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生态学方法的整合

社会学方法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整体论方法，历史学方法是一种动态的整体论的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的整合，形成了生态整体的社会—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体现空间的视域性，也敞开时间的进程性。但社会—历史学方法却是局限在人的视域之中的方法，因而，社会—历史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中心论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强调视域的整体性和认知的连续性，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注目于人或者说人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万物生命之间的共在共存性；二是社会—历史学方法虽然具有其“过去→现在→未来”之三维视野而强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连续性朝向，但却忽视了其内在的共生互生性。因而，生态化综合方法必须在整合吸纳社会—历史学的方法论精神和方法维度的基础，自觉地克服如上二者的局限而过达向全景视域，这就必然要求社会—历史学方法与物种—生态学方法的整合。

物种—生态学方法即是物种学方法和生态学方法的整合表述。

物种学方法所展示的生态视野　物种学方法即是物种进化论方法。物种进化论的基本思想主要展布三个方面：第一，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物种，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都是从其它物种传下来的，因而，物种进化论方法强调生与变，突出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生变运动。第二，在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里，所有的事物、一切的生命，其生变运动既动力于自身的要求，又迫于外部的压力。从自身来看，物种生命的生变运动是物种及其生命为了保存自身的需要：物种及其生命，一旦诞生就必须使自己能存活下去，这是物种生命的本能。因而，为保存自身，物种及其生命必须谋求生。从外部压力来看，每种物种及其个体生命都暴露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严酷的自然环境给他制造出各种存在压力，迫于这一直接的和赤裸的环境压力，它必须谋求变才能够获得生机，才可能实现对自我的保存。第三，自我保存的本能需要和环境压力的逼迫，把物种及其个体生命推进了自然选择与自我选择的双重困境之中：因为要面对自然选择，物种及其个体生命必须谋求适应才能获得生机；因为自我选择的本能冲动，物种及其个体生命必然发动生存竞争而开辟生路。所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构成了物种进化的双重命运。

物种进化论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思维—认知的方法论视野，亦可从三个方面得到立体呈现：

首先，物种进化论向我们展示出物种生命进化的全景观的人性论视野：物种进化论指出，世界上一切物种生命都起源于生，是一种物种诞生于另一种物种，一个生命诞生于另外的生命。因而，物种与物种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具有共同的本性，这种共同本性即是生命为保存自己而必须自私和利他。生物进化论认为，世界是进化的世界，生命是进化的生命，生命的存在是进化的存在，因而一切生命为保持其自身生命存在的行为都是合进化的行为，一切生命行为都是合于为保持自身生命存在这一目的的行为。这是世界之为世界的本质规定性，这更是生命之为生命、存在之为存在的自然法则。由于这一自然法则对生命世界的本质规定性，也就形成了世界一切生命和所有物种都具有共通的存在本性，即为了自身存在的行为的合进化性，更为了自身行为能够保持自身生命存在的这一目的性，所有的生命物种必须本能地利己，一切的生命存在行为都必须追求趋利避害：

自然选择不能在一个物种里产生出完全为着另一个物种的利益或为着损害另一个物种的任何东西；虽然它们能够有效地产生出对于另一物种极其有用的或者甚至不可缺少的，或者对于另一物种极其有害的部分、器官和分泌物，但是在所有的情形里，同时也是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有用的。在生物繁生的各种地方，自然选择通过生物的竞争而发生作用，结果，只是依照这个地方的标准，在生活战斗中产生出成功者。

自然选择从来不使一种生物产生对于自己害多利少的任何构造，因为自然选择完全根据各种生物的利益并且为了它们的利益而起作用。正如柏利（Paley）曾经说过，没有一种器官是为了给予它的所有者以痛苦或损害而被形成的。如果公平地衡量由各个部分所引起的利和害，那末可以看到各个部分在整体上都是有利的。经过时间的推移，在改变着的生活条件下，如果任何部分变为有害的，它就要被改变；如果不如此，则这种生物就要绝灭，如无数的生物已经绝灭了的一样。^[12]

生物存在和得以保持其存在的根本理由、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最后依据就是自私：自私的本性不仅具有遗传性，而且是自然宇宙创化生命世界时赋予给每个物种、每种生命的内在生命本性和生存法则。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世界里，一切生物、所有生命存在形式，都具“有一大天然特性：自私。如果它不自私而是利他主义者，它把生存机会让与其它基因，自己就被消灭了。所以生存下来的必定是自私的基因：自私才有基因，基因就是自私，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也是发生在生命运动各层次上的自私行为原因”^[13]。在物竞天择的生命世界里，一切得以保存下来的物种，一切得以继续存在的生物、生命，无论它的生命性状如何，也不管它的生命存在层次与水准怎样，它都是经历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并命运地不断经历着更为残酷的物竞天择的考验；一切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残酷生存斗争考验与选择的生物，都是最杰出、最优秀、最具有存在价值的利己主义者。在自然世界里，作为生物物种之一种形态的人，他的诞生与存在、生存与适应，也同样如此。

然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命世界里，物种及其个体生命始终处于残酷斗争与绝灭、变异与新生的进程之中，任何物种能够得以继续存在，单有自私、利己的本性还不能适应其生存竞争，它还需要另一种东西的协调。这种“东西”就是生物的利他、互助，它构成了生物的生命本性的另一基本内容，是生物为保存自己而必须自私与利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类作为生命世界之一物种生命，同样必须在自私和利己本能冲动中释放利他、互助的本性，并且，人类的利他与互助本性的释放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利己与爱己。

第二，物种进化论思想向我们展示了物种进化的世界性本质：物种进化论认为，物种生命求生既要受其内在动力的驱使，又要接受其外在目标的激励。具体地讲，物种生命的进化，是基于自我保存的求生冲动，其追求目标就是获得能够满足自我保存的一切利益，包括对物质资源的满足、对同类的依赖以及对异类的对抗和征服所形成的均衡生存态势等，都体现为利益，都是利益谋求的表现形式。因而，在实际的生存进程中，物种生命的利己与利他、自私与互助的相反相成，都是利益权衡的真实展现：利益，构成了人的利己与利他、自私与互助的内在推动力和平稳器。由此不难看出，世界是由生命组成的世界，生命的利益追逐本性，使整个世界成为利益的世界。比如，江河之成为江河，需要水的充盈，水之于江河就是利益；植物之成为植物，需要氧气、水和养料的滋养，养料、水、氧气之于植物就是利益；山岭需要植被的装点，这植被之于山岭就是利益；所有的动物需要食物资源，这食物资源之于所有的动物就是利益。

第三，物种进化论向我们展示了物种进化的根本方式。物种进化论认为，生命充斥的世界是一个利益化的世界。在这个利益化的世界里，利益构成了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本保证，利益也构成世界的基本法则，即利益法则。根据利益法则，物种与物种、生命与生命之间本能地展开保存自我的基本生存运动方式，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而，在利益法则规范下的生命世界里，物与物相竞的本质，就是因为利益而相互的竞斗。在为利益而竞斗的过程中，能够适应其竞斗的物种，其生命就继续存在；反之，就消亡就毁灭。所以，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利益法则公式里，利益是终极的动因，也是最高的目标：“竞”是实现其利益目标的唯一途径；“争”与“斗”是开辟这种“竞”的途径和展开“竞”的手段与方式。而“适”与“不适”，仅却是其“竞”的两种直接结果状态，即通过“竞”而获得预期的或更大的利益，就是“适者”，适者获得了继续生存即继续参与“竞”的资格、权力、力量；反之，那就是“不适者”，不适者就此丧失继续生存的力量、资格与权力。

第四，物种进化论向我们展示了物种生命进化的人类前景。物种进化论认为，人类原本是一种动物，它之从动物而演变成为文化的人类，是生物进化的自然成果。具体地讲，恰恰是人类物种遵循利益的法则，为保存自己展开生存竞争、并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断求适的历史性呈现。人类之所以能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不断地求得适应生存，是因为它在其艰苦卓绝的进化历程中汇聚了两种力量，即自然生命强力和文化强力。然而，无论是自然生命强力还是文化强力，最终都是适的体现，而不是单一的竞斗的成果。康罗·洛伦兹指出：“人的最大才赋，概念思想与语言的才能——这些使得他能够凌驾在万物之上，而且使得他能够统治整个地球——并非全部都是天惠。假若是的话，必定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有威胁到人类存亡的最大危险都是由概念思想与语言直接引起的。它们把人类从乐园中赶出来，在那儿，人类可以无忧无虑地随本能冲动而作为，而且可以任其喜好地行事。人类从适应得很好的本能那里得到安全，由概念思想发芽出来的知识却抢去了这项安全感，而且这时距离它能供给人类同样的安全适应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14]对人类来讲，竞斗仅仅是其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而适者生存才是其最终的依据。人类要在自然世界的进化舞台中始终保持良好的“适”态并始终成为最优秀的“适者”，必须自我培养起特别顽强的利益限度能力。人类培养自我利益限度能力，往往采取两种途径：一是以政治为前提的法律；一是普遍的教育。但无论是法律还是教育，都必须有其价值标准与行为依据，都必须有明确、健康、普遍的行为目标。这个作为法律和教育行为的依据和目标的那个东西，只能是道德。人类自我利益限度能力形成和提升的基本标志就是道德力量。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诱以为，人类每一项概念思想取得来的才赋，必然直接带来危险和不吉利的结果。很幸运的是我们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人类之所以能够进一步了解他的环境，除了概念思想的才能，另外一个人类特质也占了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好奇心。贪得无厌的好奇心是探险与实验的根源。这些活动，包括最原始的形式，会带来一个类似的功能——问题。探测的实验相当于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对话。问问题，然后记下答案，这种方式使得我们对后者产生了期待，而且给予概念思想，把因和果连结起来。因此，这个供给人类工具、力量而又危及到他的同一个才能，同时也给与他一个方法以免去它们被误用，那就是理智上的责任。我现在要一个个有秩序地加以讨论这些伟大、特殊、凌驾于动物之上的才赋所招惹的危险。接着，我将尝试说明有理性、负责任和道德，将如何施展其功能，以防止这些危险”^[15]。

生态学方法所展示的整体共生视野　从整体上看，物种进化论特别强调整体主义的认知倾向，它指出生命的存在和生物的进化，并不是个体自卑所能完成的，它一定要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才获得可能性。因而，物种的存在与进化，必须其他物种以及整个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展开，其他物种生命和整个自然环境，此二者构成了任何物种生命存在与进化的绝对前提和动力。物种进化论的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视野，为进化理论达向现代综合方法提供了认知平台。尤其是现代发展中演变进化的广义综合理论，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整体主义视野：“‘进化’的含义已广为人知。在一般公众心目中，‘进化’是阐明所有生物物种具有共同起源的达尔文理论。在生物学家们看来，‘进化’是一种‘现代综合理论’，是一种多种生物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新达尔文义，这种理论用突变论和自然选择来解释物种的变异和新物种的出现。在今天看来，这样一些概念已经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了，‘进化’的含义进一步发展了，远远超出了生物物种的起源和物种多样化的范畴。进化不仅包含生物界变化的型式和变化的动力学，而且也同样包含宇宙变化的型式和变化的动力学；在人类文化和社会历程中的进化也绝不亚于地球上生物历程中的进化。按其新的含义，进化不仅仅指生物物种的进化，而且也指我们认知到的宇宙范围内出现、存在、变化或消失了的所有事物的进化。”^[16]

物种进化论不仅强调整体主义视野，同时也突出等级进化的方法。这种等级进化的方法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认知意义：一是强调进化的目的是构建秩序，而这种秩序目的观恰恰来源于生物物种自身的合目的性要求，即物种生命的存在与进化之所以等级的方式展开，是因为物种生命本身具有合目的性的秩序追求倾向，这种内在的追求秩序的合目的性倾向，构成了人类认知能够达向统一性的自然前提，这即是拉兹洛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坚持公开检验，因而当科学能在宇宙系统进化方面发现一种基本的统一性，最重要的一致性，就令我们产生了最强烈的惊奇和敬畏。毕竟，自然界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因为自然并没有受到强制要符合逻辑。然而自然中存在逻辑，并且有统一性。这是自然内部固有的秩序，它是以几乎无限种方式出现的所有现象的秩序的基础，并使它们互相关联。在自然进化遵循的型式中，有一种重复出现的秩序，有一种保持着不变性。物质世界、生物世界和人类的复杂性进化过程中的这种不变性，是隐含在全部人类经验中的终极意义。进化的秩序就是变化本身的秩序。这是诸秩序的秩序，是诸秩序在宇宙中出现时显示出来的秩序。进化确实是展开，但不是预先形成的生物体、无生命物体或实体的展开，而是秩序的展开”^[17]。二是强调进化是从低级向高级方向展开，而且这种从低级向高级方向展开的进化，不仅产生结构等级，而且产生控制等级，“在控制等级中，上层系统控制的是下层系统某些方面的行为。在较高控制层次上，凭借有选择地不管较低层次单位的细节动态，组织层次更高而不那么复杂的系统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较低层次上的更复杂的系统”^[18]。

不仅如此，物种进化论关于进化的整体主义和等级主义方法视野中，蕴含着最为深刻的生变论思想。物种进化论所突出的这种生变论思想及其视野，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而得到集中的展现：物种生命的进化，就是因生而谋求变、由变而谋求新生的唯一道路，是竞斗与适应。因而，竞—适构成生变的行动展开方式：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中，竞是手段，适是目的，竞的目的是为了适，唯有适才能生存，才能进化；为了适又必须竞，因为没有竞的行动追求，永远没有适的现实可能性。但这种竞—适必须纳入整体框架之中，承受等级秩序的规范。所以，物种进化论所提供的方法论视野，虽然具有生态整体的意味，但却因为其等级观念的束缚，最终难以达向互生之境。虽然如此，但物种进化论的生变论思想和由这种生变思想所体现出来的认知视野，却为自身能够融进生态学视野奠定了内在基础。

生态学是一门新型的融合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形成更大整合视野的综合性科学。德国动物学家和达尔文主义者赫克尔于1866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定义“生态学是动物对有机和无机环境的全部关系”。这一定义所表达的大意是“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更进一步讲，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及机理的科学。“生态学”作为学科概念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才被提出来，但生态学思想的生成却早于其概念名称的提出。美国科学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中指出，生态学思想“它的近代历史始于18世纪，当时它是以一种更复杂的观察地球的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是探求一种把所有地球上活着的有机体描述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这个观点通常归类为‘自然的经济体系’。这个短语产生了一整套思想，尔后又形成了今天这门学科”^[19]。生态学概念出现100年后才被广泛运用而形成一门显学。作为一门显学，生态学最初关心的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它意在于揭示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生物与自然环境之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的方式。生态学的发展走向深层形态，它意在于揭示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自然之间在深刻维度上的存在方式，从而警告人类：“控制自然既不容易也不明智。我们轻率地干预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事务，并且是在拿我们自己的性命和别的有机体的生命去冒险。”因而，生态学呼吁我们人类应该“需要以更加谦恭的态度对待地球，而对技术则要持更多的怀疑态度。生态学科则为谦恭和怀疑这两者都提供了合理的基础”^[20]。

生态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是因为它把整个地球生物圈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生态系统。这个生命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综合体系中，其相互的关联性使生物与环境、生物与地球、生物与自然之间形成共在性和共生性。生态学的这一思想，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视野与方法，几乎渗透进人类精神探索的每个领域。因为生态学给予人类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地球的新视野：地球，“一个属我又非我的生命”（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自然主义者亨利·梭罗（1818—1862）把包括泥土和石块在内的个地球存在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我心目中的地球不是一种麻木的惰性的物质。它是一个实体，它有精神，是有机的和在其旧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并且，在我身上无论如何存在着精神的微粒。”他在《瓦尔登湖》中描绘自然“不是块僵死的土地，而是具有生命的大地，与那伟大而点拨中心地位的生命相比，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便都成了寄生品了”^[21]。生态学者们以一种最宽容和最民主的态度亲近地球、拥抱着整个活力的世界，在他们的认知视野里，地球是一个生命体，地球上的万物——包括一沙一石——都是其具体的生命存在者。因而，地球生命是无数的个体生命组成的宏大生命体，这个宏大的生命体又成为地球上一切生命体的生命母体。生态学关于地球的生命化认知，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把自然划分为无机和有机的二元认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地球视野、自然视野和生命视野。并且，在这个生命化的地球上，平等是其共同的生命原则，生命与生命之间没有存在地位的高低和存在资格的贵贱之分，生命平等：地球是一个平等的生命共同体。在生态学视野中，人本中心主义的傲慢之气消失了，人是万物之灵的主观狂妄态度被化解了。假如人是万物之灵的话，那么根据生命平等原则，首先在于万物有灵。更重要的是，当生态学发现地球及其诞生于其中的生命存在体之间以平等的方式而存在这一事实时，一种新的生命存在观和生存观也必然蕴含其中，这就是地球与生命存在体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必然是共在共存和共生互生的。因而，生态学虽然衍生于生物学，生发于物种进化论，但却扩大了生物学视野，升华了物种进化论，为发现生命、地球、自然、宇宙的进化法则中的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原理，奠基了视野基础和认知土壤。

生态学的深度发展，逐渐清晰出这样一种如何看待世界生命的新态度，这个看待世界生命的新态度、新观念为生态化综合方法的生成提供了营养，并为生态化综合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和全新的认知世界，提供了可能性：生态学把地球看待成是一个平等的生命共同体，然后以此为出发点，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相互依存而又错综复杂的关联世界，并为创建一种新的道德观扫清了道路。因为生态学展示了这样的一种新观念：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是生物世界之一员，他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受大自然的制约，而是与大自然处于共同进化的进程之中，与所有生物物种处于平等的进化之中。这种新型的视野与观念，将事实上引发出人类对自身伦理的重新审查：伦理不仅仅是人的伦理，也是地球的伦理、自然的伦理、物种生命的伦理，人的伦理最终来源地球、自然、宇宙的内在精神，来源于物种生命的伦理。因而，传统伦理的唯人本主义的人性观必须修正，人性的最终涵义与价值定位恰恰是物性；传统的唯人本主义的人道精神和人本关怀情感，必然要由“三善待”的思想所取代；传统的唯人本目的论观念，同样要被目的—手段互涵论观念所修正。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观念得到全新的改变，过去人类所形成的那种对科学和技术的绝对依赖信念，将转换成对物种生命、对地球、对自然宇宙的动态平衡的关怀；过去那种对人力经济体系的单向热衷与片面追求，则必然转向对自然经济体系的敬畏与维护。这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态学家威廉·默多克和詹姆斯·康内尔指出的那样，生态学的最基本的工作目标，是打消现代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和信心，消除现代社会对无限度的经济增长观的信念。他们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生态学家的认同。他们共同反对那个经由两个多世纪累积而成的不断扩张的人类经济体系，而且追求这一工作目标的实践性努力，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和艺术家为主体转向了由当代科学家们来唱主角，生态科学家们不仅行进在反技术主义的最前列，而且还肩负起教育下一代恢复对待自然的神圣感觉的重任。生态学家保罗·西尔斯将他所从事的工作称之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因为生态学的思想与方法以最不寻常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宗教、人文学科以及其他学科那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假设及处理方式造成了全面的威胁。

生态学作为一门具有全面“颠覆”功能的新型学科，它对过去所有观念的颠覆的全部目的，就是引导人类重新对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存在和对自己的所有行为展开反思，并希望通过反思而追求重构。由生态学所引发出来的这种反思，就是重新激活人类心中那早已沉睡的“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情感，重新学会与地球、自然、宇宙相处，与生命共享我们的整个存在世界。“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唯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22]

生态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环境视野和新的自然观。生态学告诉我们，生命与环境、人类与环境之间是相互进化的。地球和宇宙为生命的生存进化提供了环境，而生命也为地球和宇宙的进化提供了环境。人与生命之间、人与地球之间、人与宇宙之间同样是互为环境的共同进化关系。所以，对人类来讲，任何不经意的或经意的环境破坏，最终都体现为对人自身的伤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就以此为主题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如何在肆意破坏环境的过程中不经意地伤害我们人类自身。她以沉痛的方式探讨了杀虫剂等化学药品的使用和滥用如何造成了地球环境的危机，并且昆虫又是如何以其生命本身的奇特能力在抗药中加速繁殖和对抗人类，并由此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并给人类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潜在危机。卡逊的环境生态学研究，不仅向公众表达了一种全方位的环境危机，而且在其最深刻的维度上，对我们人类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理性意识的合理性予以质疑，并对当代人对待自然的傲慢态度予以无情的批判。她指出，缺乏生态学思想是我们人类哲学的不成熟：“‘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23]由此可以看到，生态学对人类观念的“颠覆”的最终所指，是要重建人类的新哲学，包括新的哲学信仰、新的哲学态度、新的哲学理想、新的哲学视野、新的哲学方法。并且这种新的哲学一定要达到自身的成熟之境，即能够引导人类将自身的高度理智和人道精神广泛运用到与地球及其万物生命和谐共生互生的建构之中。

概括地讲，生态学为我们所提供的这新型的视野与认知，共同构建起了一种生与变的动态整体方法。这种动态整体方法所追求的不是定量分析，而是把握内在关联、回归存在整体的定性分析。这正如《生态学》编辑巴林顿·穆尔所指出的那样：“生态学是一种‘观点’，一种整体观而不是一种隔离的专业。对其他人来说，生态学意味着一种避开定量抽象的新孟德尔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的机会——回归原野和树木的机会，在那里，大自然可以按照其有形的整体来研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