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作用

第一，承载了国家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使命。

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难度加大，需要坚定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推进改革。我国加入WTO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改革面临困难的时期，开放往往成为推动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当前，我国全面开放还面临诸多风险和压力，各方争议仍然较多，通过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方式试点开放，将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以局部开放带动全国开放，以自主开放促进改革创新，正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就开始积极探索以负面清单方式对外资准入进行管理，同期出台的2013版负面清单的开放水平较我国加入WTO承诺有较大提升。运行一年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2014版负面清单，开放水平在2013版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并且在一年的实践后推动了国家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达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

2015年4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清单的基础上，国家发布了统一适用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采取了发达国家通行的负面清单制作范式，进一步缩小了限制范围，提升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体现了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当前，三个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在某些领域的开放水平甚至超出2015版清单，表明了我国自主对外开放的步伐仍在不断加快。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在两个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重点在金融、商贸、科技等服务领域取得了突破。福建自贸试验区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框架下，进一步扩大通讯、运输、旅游等领域的对台开放，降低台商投资的准入门槛，在一些领域放宽台资的股比限制，扩大台企业务的承揽范围，鼓励台胞到自贸试验区创业发展；台湾地区的自然人无需经过外资的备案就可以到区内注册个体工商户。这些新的进一步的开放举措，无疑将为国家推动新一轮改革提供更大的驱动力。

第二，体现了引领规则制订的战略思路。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为了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美欧等发达国家积极谋划制定新的全球经贸规则。由于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美欧等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通过推进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自贸区建设来巩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推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一代高标准与新规则。我国现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总体水平远远低于TPP和TTIP的新标准和新规则，在自贸区建设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和压力，顺应国际形势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迫在眉睫。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计之初就是要面向这些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积极开展探索与试验，逐步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仲裁、知识产权等领域，围绕国际通行规则积极进行改革创新，就是这种与世界接轨思路的体现。当前，上海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方案中，不仅体现了这种思路，提出的许多措施都围绕负面清单、信息公开与透明度、权益保护、公平竞争等国际规则制订，同时，也在尝试建立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新规则体系。

新设立的广东、福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在标准、规则领域也都向上海看齐，同时又各有特色，如广东在商事制度、标准等领域与港澳的接轨，福建在对台贸易投资与合作参与制订标准等领域与台湾的接轨，天津在行政管理、执法领域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管理、执法机构的规则探索，都体现了我国在规则制订领域积极探索尝试、争当引领者的战略思路。

第三，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定位。

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第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瞄准TPP、TTIP等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提前做试验，在顶层设计上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定位。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方案中，上海自贸试验区更是明确提出了服务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新设立的三个自贸试验区，也都承载了相应的对外、对内战略使命。如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都是要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要。

而从对内来看，三个新设自贸区试验也体现了服务于国家新的区域协调和经济转型发展战略的需要。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将通过加工贸易转型，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和内地区域的产业升级；天津自贸试验区旨在通过发挥天津口岸作用、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协同监管、分类监管与创新监管等措施，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着力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以此来辐射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建设长三角区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第四，体现了建设制度创新高地的发展思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政府不再以“政策优惠”为重点，而需要以“制度创新”重点来优化市场环境。无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是新设的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都改变了过去以政策优惠为核心诉求的思路，紧紧围绕制度创新做文章，争做制度创新的高地。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与探索试验，总结形成了21项制度创新成果，并且在经过评估后成功地向全国推广复制。

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虽然刚刚挂牌，但也在制度创新方面积极探索，如广东在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国际贸易集成功能等领域，天津在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等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福建在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等领域，都已经在试点一些独特的制度创新措施，将为今后国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多的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第五，促成了深化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全国共识。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仅成为了各级政府、企业、学者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与焦点，而且引发了全社会对于改革开放、简政放权与制度创新的大讨论，对于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共识正在形成。虽然目前批准的自贸试验区只有四个，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在积极申报自贸试验区。

在申报自贸试验区的过程中，经济落后的省份也在积极向上海、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看齐，对比自身在体制机制、政策落实、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距，认真思考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断提出制度改革与地方发展的新思路。可以说，通过自贸试验区申报过程中的认真讨论与积极思考，各地都在凝聚形成新的共识，对于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路更加清晰，进一步大刀阔斧地主动推进改革创新的意愿更加强烈，信心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