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学方法与整合重构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3．4．1基于CAAS模型的经济生态学方法

1．生态学方法的基本内涵

CAAS模型主要解决哲理基础和元理论问题，但具体研究要有相应方法论，为此本书提出基于CAAS模型的经济生态学方法。

由于CAAS遵循SO、SOC、CAS等理论所揭示的基本规律，那么对经济运行发展规律与要求的探讨，就可以基于这些展开。前面的讨论已揭示，这些理论本身对应于生物生态水平，也就意味着，完全可以运用生物生态学的逻辑与方法来研究这些范畴的问题。从具体研究的可操作性要求来看，也有必要运用生物生态学的逻辑与方法。例如，SO理论中的协同论揭示，自组织动力来自系统内各子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包括竞争、协同两种互补对立性机制;经济理论模型就需要有相应体现，这对于传统的微积分建模路子无疑比较困难，而一些生物生态学模型可以很便利地将此表达出来(如简单的逻辑斯蒂方程^[28])——这样还可以避免过多的抽象描述和哲理性分析，利于实现理论逻辑的数学化。

至于人的“形式反思”与主观能动性发挥，正是对这些规律及其要求的认识过程，并基于相应认识，探索新的可能性、发挥创造性，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变迁。制度、技术等广义文化的变迁，本质都是基于对相关规律(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的)的认识深化，为提升“适应性”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创造的过程性结果。由此形成的文化等习惯性力量，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运行形态并维系其相对稳态。协同论揭示，慢变量主宰经济系统演化，其创造人哈肯指出文化和语言便属慢变量^[29]，即文化逻辑决定经济运行与演化的基本格局与态势。这样，社会经济系统的相关范畴，便都内化为相应变量。当然，这些变量的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等等仍然存在诸多悬疑，而这正是本书所要尝试研究的。

因此，本书将借鉴生物生态学的一些逻辑、模型和方法，研究经济系统运行变迁规律，进而揭示其内在的制度要求，探讨相应的制度形式创新。也就是说，在CAAS模型的框架下用生态学理路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本书将这种方法论的研究，称为“经济生态学(Economic-ecology)”。

2．与经济生物学、生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物理学等概念的比较

本书的经济生态学概念与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Economicbiology)”概念颇为相近，都将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类似生物生态系统，构建相应分析框架。之所以没有沿袭“经济生物学”概念，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从图3-1的四大象限模型看，生物学及“经济生物学”概念，主要对应于右上象限即“个体外在”，这不利于表达方法论上的系统思维特征;其二，“经济生物学”概念内含生物水平隐喻，不利于体现人类理性的主观能动性，而生态概念更具普适性，正如威尔伯的AQAL模型所指出“进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是生态性的”^[30]。

目前比较常见的是“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economics)”概念(有时也写成“经济生态学”)，主要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发展规律，揭示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实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统筹协调发展。虽然探讨生态经济系统的问题，但从依循的范式和分析框架来看，生态经济学研究也有可能是基于均衡分析。显然，这种生态经济学概念与本书的经济生态学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如果从研究范畴看，则后者可以包容前者。

至于演化经济学，“演化”一词体现着专门讨论经济演化(经济发展)问题的意涵。现实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也确实是主要集中于经济进化、经济发展范畴。但社会经济系统是“混沌边缘”的复杂适应系统，短期的经济均衡问题也可能导致系统滑向混沌而发生巨变，故本书认为更应将经济均衡与经济进化问题纳入到统一框架中加以研究。经济生态学概念则没有偏重“演化”的倾向性，并能体现和包含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这两个范畴，这是本书使用该概念的重要原因。

此外，近些年不少物理学家进入经济学学科并形成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王有贵、郭良鹏，2010)［131］。经济物理学与经济生态学都注重对规律的探寻，研究方法也有共性，但经济物理学主要对应图3-2的“A+B”层面，经济生态学则统括“A+B+C”诸范畴，更强调对规律的能动适应。

3．经济生态学方法已有发展情况简述

生态学方法其实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斯密就是林奈自然史学的门徒，演化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则更典型。演化分析普遍强调“新奇”的“涌现”，强调创新，但未能有效包容建构成分，这种“涌现”便只能主要呈现为概率论形式。这种局限尤其体现在对根本制度等“慢变量”的讨论上，主要是看到不确定性、路径依赖等，而非创造性实现，难以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给予有效解释和提供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另一方面，由于将创新视为增长的基本力量，从而将增长与发展混同，实质上主要讨论的是发展范畴及中间地带。不过，该问题已开始得到改善，随着复杂科学的引入和应用，对经济均衡范畴的研究不断涌现(Chen，2008［16］;陈平，2011［102］，2012［205］;唐毅南、陈平，2010［206］)，并提出“生态文化经济学”概念(陈平，2004)［17］。尤其是代谢增长理论(陈平，2014)［104］，其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理论模型，既有经济物理学特征，又体现着较明显的生物生态学特征。最近，孟捷、冯金华(2015)［207］引入代谢增长论，就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与价值规律实现形式问题，提出一个演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此范畴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综合。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近年不断出现。

这些经济生态学发展成果，都是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本书也力图通过对经济增长内在机理及其制度要求等问题的探讨，将CAAS模型有关原理转化为具体范畴的理论模型，推进生态学方法的发展和学科的创造性综合

3．4．2基于经济生态学方法整合重构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既有增长模型的局限，根子在于缺少系统体现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多维度特征的统一框架。CAAS模型为此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但需要转化成更为具体的理论模型。要具体实现这种转化，则还需要从经济学三大体系的既有基础上出发，寻找模型重构的基本思路和相关理论支撑。

回顾对既有增长模型主要局限的有关讨论，可以发现，模型重构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有能纳入经济均衡、经济进化等理论的统一框架;二是要有恰当的表达动态、非线性、非均衡系统的数理形式，它还要能体现经济均衡范畴。综合考虑这两项要求，比较经济学三大体系的理论实质，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而言更能满足相应要求，其理论框架本就是动态、非均衡的，理论体系又涵盖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等范畴。主流经济学体系虽在经由内生增长理论等发展之后，研究领域涵盖到经济进化范畴，但它总体上是基于均衡框架的。演化经济学体系在短期的经济均衡问题范畴比较薄弱，但在模型的数理形式上却是唯一直接体现经济系统的非线性、非均衡特征的。

另一方面，如果不涉及制度将难以解释经济增长的持续差异，诺斯(1999)［70］甚至认为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就是对制度创新的研究。但基于交易成本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未有效体现和考虑经济聚集协同效应带来的报酬递增，而后者才是增长根源。演化的制度研究，则相对忽视了人在制度安排上的建构性，甚至出现哈耶克与新古典联姻而衍生出新自由主义。较好实现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辩证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基于以上讨论，确定整合重构增长理论与制度理论的如下基本思路:

第一，以非均衡框架包容体现均衡问题，由此将经济进化、经济均衡纳入统一框架。经济系统是非线性、非均衡的，而均衡上实质是一种特殊的非均衡;同时，经济系统既要有足够的稳定性维系自身生存，也要有足够的活力获得新生和发展。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总体上是动态的非均衡系统，从而存在经济进化，同时又处于“混沌边缘”状态——类似于哈罗德的“刃锋式”均衡，便有了所谓经济均衡问题——系统运行状态或说短期范畴的问题。那么，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两种理路就完全可能纳入这样的统一框架——基于非均衡并包容均衡——从而可以在经济进化的框架下讨论经济均衡问题，实现对增长理论的整合重构。

第二，具体研究大体沿袭从再生产理论到危机理论、再到制度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逻辑路线，并主要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有关模型和方法，构建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演化的生态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尝试整合三大体系相关理论并发展之。这样，基于一种整合逻辑揭示经济增长的有关规律，发掘其内在机理和制度要求，并发挥人类理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探求制度进化的基本方向和可能性，以及人文创制的具体形式等问题。这种基于CAAS模型的经济生态学方法的研究思路，也可以说是一种“演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孟捷、冯金华，2015)［207］。

3．4．3重构增长模型的可能数学实现形式及其适用性分析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PaulRomer(2015)［208］发表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的文章，批评经济学界存在多年的滥用数学的现象，认为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不但无法帮助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晦涩难懂。经济物理学也认为“经济学的‘数学化’并没有引导经济理论接近现实，反而在有些方面却是让它远离了现实”(王有贵、郭良鹏，2010)［103］。吴易风(2007)［72］认为，从数学方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增长理论的任务，首先是要用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地、准确地、精确地表达经济增长。现代系统科学、AQAL模型等表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其实有着基本的共性规律，那么构造经济增长模型，就至少在主函数上要基本体现和遵循这种共性，不能有太多的人为臆造。众多学科的情况也表明，体现事物本质的数学表达形式，往往正是简单、优美而意涵深远的形式，体现着自然性。

基于以上考虑和克服既有模型局限的要求看，目前的各种演化增长模型中，代谢增长理论的模型(陈平，2014)［104］可资借鉴。为说明这点，需引入一个概念，即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耗散结构的复杂系统普遍存在的饱和效应现象。

饱和效应是现实世界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概念，是指某种注入引致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再随注入增加而继续增长。例如，物理学中的激光原理可简略表达为dx/ dt=(k-d)·x-ψ·x2，式中x为光强、k为增溢系数、d为耗损系数、ψ为饱和系数;改写为dx/dt=ψ·x［(k-d)/ψ-x)］，就是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广泛应用的Logistic方程(在生态学中也称Hurst方程)，(k-d)/ψ即饱和负载规模(N)。这个看似简单的方程，却包含着SO系统演化的各特征元素:非线性、非均衡、周期、分叉、混沌、突变、分维分形、幂律分布、自组织临界性SOC等等;这诚如霍金所说，“宇宙的基本‘物理’很简单，其‘化学’可很复杂，使得这个宇宙很有趣”^[31]。这也表明，基于简单普适的生态方程展开讨论，可能比人为构造数模更能接近事实。陈平(2014)［104］的代谢增长理论，正是基于Logistic方程来构建其增长模型的。实际上，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尔萨斯陷阱、李嘉图的资源稀缺性、马克思的“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和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等等，按自然科学的表达就是饱和效应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在生态学中就是有限资源环境下的简单种群增长问题，都可以用Logistic方程或说Hurst方程来加以表达。

若以基本的Logistic方程dx/dt=k·x·(N-x)表达经济增长问题，在不考虑N改变的情况下，则目标变量x将向稳态解x*=N波动收敛，这便成为基本的经济均衡问题。如果N变化，则意味着经济系统本身变迁，从而又成为经济进化(发展)问题。现实中的经济系统运行，当然是x与N都会发生变动，否则只会有马尔萨斯增长，而不会有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就这样，利用简单的Logistic方程，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并且，陈平(2014)［104］的讨论中也已说明，该方程的动态规模经济特征，内在地包含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

当然，重构增长模型并非简单沿袭代谢增长理论，而是要进一步挖掘、完善和发展。例如，孟捷、冯金华(2015)［207］对代谢增长论有极高评价，但同时又指出，其模型中给定N的假定，恰恰正是Logistic方程的固有缺陷。再者，代谢增长理论虽不乏对制度问题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似乎又与其理论模型之间缺少强有力的逻辑联系，有些结论往往是基于思辨推理得出，而不是从其模型本身经由数学过程推理得出的。此外，虽然陈平对经济均衡问题有大量研究，但目前其代谢增长理论主要是讨论经济进化问题，还未由此出发来讨论经济均衡问题。为解决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具体的理论模型重构，还将重点借鉴、吸收马克思增长理论、统一增长理论、演化发展经济学等理论的有益成分，整合推进理论发展。

综上可见，基于Logistic方程来完全有可能构建出更完备的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模型。并且，至此已可进一步明确本书中几个重要概念的内涵:^[32]广义的增长概念，就是指在考虑经济系统饱和负载规模N变动情况下，既长期过程中的目标变量x变动。②狭义的增长概念，则是指在经济系统饱和负载规模N无明显变动情况下的目标变量x变动，短期的经济均衡问题属于该范畴，当然它也可能作为一种长期状态存在，这便是马尔萨斯增长。③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指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演化变迁，它必然表现为系统饱和负载规模N的相应变动;至于通常所说的发展理论，只是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仍属N变迁的范畴;因此，变量N可表征经济系统的变迁即经济发展。这样，便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概念做出了比较严格的界定，并通过生态学方程将二者关系实质表现出来。

据Logistic方程的特征可知，N变化必然最终表现为x的变化，N决定着x的稳态解。另一方面，x实质上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取得的相应成果，从而也是人类塑造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或条件。“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10)［10］。在持续的动态过程中，经济系统运行成果引起并呈现为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①，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也就是说，x又反作用于N，存在着互动因果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后继章节将具体探讨各种要素的实质与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增长的生态学模型，探讨经济增长机理及其制度要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