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FDI理论溯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实践的不断丰富，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经过40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体系。
一、垄断优势论
该理论是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1]海默摒弃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所惯用的完全竞争假定，根据厂商垄断优势和寡占市场结构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这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直接投资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海默也因此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先驱。
要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海默认为，必须放弃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关于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来进行研究。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面对同一市场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的竞争，若某一家企业实行集中经营，则可使其他企业难以进入该市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垄断，这样既可以获得垄断利润又可以减少因竞争而造成的损失。海默列举了四种类型的市场不完全：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由规模经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由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由税赋和关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前三种市场不完全使企业拥有垄断优势，第四种市场不完全则导致企业利用其垄断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海默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这些垄断优势包括：①先进技术。拥有先进技术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垄断优势。大型跨国公司拥有极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并投入巨额资金开发新技术，拥有一流的先进技术。与单纯的技术转让相比，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将拥有的先进技术在本公司内部使用，以保持垄断地位，获得最大的利润。②先进管理经验。与拥有的先进技术相对应，跨国公司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总结出一整套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③雄厚的资金实力。大型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公司总部可以在公司内部的各分支机构之间灵活调度数额庞大的资金，这是一般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④信息。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信息灵通。⑤国际声望。大型跨国公司大都历史悠久、声名显赫、影响面广，无论是项目竞标还是其产品，都更容易在竞争中取胜。⑥销售优势。大型跨国公司有自己独立的销售系统，且与国际包销商有长期而稳定的业务联系，在销售成本和便捷程度方面占有优势。⑦规模经济。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现代企业生产向大规模方向发展，以取得规模收益。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际专业化生产，避免投资国与东道国对生产规模的限制。
以后不少西方学者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
（1）核心资产论。核心资产是指资产的核心部分为技术和知识等无形资产，H.G.约翰逊（H.G.Johnson，1970）认为企业通过对核心资产占有形成垄断优势，借助垄断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能获取高额利润。[2]
（2）风险分散论。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1973）认为，从事国际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借鉴国际证券投资中用多元化投资选择方式来降低投资风险的理论，使投资布局多样化，从而取得较为稳定的利润。[3]
（3）寡占反应论。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在运用垄断优势论研究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发现，美国这类对外投资主要是由垄断程度较高的少数寡头公司进行的，这些寡头公司具有成批地在同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尼克博克称这种成批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寡占反应”。[4]这类投资也可称为防御性对外直接投资。
二、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科斯定理”。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企业之所以存在，或者说企业之所以代替市场来组织生产，关键在于“内部化”能节省交易成本。英国里丁大学的学者巴克莱和卡森（P.J.Buckley and M.Casson，1976）等人将内部化理论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5]他们从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性质和市场机制失效来论述内部化的必要性，内部化的目标是消除外部市场的不完全。
内部化理论认为，基于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往往倾向于实行市场内部化。企业实行市场内部化的动机与其产品的性质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知识产品具有特殊的性质，知识产品的市场结构和其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市场内部化的动机最强。知识产品及其交易具有如下特点：①知识产品的形成耗时长、费用大；②知识产品可以给拥有者提供垄断优势；③知识产品的价格不易确定；④知识产品的市场外部化可能导致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知识产品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市场机制失效，知识产品的模仿者可以比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和运用该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利用知识产品，并保持其特有的知识优势，就必须利用内部化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市场是相对于外部化市场而言的。跨国公司为了规避在外部市场销售知识产品所引起的优势散失风险，便组成自己的内部化市场，使企业内跨国界的生产组织、资源调配和内部定价相互依赖，结成一体。正是这种内部化组织方式，使跨国公司能够有效地使用知识产品，获取更高的收益。国外子公司把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开发发展起来的产品扩展到国际市场上，在国际经营中保持优势。跨国公司在所有可能的市场上开发利用知识优势，并使利用知识的收益保持在企业内部，以便补偿创造知识所花费的成本。
内部化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折。它开创了与垄断优势理论所不同的研究思路，因而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框架，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跨国公司的迅速增长与扩展，同时也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能比出口和许可证贸易更好地开发国外资源和市场。
三、区位论
公司拥有优势并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优于出口，同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在一国而不发生在另一国。因此，引出了有关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分析。区位论起源于19世纪20～30年代，是由多位国际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不断修正的，其中著名论著有T.G.帕里在197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际生产区位：制造业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贸易与非贸易方式的研究》、T.霍斯特《美国对加拿大市场的出口和子公司销售的行业构成》。[6]生产成本极小化的思路无疑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区位选择。各国间劳动力成本和技能的差异，运输和通信成本的差异，以及相关或辅助性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对跨国公司区位分布和选择有重要影响。二是跨国公司在某一国家内的选址。接近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思路和追逐市场型的跨国公司行为相吻合。
四、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学者维农（R.Vernon，1966）在实证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基础上，创立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7]维农认为，垄断优势论未能彻底说明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建立国外分支机构去占领市场，而不是通过产品出口和转让技术获利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拥有新产品、新技术的企业，总是待这些产品和技术在国内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才会逐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建立国外分支机构，从事相同的生产和销售。维农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能科学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对外技术转让行为。
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公司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过程中因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发生变动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这表明，在国际生产中，任何产品的生产地点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产品处在生命周期中的哪一个阶段。在新产品创新阶段，一般集中在国内生产，其原因在于降低成本和垄断技术，对于其他国家对该种产品的需求则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满足。在产品成熟阶段，国内生产的边际成本加边际运输成本超过国外生产的成本，加之国内外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使得生产基地由国内转移到国外更为有利。由于该产品的出口量急剧增加，生产厂家拥有的垄断技术也因此而逐渐扩散到国外的竞争者手中，仿制品开始出现，由垄断技术带来的优势开始出现丧失的危险。为了避免贸易壁垒、接近消费市场和减少运输费用，生产厂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转让成熟技术。一般来讲，生产厂家总是先到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技术水平先进、劳动力素质较好、与本国需求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以维护现有的市场份额，防止潜在的竞争者。在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和技术均已标准化，生产厂家所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已消失，竞争主要集中在价格上。生产的相对优势已转移到技术水平低、工资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在本国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其他发达国家同类产品出口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生产厂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转让其标准化技术。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引入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具备了动态的特性。它较好地解释了某一产品的境外生产最终是怎样替代该产品出口的。该理论与区位理论相结合，较好地解释了公司最初进入国外市场时的考虑因素，以及随后在国外市场进一步扩张时的考虑因素。
五、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又称“小岛模型”，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 Kojima，1978）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的。[8]小岛清认为，垄断优势论是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强调厂商内部垄断优势对海外投资行为的影响，重视对外投资企业微观经济分析和公司管理研究，而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理论中比较成本原理的作用。这个理论仅适用于解释美国大寡头垄断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不能解释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因此，小岛清试图在多产品、多行业及多国比较成本的基础上建立投资与贸易相统一的宏观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1）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内容是投资国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将其“一揽子”经营资源（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市场营销技能等）转移到东道国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其实质是先进生产函数的跨国转移。
（2）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按照比较成本劣势强弱的顺序依次进行，即首先输出该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或即将限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投向东道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
（3）在各类产业中，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发展中国家相比趋于比较劣势，故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作为率先对外投资的边际产业。
（4）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边际产业的国际移植，具有增强东道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为此，投资国应选择与东道国技术差距最接近的产业依次移植，并由技术差距最小的中小企业充当这种移植的主体，因为中小企业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且能进行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
（5）从趋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部门开始对外进行投资，将有助于东道国弥补其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之类的经营资源不足，加速移植较先进的生产函数，不断增强正在形成或尚未充分展现的潜在比较优势。由于东道国和投资国都集中发展其比较优势的产业，两国的产业结构将更趋合理。
六、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巴克莱和卡森的同事、英国经济学家J.H.邓宁（J.H.Dunning，1977）教授借鉴了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将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了区位理论，采用折中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形成了独特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9]西方经济学界将其视为迄今为止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大综合，被冠以“通论”之美称。就解释力而言，该理论也是迄今为止解释能力最强的一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1）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是企业独有的或在相同成本下别国企业无法取得的优势，是公司由于规模、多样化经营、对产品市场或原料供给的垄断等有形资产以及由于拥有技术、管理技能和商标等无形资产形成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跨国公司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区位优势是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的优势。这三种优势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与外国企业相比，本国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越大，将资产内部化使用的可能性也越大，从而在国外利用其资产比在国内可能更为有利，越有可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2）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一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解释一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方式的选择，亦即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对外技术转让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企业仅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对外技术转让的形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对外贸易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一种较好形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佳形式。
（3）从动态观点看，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将会改变该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而这些优势的动态组合必将引起该国在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由此，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一国利用外资或对外投资战略地位的变动与该国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第一阶段，人均GNP不超过400美元，较少接受直接投资，也没有对外投资，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负数。企业没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该国也不具备区位优势。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吸收外资增加，但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为零或很少，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并且随着GNP的提高日益扩大。这类国家的企业还未建立起可靠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区位优势有所增加。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5000美元，资本流出逐渐快于资本流入，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但数额日渐缩小。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上升，竞争力大为增强，而外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下降。第四阶段，人均GNP在5000美元以上，该国已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反映了本国企业强大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以及迅速下降的区位优势。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理论
一、资本缺口与引进FDI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形成的来源主要由国内储蓄与国外储蓄两部分组成，其中国内储蓄又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国外储蓄主要由援助、贷款、举债和外国直接投资组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受到国内资源（包括储蓄资源）不足的制约，利用国外资源来促进本国资本的形成、加快经济发展就成为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国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外举债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但自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已经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主要方式。正如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在《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将国外储蓄视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都没有放弃寻求国外借款。但自从被债务危机沉重打击后，它们已把扩大国内储蓄的重点放在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这是为了减少那些有可能导致负债的资金来源的缘故。”[10]
关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与理论动因，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H.B.钱纳里和A. M.斯特劳特（H.B.Chenery and A.M.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11]“双缺口”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当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而需要的资源数量（主要是储蓄和外汇）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缺口时，引进外资对于弥补这些缺口是必要的，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应以其最大缺口为限。“双缺口”模型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现实必要性与理论动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至今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引进外资实践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双缺口”模型提出之前，P.N.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1961）已提出了“储蓄缺口”的观点，R.I.麦金农（R.I.Mckinnon，1964）已提出了“外汇缺口”的观点。[12]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引进外资与投资、储蓄和进出口联系起来，全面地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且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以及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双缺口”模型。
“双缺口”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临着各种“瓶颈”资源的约束，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瓶颈”约束，并且可以调动与重置所有生产资料，使国内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而加速经济发展。该理论首先界定了三种不同的经济资源：第一，技能与组织能力；第二，国内储蓄；第三，进口商品与服务。在任何时候，这些经济资源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都是不同的，这三种资源中的任何一种在经济运行中都可能单独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这种制约并非在短期内可以解决。与三种经济资源的界定相对应，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了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三种约束：第一，储蓄约束。由于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因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等原因而常会出现国内储蓄对发展的约束。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国内储蓄不足进一步构成了对投资的约束。第二，投资能力约束。在有国外资金可供利用的情况下，投资能力约束主要是由于投资所必需的技术、熟练劳动、企业家以及投资过程中的其他投入物的匮乏而导致对增加投资造成的限制，或者由于市场产出有限（即对投资的需求不足）所造成。第三，经济结构约束。即一个国家面对变化着的国内需求而不能及时对其生产结构进行调整，从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约束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出口的增长速度，引起对外贸易逆差，从而没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经济发展所需的设备、技术和服务，这就构成了外贸约束或外汇约束。
“双缺口”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以长期资源“瓶颈”约束为特征的经济状况概括为“有限结构弹性假说”。由于投资约束与储蓄约束是相互联系的，故可将两者概括为“储蓄约束”，储蓄约束与外汇约束构成了“双缺口”模型的理论基础。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指出：“外援通过解除这些约束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国内资源。某些‘瓶颈’如技能、储蓄与外汇等可通过增加使用不需要现在支付代价的外部资源暂时得到放松。这样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其他资源，使得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大大地高于最受限制的国内要素增长率所允许的产出增长。”[13]“双缺口”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动因，即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填平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以使经济增长达到目标增长率的水平。
“双缺口”模型的主要分析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在一个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均衡模型中，从总供给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为消费、储蓄、政府税收和进口之和，即
Y=C+S+T+M
式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消费，S为储蓄，T为政府税收，M为进口。
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之和，即
Y=C+ I+G+ X
式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出口。
国民收入的均衡条件是：总供给=总需求，则有：
C+ S+ T+M=C+ I+G+ X
假设政府收支相等，将上式整理后得：
I-S=M-X
在上式中，（I-S）为投资与储蓄之差，即“储蓄缺口”；（M-X）为进口与出口之差，即“外汇缺口”。这两个缺口构成了“双缺口”模型的基本内容。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只有当这两个缺口相等时，经济才能实现均衡发展。但是，由于前面所述的三种约束，发展中国家的这两个缺口通常并不相等，不是遇到国内储蓄的短缺，就是遇到进口资本品或中间品所需的外汇短缺，因而需要来自于外部的资源来填补这两个缺口，以实现平衡。
“双缺口”模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缺口的现实，更在于探讨了如何平衡两个缺口。从均衡理论来看，储蓄缺口必然等于外汇缺口，亦即储蓄小于投资的不足部分，必定要由进口与出口的差额部分弥补。但是，正如国民收入恒等式是事后均衡一样，两缺口的相等也是事后均衡。这种统计上的均衡究其原因在于，在实际生活中，当国内储蓄缺口大于进出口差额时，投资会减少，储蓄会相对增加，同时进出口也会发生变化（如进口增加或出口减少），最终实现均衡；而当国内储蓄缺口小于进出口差额时，投资、储蓄以及进出口也会相应变动，以实现均衡。然而，事后统计上的均衡未必能达到GDP可能的发展水平，从统计指标上看，也即未必能达到GDP目标增长率。因此，“双缺口”模型研究两个缺口的均衡并非在统计意义上研究两个缺口为何恒等，而是研究在潜在的GDP或计划的GDP发展水平上如何实现两个缺口的均衡。对于计划的或潜在的GDP水平，由于储蓄、投资、进口和出口等经济活动是由各个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的，各个变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实现计划的或潜在的GDP水平，需要对储蓄或投资以及进出口进行调节。“双缺口”模型假定，在特定的时点上，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之间不仅大小不等，而且彼此间不具有替代性和互补性，在本国经济内部进行这种调节可能会带来资源损失，引进外资是填平不均衡缺口的最佳选择。一般来讲，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填平“双缺口”会产生双重有利影响：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内的商品出口能力和创汇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内储蓄水平，改善国内资金供求状况。如果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则引进外资既可以通过弥补国内储蓄不足部分，又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来实现两个缺口的均衡；如果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引进外资则既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又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减少进口来实现两个缺口的均衡。两个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被消除后，一国经济就可以逐步减少对外资的过分依赖，而主要依靠经济内部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依存和交换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由“双缺口”模型所引申出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来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这一点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二、技术缺口与引进FDI
20世纪70年代之前，资本短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双缺口”模型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重要性，而对技术和其他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则考虑得较少。7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在索洛、丹尼森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资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指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不仅仅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聚，更重要的是技术要素。跨国公司是技术创造和传播的重要主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作为东道国技术进步途径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对于发展中东道国来讲，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不仅限于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技术的引进更为重要。
钱纳里与斯特劳特在提出“双缺口”模型时曾提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依次经历技术约束、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三个发展阶段，但他们研究的重点仅限于后两个阶段，而未涉及技术约束。在他们的“双缺口”模型中，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存在是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约束因素，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弥补这两个缺口。“双缺口”模型对发展中东道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因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该模型又过于强调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技术进步的贡献。一国经济的发展是包括资本、技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组织和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在当代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大背景下，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学者对“双缺口”模型做了修正，在储蓄与外汇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的缺口（即技术缺口），以及政府税收缺口（即税收缺口），从而将该模型进一步扩展为“三缺口”模型以及“四缺口”模型。[14]
“三缺口”模型是由赫尔希曼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的匮乏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约束，是一个缺口，资本吸收因此而受到限制。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的缺口，仅靠国内资源几乎无法弥补，大多需要从国外引进，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对外部资源的需要和依靠程度正在日益提高。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四缺口”模型除了涉及储蓄、外汇、技术三个缺口之外还探讨了政府税收的计划目标与实际税收之间的缺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要靠政府投资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与政府支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的现实，往往会使由政府开支决定的政府税收计划目标与实际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缺口。为弥补这个缺口，政府必须向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征税，通过征税、入股经营和财政参与的方式，为政府筹措公共资金。
可见，无论是“三缺口”模型还是“四缺口”模型，都将“技术缺口”的存在列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也都进一步指出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这一缺口的必要性。“技术缺口”的提出，既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落后的客观现实，也阐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技术外溢与引进FDI
（一）技术外溢的概念界定
在本书的第一章研究述评中对技术外溢概念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在这里本书对技术外溢的概念进行全面的定义和分析。
与单纯的技术转让相比，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为东道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技术资产具有共用品的外部经济特征，其追加服务并不因此增加成本，这类资产的市场相当不完全。这种不完全既是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致，更是由于市场不可能像处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那样，有效处理具有不确定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特征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技能等资产的生产和交易。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内部市场机制则可以绕过外部市场的不完全，从而成为国际技术转让众多途径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先进的现代技术传播的重要途径往往都不是传统的技术转让协议，而是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15]外溢效应的产生与存在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国公司不可能获得其在东道国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全部利益，其中一部分扩散到东道国相关企业的利益就构成了技术的溢出效应。
本书认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指：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通过某些非自愿的扩散途径渗透到当地的其他企业，促进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刺激该国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种经济外部性的表现。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FDI在东道国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必要对技术外溢的特点进行分析。
（1）外部性。技术外溢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外部性，它是指某一经济主体或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是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外部性可以分成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技术外溢是具有较为典型外部经济特性的活动。技术外溢之所以具有正外部性是由技术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决定的。[16]首先，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当某一个经济行为人使用某种技术生产商品和服务时，并不妨碍其他的经济行为人也使用同一种技术。其次，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具有部分的非排他性。技术信息的创造者或所有者难以制止其他人在不经授权的情况下也使用此种技术。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意味着技术能够产生外溢。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的联系、竞争及人员流动等各种途径来促使技术外溢的产生，从而提高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2）互动性。所谓互动性是指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决定技术外溢的成效，它的程度如何是由外溢技术的拥有者——外商投资企业、外溢技术的接受者——东道国本地企业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东道国市场环境共同作用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看，技术外溢是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地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单方面决定在东道国使用技术的水平，但是东道国企业的素质是决定是否能够吸收外商投资企业技术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技术外溢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从宏观角度看，本地市场结构对技术外溢也有重要影响。本地市场结构决定本地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一般认为技术外溢在竞争性较强的市场中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市场竞争是促使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外国投资企业即使不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创新也会在市场竞争和利润的压力下动态地引进新技术，拉动技术外溢的持续进行。
（3）隐含性。技术外溢和所有外部性活动一样，因为它不是借助市场交易达成的，所以没有留下容易查出的“留在纸上的痕迹”。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测度技术外溢是一项难题。在国内外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是对技术外溢发生后可以影响的某一因素进行统计回归分析以确定是否存在技术外溢，如果统计结果显著就认为存在技术外溢。但是实际经济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的因素会对被检验的因素起作用，不只技术外溢一个因素。因此，由于技术外溢隐含性所造成的实际中技术外溢难以测度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4）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技术外溢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外溢的不确定性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因素。FDI的技术使用方式是典型的“内部化”使用方式，技术使用范围是相对封闭的，它相对于出售技术、授权等外部化技术使用方式而言是不利于技术向企业外溢出的，并且，外商投资企业为减少由于技术外溢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还可以将潜在的技术外溢受益方通过兼并的方式“内部化”，使技术始终在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使用。这就为技术外溢设置了种种障碍。第二个方面是东道国企业因素。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技术外溢是一个互动性的过程。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低对技术外溢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本地企业的学习能力越强，技术外溢越有可能发生并且成效越显著；相反，如果东道国企业不能够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尽快地吸收、创新技术，就极有可能被外商投资企业挤出市场，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技术外溢。本地企业的技术素质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因此，技术外溢在效果上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点。
技术外溢的四大特点中具有决定性的是外部性和互动性两个特点，隐含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来源于这两个特点。
（二）技术外溢的理论发展
对技术外溢理论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多加（MacDougall，1960）在分析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外溢效应视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现象。[17]
卡维斯（Caves，1971）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技术扩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垄断扭曲受到遏制，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第二类来自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或示范效应，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第三类是由于竞争、反复模仿或其他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18]
继卡维斯之后，芬德来（Findlay）、科伊朱米和科佩基（Koizumi and Kopecky）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以各种形式的外溢存在为前提，旨在用局部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东道国有关的外溢决定因素和效应。芬德来（1978）构建了一个由先进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的简单内生动态模型，检验了诸如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扩散率的影响。[19]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潜在的机会越多，技术的趋同程度越高，即FDI输出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在此基础上他假定，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资本份额越高，扩散的速度就越快；技术差距和外资份额对于当地厂商的决策行为是外生的。最后，他提出FDI输出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跨国公司的利润、东道国的教育水平和边际储蓄倾向等其他参数也都可能通过影响技术差距或外资份额这两个变量，间接地影响外溢效应。科伊朱米和科佩基（1977）构建了一个国际资本长期流动模型，用于研究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20]他们将技术的外溢效应大胆地引入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模型，得出了与芬德来一样的结论：技术外溢水平与外资的份额正相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以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Wang and Blomstrom）为代表，重点研究竞争性的外溢效应。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1990）将外溢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间策略性竞争的内生现象，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21]一方面，他们假定跨国公司子公司能意识到技术外溢的成本；另一方面，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技术外溢的存在。在互为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求取各自的动态最优解。在理论上，无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外溢水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外溢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外溢的能力就越强。事实上，由于外溢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缩小了技术差距，跨国公司子公司为了维护其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以恢复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结果导致新一轮的外溢，即所谓的外溢正反馈。同理，当地厂商的学习行为也存在这种效应。
综上所述，在芬德来、科伊朱米和科佩基看来，外溢效应源于当地厂商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技术差距，外溢效应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技术差距和外资在行业中的份额。这些结论又受到各种外在变量的影响，如投资国技术进步的速度、跨国公司的利润、东道国的储蓄倾向等。但他们都没有顾及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行为对外溢效应的影响。而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则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行为对技术外溢的影响。他认为，除了原有的外溢效应外，还存在着一种取决于当地厂商和跨国公司子公司投资决策的外溢效应，这种影响是累积的，具有正反馈性质。
此后，科高（Kokko，1992）在《FDI、东道国特征和外溢》一书中，对上述的理论作了一个很好的归纳。[22]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第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而后者主要决定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相互影响，即前者与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有正相关关系，而后者则与此无关。显然，第一种外溢效应与技术差距有关，属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型，也就是芬德来、科伊朱米和科佩基的观点；而第二种外溢效应则取决于市场环境、当地厂商与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相互的影响，属于竞争型，这又总结了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技术外溢的理论研究突破了以跨国公司为分析核心的旧框架，不仅将旧有的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厂商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而且还将技术策略联盟这样的新现象融入了理论探讨，不仅考察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技术外溢的方方面面，而且展开了对以服务业为主的组织技术的深入研究。
（三）技术外溢的作用机制
要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渗透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首先必须了解其作用机制。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将FDI技术外溢的作用机制分为三种。
1.联系（Linkage）
联系表示的是纯粹的市场交易以外的企业间相互影响的直接关系。国外从FDI角度分析这种联系的研究表明，很多FDI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前后向联系表现出来的。外资企业在产品和加工工艺以及营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当东道国公司从中获得利益而又不需支付有关的费用时，便会形成技术外溢效应。在这里，后向联系是指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当地供应商，即与上游厂商之间的联系，这些厂商主要为外资企业提供成品生产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服务；前向联系则是指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当地客户，即与下游厂商间的联系，这些厂商为外资企业提供成品市场营销服务，半成品、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再加工等各种服务。
对后向联系的分析主要见诸于劳尔（S.Lall）等人的研究之中。[23]劳尔（1980）在研究印度卡车制造业时发现某些“互补性行为”可以通过后向联系产生外溢效应。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下述情况下，外资企业采购当地化将有助于提高当地公司的生产效率：第一，跨国公司帮助当地有发展前途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如印度生产卡车的外资企业花费大量的人力、资金帮助当地已有的和潜在的供应商建立各种设施，帮助后者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第二，为提高产品质量或推动产品创新而向当地供应商提供技术援助或信息支持；第三，对当地供应商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采购方面提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帮助；第四，为当地供应商提供培训，并协助管理；第五，通过发掘新客户帮助供应商从事多样化经营。
对于跨国公司子公司来说，其之所以愿意与当地供应商建立非正式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联系，原因在于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投入要素、压缩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价格竞争力，又可根据市场产品需求趋势和自身生产能力及时调整生产规模，最大化地保证自身的盈利水平。此外，子公司寻找的当地供应商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化生产经验，因而既避免了子公司“内部化”所带来的规模不经济，又保证了子公司正常的生产和运作；一旦子公司希望调整自身的生产水平时，既不必担心生产要素的缺乏，也不必担心会有大量的生产要素闲置，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可以适应东道国政府关于配套生产的本地化的规定和要求。
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台湾省外资企业的后向联系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很具有代表性，值得许多发展中东道国借鉴。[24]1964年，当著名的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在台湾省设立分支机构时，当地有许多技术落后、无标准化管理、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小型缝纫机制造企业。台湾当局规定，胜家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在一年内实现零部件当地化率达到83%，并向当地供应商提供标准蓝图、派遣技术专家、提供原材料规格说明和检验最终产品等；第二，以不高于进口零部件15%的价格向当地缝纫机生产企业提供其在当地生产的零部件；第三，迅速增加出口。美国胜家公司满足了上述要求，结果在三年内实现了零部件全部当地化，到1986年出口率达到了68%。随着当地零部件的标准化和质量的提高，当地生产企业也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其结果是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增强了后向联系并提高了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与后向联系相比，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得多。但是，笔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不断深入，其分支机构会逐渐加强与客户的接触。比如，为下游的当地企业提供相关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技术、提供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与指导、为销售商培育销售渠道等。与后向联系一样，这些活动都会导致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带动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2．示范和竞争
示范与竞争指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向其子公司转移新的产品与更为先进的技术，而且通常优于外售的技术，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
蒂尔顿（Tilton，1971）在一项对欧洲半导体工业进行的研究中指出，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为欧洲该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其对该行业的崛起功不可没；[25]另一位研究者莱克（Lake，1979）进一步认为，在英国半导体行业中，美国跨国公司在介绍新技术方面的作用远大于当地企业。[26]雷德尔（Riedel，1975）通过研究香港地区20世纪60年代出口制造业的实际情况，认为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示范效应是60年代香港制成品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27]曼斯菲尔德和罗密欧（Mansfield and Romeo，1980）认为由于跨国公司母公司转移给子公司的技术一般要比外售的更加先进，所以子公司的技术进口引起了当地竞争对手的竞相模仿。[28]曼斯菲尔德还认为，目前新技术的认可和最终商品化之间的时间已经急剧缩短，越来越少的厂商能像“贝尔实验室”那样担负起多年的基础研究。相反地，越来越多的厂商将资金直接投入到应用研究中，特别是半导体产业，新观点被模仿的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Langdon（1981）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当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市场后，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因为其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已经没有销路了。[29]和肥皂制造相似，当外国投资者进入肯尼亚的制鞋业时，竞争加剧迫使内资企业寻求新技术来改革自身。
综上所述，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通过其高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先进技术（包括组织管理经验等）的示范作用，以及带来的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竞相加大研究与开发的力度，模仿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先进技术，促进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3.人员流动
人员流动也是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途径。跨国公司除了向其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转移设备、无形资产、技术和管理专家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还包括对分支机构所雇用的当地员工的培训。此类的培训涉及各个层次的员工，既包括简单的生产操作员、较复杂的质量监督员，也包括高级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专家。而培训的形式又多种多样，包括现场指导、举办讲座、外派培训甚至到投资国接受系统的教育等。东道国员工在外资企业工作期间积累了各种相关的技能，当这些员工“跳槽”到东道国当地企业或创办自己的公司时，其在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技术外溢效应便会随之发生。
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员流动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莱斯特（Lester，1981）检验了美国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出口加工区的子公司，发现一般性的管理技巧已基本上转移给了当地员工；此外，美国对菲律宾管理技术的转移也是显著的。[30]乔森博格（Gorgenbogh，1987）曾就跨国公司在肯尼亚培训和传播经营能力的情况做过调查。调查表明，现有当地私人或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中，大多数曾任职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流动，大大加速了经营管理技术的外溢。柯茨（Katz，1987）也认为东道国从跨国公司员工的流动中可以获得重要的外溢效应。他指出，许多拉美当地企业的经理人员早先一般都任职于跨国公司子公司，并在那里得到了良好的培训。[31]
除以上三点外，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与开发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技术外溢效应。传统上，许多跨国公司的主要研究与开发活动大多都是集中在投资国进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转移到东道国来进行。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可以从总公司及相关分支机构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故其研究与开发的效率要大大高于东道国的当地企业。而且，此类研究与开发活动越多，越可能导致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
（四）技术外溢的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FDI在东道国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对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实证研究却得出了相悖的结论。比如，Brian J. Aiken和Ann E. Harrison（1999）通过对1976～1989年委内瑞拉4000多家公司的调查指出，在委内瑞拉行业中全资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同行业中的外国投资企业的比例呈反比例关系，没有技术从外国投资企业溢出到本地企业。[32]虽然检验结果表明外国投资者在企业中的股权比例越高，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但是，这种由外国投资者带入的“优势”并没有溢出到全资的本地企业中。这说明，FDI虽然有多种技术外溢途径，但其效应是潜在的、有条件的，技术外溢效应会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
1．东道国市场竞争环境的制约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是技术外溢的溢出源，外资企业专有技术能力的发展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成长的，在考虑内部技术转移时也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技术转让的同时也就形成技术外溢的可能性，只是溢出的快慢有别而已。因此，只要能够继续维持竞争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改善产品性能与质量的压力就较弱。相反，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也会加快。同时，在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下各种渠道的技术外溢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比如，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也就更加挑剔，并愿意向有潜力的供应商提供技术帮助与信息服务。而且，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专业型技术人员才有可能在相互竞争的企业间进行流动。
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技术外溢情况进行了研究。[33]他的结论是印度尼西亚本地企业从外国投资企业的进入中获益。但是，不同的行业表现相差较多。在竞争性高的行业中，技术外溢的效果比较好。并且，在印度尼西亚，行业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外溢的效果越好。
2．东道国自身技术吸纳能力的制约
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强弱，还因东道国企业的规模、技术、管理水平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国外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技术外溢效应是与当地企业吸纳能力相联系的。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7）依据1960～1995年的数据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研究。[34]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不尽然——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和生产率差距比在发达国家的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FDI上获得的利益更多，原因是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当地企业与外国企业技术水平相差太大，无法模仿跨国公司或者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说明东道国利用FDI的外溢效应与东道国本身企业的技术水平有关。对这个问题从其他方面进行研究的还有Balasubramanyam等，Balasubramanyam等（1996）利用过去20年中FDI由发达工业国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数据，对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跨国分析。[35]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东道国具有一种充分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时，FDI才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科高（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国内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联系效应；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它与当地企业建立后向联系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果当地人员的通用知识与外资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的距离，培训技术人员的成本太高，外资企业也许会从其他地区派出，而不是在当地培养；如果当地企业的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不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难形成彼此间的配套合作关系，外资企业觉得培植当地供应商的成本太高，从而选择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这样外溢效应就会受到限制。[36]同时，如果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微弱，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飞地工业”，或者说其中间产品来源于国外，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那么子公司的经济活动只是充当了一个组装中心的功能，从而就很难对当地经济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另外，在某些行业，当地企业要想提高自己的技术吸收能力，还需要进行较大的投资，这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才能做到。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1993）对泰国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联系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37]结果表明，在泰国所有被调查的规模大小不一的供应商企业（销售额在3千万铢到1亿铢不等）中，只有一家达到了较高的技术吸收水平，即充分了解了产品设计、制造工艺以及应用技术，并获得了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技术。而这家供应商是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最大的，年销售额在1亿铢左右。可见，供应商的规模大小事实上会影响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联系，从而影响到技术的外溢水平。
3．东道国的教育水平
东道国的教育水平也是个重要的约束，不仅影响当地子公司技术转让的进程，而且影响当地经济的外溢。Borensztein、De Gregorio和Lee （1998）使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对OECD成员国的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进行了研究。[38]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依赖于该国的人力资本，FDI与人力资本之间具有很强的协同作用，当给定FDI水平时，劳动力教育水平越高，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Blomstrom、Kokko和Zejan（1999）对墨西哥的技术外溢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墨西哥，工人的素质与外资企业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关系密切。[39]外国投资企业是否引进先进技术与本地企业的投资和产出成正相关关系，即本地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外国投资企业就会越多地引进先进技术到东道国进行生产。因此，Blomstrom指出，对于东道国政府，营造本地市场的竞争氛围与提高工人素质是促进跨国公司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的前提条件，东道国政府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行政控制或是直接要求引进技术的手段上。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水平，才能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Blomstrom和Persson（1998）利用美国商务部的几次调查数据，对东道国吸收能力与跨国公司的外溢效应进行了研究。[40]结果发现，当地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是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其临界水平是，成年男性受中学以上教育年限大于1.9年。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于这一临界水平，从而使外国直接投资在某些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是十分显著。
第三节 外部性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西方学者通常以保罗·罗默1986年的论文《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及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
新增长理论虽然被称为一个理论，但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构成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之间既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同时又包含一些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的共同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
（1）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
（2）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3）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条件。
（4）国际间贸易、技术、资本、知识和人员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存在着重要影响。
根据基本假设的不同，新增长模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的基本假设是收益递增和外部性，这一类模型可以适用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采用这条研究思路的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等。[41]第二类的基本假设仍是完全竞争，但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体现这条研究思路的代表性模型主要有琼野—真野惠里模型（1990）和雷贝洛模型（1991）等。[42]第三类的基本假设是垄断竞争，着重研究技术商品的特征、技术进步的类型，这一类模型又可进一步分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品的不断出现，属于此种增长模型的主要有：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1990）、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a）等；[43]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属于此种增长模型的主要有：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b）、阿格亨—霍韦特模型（1992）等。[44]本书主要应用的是第一类和第三类模型，由于第三类模型是本书第四章实证分析的理论模型，所以将其在第四章进行介绍和分析，下面主要介绍第一类模型。
一、早期的研究尝试：阿罗模型和宇泽模型
最早的用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由阿罗（Arrow，1962）建立的。[45]阿罗不满意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看成外生变量的观点，为了说明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他借鉴了卡尔多将技术进步视为由资本积累决定的观点。阿罗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率。据此，阿罗将技术进步看成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
阿罗模型的重要性在于，它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提出了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而促进了新增长理论的产生。此外，阿罗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于阿罗假定存在全经济范围内的技术溢出，因此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善。因此，阿罗模型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具有更丰富的政策内涵。阿罗模型的缺陷是：类似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在阿罗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当人口增长率为0时，不存在任何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显然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不符。
第二个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是由宇泽弘文（Uzama Hirofumi，1965）提出的两部门模型。[46]宇泽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从而将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在宇泽模型中，由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形式，并且所有投入都可以增加从而不存在任何固定的生产要素，经济将实现平衡增长。
二、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Paul M.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用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47]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罗默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正是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劳动）的存在而无限降低，据此罗默认为，知识溢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
罗默（1994）据此解释了各国增长率存在的国际差异。[48]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各国的技术水平都相同，从而认为穷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富国的增长率。比如在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10，假如两国的劳动份额都是0.6，则美国要获得与菲律宾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它的储蓄率必须是后者的30倍。这显然与现实不符。罗默认为，要解释美国的增长率之所以高于菲律宾的原因，就必须抛弃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外生技术的假设，要根据两国技术进步率的不同以及技术进步率不同解释存在的增长率差异。
知识溢出的存在还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太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罗默开出的政策药方是：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这些政策能够提高私人厂商生产知识的激励，诱使一部分生产要素从消费品生产部门流向研究部门，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三、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罗默模型强调的外部性是知识的溢出效应。在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中，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这种外部性的大小可以用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来衡量。[49]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得到收益。
除了假定存在全经济范围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之外，卢卡斯还假定整个经济存在两个部门：消费品及物质资本生产部门与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人力资本的生产技术被假定为与投入该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呈线性关系，物质资本生产部门则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作用下显示出收益递增现象。由于物质资本生产呈现出收益递增，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率将持续提高，简单劳动者的工资也将增加。与宇泽模型一样，在卢卡斯模型中，经济也可以实现无限增长。
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在卢卡斯模型中，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经济增长率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人力资本的投资将过少。卢卡斯根据这个模型解释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资本和劳动均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根据卢卡斯模型，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高，它的资本边际效率和简单劳动者的工资都较高，物质资本生产的收益递增将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国家内，资本和劳动也都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从而使一国的资本和人口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
在卢卡斯模型中，人力资本生产部门是一个关键部门。由于该部门采用的是线性生产技术，即使不存在人力资本的溢出，经济也会无限增长。卢卡斯通过假定存在全经济范围的人力资本溢出，使经济在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本深化过程。
外部性条件下的增长模型出现最早。这一分支的内生增长模型的重要性表现在：第一，这些模型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外生的假定，转而在技术内生的假定下考察经济增长。在说明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罗默、卢卡斯等人都假定技术具有全经济范围溢出效应，外部性的存在使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第二，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索洛承认，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各国增长率存在的广泛差异。而根据新增长理论，各国的增长率可以存在持久的差异。第三，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这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具有比较丰富的政策内涵。罗默强调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卢卡斯则认为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50]
【注释】
[1]Hymer，S.H.，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The MIT Press，1960，137.
[2]Johnson，H.G.，The Efficiency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in C.P. Kindleberger，ed.，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The MIT Press，1970，203.
[3]Rugman，A.M.，Inside the Multinationals：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Markets，Croom Helm，19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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