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社会视角

第四章　管理的社会视角

管理从来都是社会中的管理，离开社会这个大系统，它就不复存在。管理所要面对的全部要素都寓于社会之中。真正的管理以及管理的学问存在于其外部——社会。管理既离不开社会，社会学又借着对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的系统研究而不断触及着管理领域的基本细胞——人，社会学理论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任何从事管理研究的人士都不能忽略的。事实上，就像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推动着人文科学的发展一样，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对管理的方向也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要更深刻地体会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不同及共融之处，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福柯的思想。福柯认为，现实中的事物在历史中能捕捉到它嬗变的踪影。因此，让我们再次简短考察一下两门学科各自的发生渊源及理论传统。

管理源自于组织有序、有效运转的需要。因此尽管管理学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产生了管理活动。我们可以猜想，一开始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偶然发现某种情况下的捕猎比另一些情况下的捕猎更省体力，或者花费同样的人数却能猎到更多野物。逐渐地，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体能和人力，猎到更多猎物，人们开始有意识对捕猎过程、参与人员的位置等进行安排。同样，在分割猎物时，如何既让部落中人人得食羹，又兼顾老弱病残和需要补充体力以便继续出征猎食的猎手，这就需要依据猎物的分量多少和人口情况进行统筹安排。在氏族内部和部落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些可能就是管理的原始萌芽。

迈进文明时代的门槛后，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一漫长的时期，社会分工还十分粗糙，战事也十分频繁。此时管理活动的范围大抵限于治国及安邦。仔细研究古代各国军事史就会发现，古罗马、古希腊、甚至许多东方国家的外交都从属于军事。因而古代管理的最高成就一般体现在帝王将相的军事和安邦定国谋略上。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罗马国家正是依靠合理的军事管理所造就的罗马陆军，才征服了古代地中海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奠定了后来罗马帝国繁荣和强盛的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工业社会的第一次浪潮终于不可避免地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17世纪开始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建立起来，到19世纪中期，手工工场逐步为大工厂的机器生产所代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继工业化之后又纷纷从“蒸汽时代”进入到“电气时代”，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大量创造着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也造成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资产阶级贪婪攫取的本性不断鞭策他们提高、再提高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效率，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迫使他们寻求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弥补经济萧条期间的损失，其中就包括提高经济复苏时期的生产效益。这一系列事件都推动着现代管理思想在工厂和企业中的萌动。

在美国，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匮乏，使美国的工人工作条件稍稍好于欧洲的工人。由于美国的资本家无法完全依靠绝对延长工作日增加剩余价值，因此他们还要依靠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采用新生产方式提高生产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而在美国，通过了解组织自身的特性，改善传统的自发的管理方法，进而解决现实生产中的矛盾的要求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应用科学的方法让组织高效运转？如何对工厂这种分工精细又体系复杂的组织进行指导？什么样的组织才是高效低耗的最优化组织？什么样的管理才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方法？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

应时代之需，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韦伯的官僚体制管理理论从不同侧面回应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理论共同被后人称为古典管理理论。在他们之后，学者们或独辟蹊径，或沿袭前人，或借鉴其他前沿科学，或致力挖掘本派精髓，又出现了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流派，提出了Y理论、运筹学理论、系统方法、权变方法、动态融合等理论和方法。至此，管理学已经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独树一帜，毫无争议地成为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

在简要回顾了管理科学的形成史后，我们不难发现，管理思想不是孤立的，是由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和生产水平、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水平以及当时的管理目标、任务、组织结构等形成的一种管理意识体系。从管理思想的发展史中我们也能把握到，尽管管理思想的脉络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然而管理着眼的对象总是一个个具体的组织——从古代的军政管理到近代的经济管理，其关注的都是具体的组织形态或经济体系。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一门科学的核心总是由其研究的目的所决定。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最优化或者说效率最大化。而最优化或者说效率最大化不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也不能一概而论，千篇一律，只有根植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

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晚期。社会思潮尽管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思考，然而人类社会各类意识形态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还是自然科学的成果。19世纪，生物科学成为当时支配性和备受尊崇的科学，此外，数学、化学、物理学领域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见证了这些发展后，认为人类社会在19世纪已进入“实证阶段”，实证方法不仅是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一切学科的基础与工具，也将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工具，社会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揭露出来，而且在他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旗帜鲜明地将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划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的一般法则。生物学的整体性原则对孔德的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强调，只有研究社会整体本身才能理解社会整体的部分，只有研究历史的全部变化才能理解某个时期的变化。

西方社会学界有学者认为，继孔德之后，对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人物是韦伯。^[1]韦伯对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都进行过广泛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对于科层制和资本主义的研究。继他们之后，社会学蓬勃发展，衍生出林林总总的流派，如进化论、冲突论、功能主义、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尽管存在诸多差异——或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或关心微观的社会互动，却拥有一条不变的共性：所有的社会学家在面临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时都试图寻找出人类行动的规律。这也是由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所决定的：社会学早期的假说之一就是通过把握人类行为的规律去完善社会本身。

管理学和社会学在研究目的和研究视野上的巨大差异并不能掩盖这两门学科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共性。管理学和社会学都脱胎于同一个母体，都曾经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管理学，无论两者的研究切入点是普遍的人类社会还是特定的人类组织，它们的着眼点都离不开社会个体——人，人是他们作为社会科学被紧密联系起来的胞带。在这个基础上，管理学和社会学并非两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他们交互影响，社会学的系统论、对个体差异性的认识、对人际关系和关系网络的研究都深刻地影响到了管理思想。可以说，在类的范畴中，管理与社会是同构的。背离管理谈社会，背离社会谈管理都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终会走向枯竭。而回溯到管理与社会的同构之始，用社会的视角来看管理，管理历史中的“传统”与“现代”，管理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之对立，都将不再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