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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上海“平台经济”建设

时间:2022-07-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上海财经大学现代市场营销研究中心  摘 要: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经济发展新格局和国际经贸关系新规则的重构而采取的一项主动开放、积极改革的重大国策。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市场营销研究中心

  摘 要: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经济发展新格局和国际经贸关系新规则的重构而采取的一项主动开放、积极改革的重大国策。而将这一试验区放在上海先试先行,不仅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上海先行能力的充分肯定,而且也是中央对上海在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和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作用的战略功能定位,是中央政府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自贸试验区;平台经济;上海城市发展

一、“平台经济”与全球城市

  “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s)原本是一种微观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指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一些支持买卖双方在网上寻觅商品或资源,并完成交易的平台企业及其经营活动所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但也有人将其延伸到区域经济的范畴,认为最初的“平台经济”现象并非是虚拟的,而是指那些实体商品的集散地、批发地和交易地,其特点是以城市为中心,以贩运贸易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甚至认为,以提供服务实体平台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也应当属于“平台经济”的范畴。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战也曾指出:尽管平台经济至今没有统一、明确的概念,但它是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范畴。

  我们在此将“平台经济”定义为一种宏观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一个城市或区域具有汇集国内外贸易、金融、物流、信息交易活动的服务功能和集散功能,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内外资源配置能力的经济功能特征和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这一“平台经济”的宏观定义同其原本的微观定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一个城市或区域要能够具有经济上的服务功能和集散功能,并进而具有国内外资源的配置能力,首先就必须有大量具有“平台经济”特征的企业集聚并以之为支撑,必须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贸易、金融、物流、信息方面的平台企业存在。

  “全球城市”(Global City)是一种城市功能及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概念描述,最早起始于彼特·霍尔(Peter Hall)于1966年提出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理论。他将那些属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力量中心,国内和国际的贸易中心,银行、保险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中心,医疗、法律、高等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应用等高级专业活动的中心,以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信息聚集和扩散中心,奢侈品和大众商品的消费中心,艺术、文化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中心的城市称作为“世界城市”4

  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于1986年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则把世界城市体系看作是新国际劳动分工在空间组织上的表现,他认为全球资本把某些关键城市作为空间组织的“基点”以及生产和销售的“节点”,这些关键城市即为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成长的推动力来源于少数快速成长的部门,如公司总部、国际金融部门、全球运输及通信部门以及高层次的商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汇聚地;世界城市也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5

  在对“世界城市”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萨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他通过对三个主要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的实证研究后指出,随着跨国公司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化,促使其中心管理与控制的需要。而中心管理工作的日趋复杂,必须要得到各种专业服务的支撑。而那些金融、信息以及其他专业服务企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便也成为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集聚地。同时,为了帮助跨国公司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和管理,这些专业服务公司也必须建立起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络。这就使得这些城市成为跨国公司和专业服务机构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6弗里德曼和萨森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也同样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向少数主要大城市集中的现象与趋势。

  “全球经济”理论和宏观意义上的“平台经济”概念是相一致的,“平台经济”强调的是城市或区域的经济集聚功能和资源配置能力,而“全球城市”恰恰是指具有这样的经济集聚功能和资源配置能力的地域和空间。可以认为,“平台经济”是形成“全球城市”的经济基础。将“全球城市”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也是不少学者早已关心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在2006年就提出了上海如何依托长三角国际加工业的主要基地,发挥上海在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方面的特定优势,构成全球城市区域,而使上海成为全球城市区域主要节点的观点。7

  而当上海确立了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后,上海以“平台经济”为特征的发展战略也就基本确定,从而也就使上海向“全球城市”目标的努力具有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与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次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放在上海,将涉及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改革在上海先试先行,必将有力地推进上海的“平台经济”建设,促使上海向“全球城市”的目标加速发展。

二、“平台经济”城市的国际比较

  从世界上具有“平台经济”性质的主要城市来看,大多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跨国公司总部集聚;(2)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比较发达;(3)通常为贸易或航运的枢纽地;(4)市场扩展面广;(5)经济影响力大。正由于具有“平台经济”性质的“全球城市”具有全球网络的控制能力,能吸引世界各国的企业前来投资或开展交易,这些城市往往也在一些主要产业中拥有了信息发布权、价格引导权和发展主导权,从而对全球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强的影响力。与之相应,这些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也会因此而产生对全球同类产业的影响力。

  而在这几个主要特征上,上海同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具有“平台经济”性质的“全球城市”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第一,从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集聚度来看,上海目前的数量不多,功能也不强。根据2013年《财富》杂志所做的统计,世界500强企业中,总部在上海的仅为8家(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不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国内企业,如上海百联集团),而纽约有19家,伦敦有6家,东京有47家。8另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上海也仅有353家(2011年),而在中国香港有1 340家,新加坡则有4 000多家(见表9-1)。更何况,目前在上海的一些跨国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大多只是行政管理机构,并不具有进行全球资源调配的运营功能。

表9-1上海、香港、新加坡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比较

年份

上 海

香 港

新加坡

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

外资总部经

济项目总数

驻港地区

总部数目

驻港地区

办事处数目

2003

56

252

966

2 241

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2007)统计,已有约4 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

2005

124

424

1 167

2 631

2007

184

573

1 246

2 644

2009

260

755

1 252

2 328

2011

353

927

1 340

2 412

  资料来源: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11年)、香港政府统计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第二,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看,上海较长时间是在60%以下的,只是近两年才有所上升,2012年达到60.4%。而同香港和新加坡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见表9-2)。纽约、伦敦、东京的服务业占比也都在80%以上。

表9-2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城市间比较(%)

城市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新加坡

65.62

64.89

64.67

64.84

64.31

香港

87.82

88.39

90.91

91.50

88.56

上海

55.95

59.35

57.28

58.04

60.44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9~2013年)、香港政府统计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第三,从金融机构的集聚情况来看,上海现在虽然已有160多家银行机构,但其中外资银行机构只有74家。相比而言,除东京外,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的外资银行机构的数量都在100家至300家以上(见表9-3)。

表9-3银行机构的城市间比较单位:家

城 市

银行机构总数

外资银行机构

伦敦(2004)

450

300

纽约(2005)

371

321

香港(2007)

200

132

新加坡(2008)

113

107

上海(2011)

160

74

东京(2007)

106

64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报道汇总整理。

  从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量上也能反映出一个城市在金融方面的国际化程度。目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量仅为954家,而且全部为国内的公司。而在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中不仅上市公司数量众多,而且国外公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见表9-4)。

表9-4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和性质的城市间比较单位:家

城市

国别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纽约

国内

1 818

1 829

1 852

1 548

1 832

1 799

1 788

1 815

国外

452

451

421

415

495

518

520

524

总计

2 270

2 280

2 273

1 963

2 327

2 317

2 308

2 339

香港

国内

1 126

1 165

1 232

1 251

1 308

1 396

1 472

1 459

国外

9

8

9

10

11

17

24

88

总计

1 135

1 173

1 241

1 261

1 319

1 413

1 496

1 547

东京

国内

2 323

2 391

2 389

2 374

2 320

2 281

2 280

2 294

国外

28

25

25

16

15

12

11

10

总计

2 351

2 416

2 414

2 390

2 335

2 293

2 291

2 304

上海

国内

833

842

860

864

870

894

931

954

国外

0

0

0

0

N/A

N/A

N/A

N/A

总计

833

842

860

864

870

894

931

954

新加坡

国内

564

461

472

455

459

461

462

472

国外

122

247

290

312

314

317

311

304

总计

686

708

762

767

773

778

773

776

伦敦

国内

2 757

2 913

2 588

2 415

2 179

2 105

N/A

N/A

国外

334

343

719

681

613

592

N/A

N/A

总计

3 091

3 256

3 307

3 096

2 792

2 697

N/A

N/A

  资料来源:《证券市场导报》,2013年7月。

  第四,城市转口贸易和港口国际集装箱中转数量和比重也是体现城市国际化程度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指标。尽管上海2012年转口贸易的比重已上升到45.5%,但其中大部分是属于上海向内地各省市的转口贸易,而并非国际转口贸易。而香港、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不仅比重很大,而且大多数是国际转口贸易。

  从国际集装箱中转情况来看,上海同亚洲一些主要港口间的差距就更大了。尽管上海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已经是世界第一(2011年为3 173万TEU),但国际集装箱中转的比重只有5%左右(2011年为158.7万TEU)。相比新加坡的85%、香港的60%、和韩国釜山港的45%差距很大(见表9-5),还难以体现出国际航运中心的特征。9

表9-52011年亚太地区主要枢纽港集装箱吞吐状况

港 口

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国际集装箱中转比重(%)

新加坡

2 993

85

香港

2 422

60

釜山

1 617

45

上海

3 173

5

  最后,从服务贸易的情况来看,上海同主要的“平台经济”型城市相比也是落后的。香港2009年的服务贸易总额就已达到1 307亿美元,新加坡为1 480亿美元。而上海到2012年服务贸易总额才达到1 480亿美元。10

表9-6上海、香港、新加坡服务贸易规模的比较单位:亿美元

年份

香港出口

香港进口

新加坡出口

新加坡进口

上海出口

上海进口

2005

636.51

338.38

531.51

549.02

161.30

163.55

2006

726.74

369.05

636.77

644.72

192.68

210.69

2007

846.43

424.50

804.90

746.87

250.91

308.22

2008

923.18

458.49

829.34

788.68

324.03

411.66

2009

863.06

443.79

738.50

741.14

324.00

448.00

  资料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0;上海市商务委,《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根据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发展“平台经济”和实现成为“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究其原因,从总体上讲,还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不高,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限制,资源在国内外的流动存在着较多的障碍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试点政策解读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动因是想通过扩大开放的试点,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以掌握在全球经济(特别是亚太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任务和相应政策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建设“平台经济”直接有关的。在此,我们对其一一进行解读。

(一)与促进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集聚有关的政策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明确提出了:“鼓励跨国公司(在自贸区内)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这意味着吸引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入驻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自贸区试点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跨国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总部是控制其在全球生产和分销网络的中心与节点,其总部或地区总部在某一区域的入驻,必将有效地提升该区域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而且,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了这样的总部应当是能“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而不是单纯的行政机构。这是因为,只有具有“营运中心”功能的地区总部才真正具有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

  要使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真正具有资源配置能力,其中重要的问题是其是否具有公司在全球的资金集中调配能力。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也提出了:“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促进跨国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这就使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真正能拥有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从而也就能使上海向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平台经济”和“全球城市”发展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二)与建立商品和资金流转交易平台相关的政策

  除了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之外,建立起商品和资金的流转交易平台也是促使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和形成“平台经济”模式的重要条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提出了:“探索在试验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的服务贸易跨境收付和融资功能”等,都将有效地推动商品和资金流转交易平台的建立。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建立和运营,不仅能使上海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流转的一个主要市场和节点,而且有可能对一些主要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价格产生示范性影响。而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若能建立和运营,则能改变目前我国大量国际贸易由于金融环境的限制而不得不异地结算的问题。这不仅能提高上海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功能和效应,而且也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结算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能力。

(三)与改善金融和贸易环境有关的政策

  如上所述,要能真正建立起商品和资金的国际流转交易平台,还必须依赖于金融和贸易环境的改善。因此,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大量政策和改革措施是涉及金融和贸易环境改善的。

  首先,在金融管理改革和金融国际化方面的几项重大举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国际商品和资金流转交易的区域环境。例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自贸试验区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对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等等。因为只有当这些与商品和资金的国际流转交易有关的金融改革措施能够实现,才有可能促成国际结算中心等平台的建设,才有可能使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自贸试验区内真正实现“对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也才可能为在自贸试验区内建设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和资源配置的交易平台创造可行条件。

  其次,在促使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许多政策必将有效地推动国际商品交易平台的建设。例如,货物可凭舱单“先入区,后报关”,“简化进出境备案清单,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进出境手续”;实行“进境检疫,适当放宽进出口检验”;构建相对独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分区管理措施;“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以及“加强电子账册管理,推动试验区内货物在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间和跨关区便捷流转”;等等。这将大大改善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在进出关和进出境时的便利程度,从而也就能降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贸易商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促使他们把上海作为开展国际贸易和进行商品交易流转的首选地之一。

  再次,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适度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也是推动资源配置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提出:“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等措施,将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向全球开放,这对于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吸纳和有效配置全球资源是一个重大的推动。

(四)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和利用全球资源的相关政策

  要建设“平台经济”和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一部分政策主要是针对于此的,例如,“鼓励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深化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等等。因为只有当国内的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和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时,才可能有更多的国际资源集中于自由贸易试验区,集中于上海。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广大的腹地市场的情况,作为“平台经济”城市的发展模式必然是成为有效配置国内外(境内外)两种资源的枢纽和节点。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还特别强调了“支持试验区内企业发展离岸业务”;“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离岸业务(特别是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往往是“平台经济”和“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志。20世纪50年代,伦敦作为最大的美元离岸业务中心,促成了其成为著名的世界金融中心。中国香港从2003年开始逐步开展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业务,至2011年10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就达6 185亿元,贷款余额190亿元。贸易结算总额14 909亿元,发行人民币债券1 663亿元,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11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末初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至今在存贷款、贸易结算、发行债券和吸引外国公司发行股票等离岸金融业务方面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对东南亚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因此,如果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的企业离岸业务和银行离岸金融业务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必将对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成为“平台经济”城市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推动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枢纽港的有关政策

  上海作为一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是其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平台经济”城市的有利条件。然而,在航运和港口业务方面的开放程度则会对其是否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枢纽港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国际航运公司和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的港口注册登记率对港口的国际化程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提出了以下政策:“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简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记制度”;“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等等。这些政策必将在吸引国际大型航运公司和国际船舶公司在上海港进行船籍登记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能成功落实,就能有力地助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枢纽港的形成。

(六)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建立高标准国际化服务贸易平台的有关政策

  如前所述,具有“平台经济”性质的“全球城市”往往是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因为服务业的发达能够有效地帮助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实行对全球生产经营网络的控制以及进行全球资源的配置。而现代服务业的发达有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方案中,对于服务业的开放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共列出了涉及18个行业的23项开放措施。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金融、航运等服务业的开放措施外,还对电信、律师、资信调查、人才中介、工程设计、建筑承包、旅游、文艺、娱乐、教育、医疗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措施。试点方案中还提出要“推动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管理咨询、数据服务等外包业务发展”;“允许和支持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项目子公司并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鼓励设立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按照国际标准采信其检测结果”;要求“加快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开放的力度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的。

四、借自贸试验区的契机推进上海“平台经济”建设

(一)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

  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于上海,上海在其试验和运营中必将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是试点,所以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各项政策都面临着进一步细化落实的问题。从自贸试验区现有的方案中看,基本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政策已经比较明确可行,只需进行组织与操作层面上的细化落实即可(如货物贸易、企业备案、航运业务、对外投资服务等方面);二是政策已经明确,但在实施中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衔接和协调的问题(如服务业开放中行业内以及同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三是政策只作原则性表述,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如金融业开放以及税收监管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问题)。在现有试点方案中,有多处用了“探索”、“研究”、“逐步”之类的词,说明试点仍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上海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项政策对上海建设“平台经济”的不同影响程度,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相关政策尽快落地实施。

(二)做好跟进规划,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同原综合保税区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已突破单纯货物贸易的范畴,而在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开放。而从服务业的特点来看,其市场范围是很难用“封关”的措施来加以限制的(如律师、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和跨境电子商务等)。同时,试点方案中还规定“试验区内企业原则上不受地域限制,可到区外再投资或开展业务”,这就意味着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市场和空间上的扩散效应不可能仅限于28平方公里范围之内,而会在全市范围甚至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扩散。

  试验区内企业的一些分支机构也完全有可能延伸到区外。因此,上海应当对自由贸易试验区这种辐射扩散效应进行认真和全面的评估。首先要考虑到其机构和业务的扩散可能产生的对市场与空间的各类需求,通过准确预计做好跟进规划;其次要考虑到这种辐射与扩散效应对上海总体或局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做好各种应对准备;更重要的是,应主动利用这种“关不住”的辐射和扩散效应,积极推进区外有利于“平台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

(三)深化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体制机制同步创新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按照国际化、法制化的要求,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适应高标准的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毫无疑问,进行这项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包括各主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内的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以增强试验区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而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平台经济”也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要提升全上海(而不仅仅是试验区)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资源配置中心的吸引力,这种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肯定不能仅限于28平方公里,而应当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在全市范围内同步进行。上海浦东新区更是国务院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所以上海完全有条件在其权限范围内,借助自贸试验区试点的推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和其他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步改革。

(四)积极做好准备,努力争取自由贸易试验区模式同城率先复制

  国务院批准上海先行进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就是希望通过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就是说,试点的目的还是为了进行复制和推广。在方案中也明确了“根据先试先行推进情况以及产业发展和辐射带动需要,逐步拓展实施范围和试点政策范围,形成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这意味着,在试点顺利的情况下,上海完全有可能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机制和政策进行同城率先复制。这为上海建设“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相当有利的,而且是必须的。作为“平台经济”城市,拥有多个享有特殊政策的自由贸易园区是很正常的,如新加坡就有8个类似的自由贸易园区。

  上海应当及早规划,确定对自贸区进行同城复制的区域,并着手进行规划与配套建设。从目前来看,至少有两个区域是很适宜进行自贸区功能复制与扩展的:一是临港新城,由于紧邻自贸试验区中的洋山港综合保税区,且距市中心较远,若能在条件成熟时作为自贸试验区扩区的空间是比较合适的;二是虹桥商务区,这是紧邻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新兴商务区,有较好的系统规划和预期的商务效应。

  (五)推进区域联动,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

  从国际上已有的“平台经济”城市的经验来看,那些具有“平台经济”特征的国际城市(全球城市)同其毗邻的周边城市有着强大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所谓全球城市区域(周振华,2006)。上海如果发展成一个具有“平台经济”特征的全球城市的话,其产业链的系统布局也肯定会向周边延伸,从而使长三角也会发展成一个“全球城市区域”。所以在上海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关注区内企业的产业链形态及其空间布局的需求,积极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区域联动,利用长三角各城市和地区的综合优势,提升和稳固上海“全球城市”的地位,强化其“平台经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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