不再是全民，更加私有化。此外，公共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在10%～25%之间。这些特征与转型国家的前身密不可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体面劳动的特征更接近市场的工业国家而不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3.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前两类相比更具多样性。根据公认的国际组织分类法，发展中国家可分为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尽管存在上述差异，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普遍的绝对贫困、广泛的就业不足或失业、受限的工业化和二元经济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诸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低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为1500美元左右，而在诸如马来西亚、智利、韩国等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人均收入为10000美元左右，超过大多数转型国家。在低收入国家中，60%～80%的劳动力就业于农业。甚至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中，农业就业人口在20%～40%之间，大大高于大多数转型国家。

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力就业处于“非典型”的状态：相对比较高比例的个体户和家庭成员，或者是在非正式经济中就业，通常半工业化国家非正式就业的比例为30%～50%，而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正式就业的比例高达70%～90%。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相对较高，两类国家中的比例分别为20%～40%和40%～70%之间。工资就业占劳动力的比例同样存在着差异性，从低收入国家的低于15%到中等收入国家的60%～70%不等。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工资就业率要明显低于市场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而且其在非正式经济中的就业要比另两类国家重要得多。比如，在加纳和马来，在乡镇非正式经济中就业的比例要超过70%。

发展中国家中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存在着多样性，但与人均GDP没有多大关联。比如在埃及和巴西等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特别高，占GDP的40%；而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如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其政府支出比重也相对较高，其支出比重要高于一些富裕国家如智利、马来西亚等。

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较低，半工业化国家分别为20%～30%之间和5%～10%之间，而最不发达国家为10%～25%和2%～5%之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会密度——劳动人口加入工会的比例——都相对比较低，很少超过10%～15%。只有少数国家，比如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南非等国的工会密度达到40%～50%，达到工业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全球产业网络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升级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经济升级（Economic Upgrading）和社会升级（Social Upgrading）（Lobrin-Satumba 2007）。与原来的“产业升级”概念相比，“经济升级”是一个更加宽泛、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初始的全球价值链文献主要关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服装、鞋和玩具等产业，以低工资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进行升级研究，运用了“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的概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升级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制造业的范围向农产品、服务业（如旅游、商务外包等）延伸，原有的“产业升级”的概念已不再合适了，因此用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经济升级”来代替（Barrientos et al.，2008）。它不仅意味着企业或服务提供者经济能力的整体提升，还指与生产的工艺（或产品本身）相联系的活动的改进以及公司所处置的活动组合的演变（Remesh，2007）。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和权益的提升及其雇佣质量的提升（Barrientos et al.，2008）。

（一）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全球产业网络路径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升级置于社会情景中进行分析，产业升级的四个层次对技术进步和体面劳动有着不同的含义。工艺升级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如通过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产品升级通常需要更具技巧的劳动以提高产品的性能以及软技术（如研发和设计）；功能升级是指在特定价值链中从一个节点向另一节点的转移（如服装企业由生产制作转向品牌营销和设计），意味着在全球产业网络中势力的提升；链升级意味着向新产业或产品市场的转移，通常需要建立不同的营销渠道、运用不同的制造技术和劳动者技能（Barrientos et al.，2008；Zhao＆Gu，2009c）。

价值的创造是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核心，与价值创造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劳动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劳动过程转换成实际劳动（社会性）；产生不同形式租金的可能性（经济性）。前者关系到社会升级问题，而后者与经济升级相关联，表现在企业不同类型的经济租，如技术租、组织租、关系租、品牌租和额外租（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租金等）等租金的创造和获取上。

社会升级意味着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及权力的提升以及雇佣质量的提高。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也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升级导致的（如劳动者在原有节点中工作能力的提升使得其进入到网络的其他环节中）。社会升级也包含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及其权利的提高（Barrientos et al.，2008）。全球产业网络下的劳动具有两重性，社会升级的维度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包括就业水平、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工作时间等；质量包括谈判的权利、无歧视等。社会升级的维度可以用体面劳动的四个要素及其变量进行衡量，体面劳动的前两个要素反映了社会升级的数量方面，而体面劳动的后两个要素反映了社会升级的质量方面。

（二）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相互影响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而社会升级对经济升级有反作用。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劳动力就业的增加；技术水平的提升、产品的改进、功能的升级可以促进劳动质量的提高。Bair和Gereffi（2001）对墨西哥特龙（Torreon）服装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该地区服装产业的升级对劳动五个方面产生影响：就业增长率、当地劳动力技能、劳动条件、工会化和工资。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给墨西哥特龙服装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使得当地的供应商由原先简单的加工出口向全包网络升级。这一升级过程与来自于美国的采购商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网络的重新布局是分不开的。一方面，1994年墨西哥比索的剧烈贬值（由3. 4比索对1美元贬值为6. 8比索对1美元）使得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也使得美国的采购商在墨西哥进口可以免去关税。因此，美国采购商的生产网络从东南亚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韩国等地向墨西哥转移，特龙服装出口的主要客户由1993年的4家上升至2000年的24家（表4-7）。

特龙服装产业集群在美国——特龙服装产业网络中地位逐步升级，从表4-8可以看出，1993年，特龙服装产业集群仅仅占据着加工这一环节；而在1996年，其生产活动从加工环节延伸到了纺织、修剪和标牌以及后期整理等活动；在2000年，特龙服装产业集群涵盖了服装生产的所有活动，但是服装产业链中关键的三个环节——设计开发、营销和零售还是控制在美国的采购商手中。

特龙服装产业的升级对当地劳动就业的五个方面产生影响：就业增长率、当地劳动力技能、劳动条件、工会化和工资。服装产业就业的急剧增长是特龙服装出口的繁荣对当地劳动市场最显著的影响，1993—1998年间，服装劳动力增长了300%，而同期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仅增长3%，建筑业增长80%，汽车业增长100%。1993年，当地纺织服装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2000人，而到了2000年，就业人数增至75000人。就业人数的增加与服装产业供应链的深化——如纺织生产、洗涤、裁剪等——所带来的新型劳动的增长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全包网络的发展也导致了集群内劳动技能的升级；品牌采购商进入地方集群也促进了地方劳动条件的改善。大型零售商或营销商不希望其品牌与不安全的劳动条件相联系，因此会对地方供应商的劳动条件提出要求，使其符合其行为守则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仅涉及最终产品，还与生产过程相联系。一旦供应商达不到这些要求，违背了当地的劳动法、安全守则，甚至是洗澡的条件，就会存在失去合约的危险。品牌商对当地供应商的要求也源自于外界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消费者组织、学生组织和工会等），要求品牌领导商承担提高为其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劳动条件的社会责任，所提供的产品在“无汗”的环境下生产，不管其是在本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次级供应商。新采购商的到来增加了特龙的就业，改善了劳动条件，也对工会和劳动工资产生影响。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外国企业对劳动灵活性的追求，墨西哥政府将工会的权力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在特龙地区服装产业中工会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很多状况下工会帮助企业及其管理者“对付”员工。因此，在有效率的代表和集体谈判缺失的情况下，劳动者会通过频繁的流动作为谈判的途径以得到自己工资少量的增加以及非现金福利，如交通、免费的午餐以及奖励等。在持续的高劳动力需求的条件下，高的劳动力流动率会提高熟练工人的工资⁽⁵⁾（Bair＆Gereffi，2001）。

表4-7　墨西哥特龙服装产业集群的主要采购商

资料来源：Bair＆Gereffi，2001：1892。

备注：表中M：Mannufactures；BM：Brand Markets；R：Retailers。

表4-8　特龙服装产业在服装产业链中的活动和地位

资料来源：根据Bair＆Gereffi，2001：1892整理。

Remesh（2007）对印度IT产业的研究也表明，IT产业的升级产生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收益，如雇用的增加、劳动工作质量及劳动安全的提高、培训和技能的提升以及对劳工标准更多的关注等。Ahmed和Peerlings（2009）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Zhao等（2009）、Zhao和Gu（2009c）的研究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不同的升级方式下，有着不同的行为和策略，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表4-9）。

表4-9　中国服装产业的升级轨迹和绩效

续表

资料来源：Zhao＆Gu，2009b。

另一方面，社会升级对经济升级也会产生反作用。社会升级表现为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及其权利的提高。工资水平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佐证，东亚工业化发展模式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进口替代向出口扩张的转变和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工资水平的上升是相互对应的，以韩国为例，1965—1979年，GNP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人均GNP由105美元增至1647美元；出口额由5480万美元增至150. 6亿美元；产业结构也因此产生了较大变化，制造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18%提高到了29%，包括农业和矿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40%下降到20%。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胡放之、张艳，2004）。随着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商品的需求也更挑剔，从而对产品的质量、设计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企业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需求方面促进了产业的升级（赵林飞、顾庆良，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