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与旧中国工业品市场

五、洋货与旧中国工业品市场

马克思曾把商品价值的实现，即在市场上售出，比作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 ，并指出：“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157]这个跳跃，对于近代中国实业家来说更为惊险。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本国的市场竞争，更要面对实力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

外国资本不但拥有工业和商业上的优势，而且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特权，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到处排挤着中国本国产品。以清末棉纱市场为例，在洋货泛滥下，“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南中国五省之广大棉纱市场，简直没有国产纱的插足地……东北且成为日纱倾销最力的市场之一，结果国纱在东北四省的每年销量始终不曾超过一万担，而那里每年的全销量却几达二十万担。东北市场也无国产纱的插足余地。”^[158]国产纱的销路便挤向华中与华北，而这两个地区国产纱销售情况也处于绝对的劣势（参阅表27）。

表27　棉纱输入净量比较（5年平均）^[159]

不仅如此，外资在华工厂制品也拥入这一市场。舶来品和外厂制品给中国工业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表28反映了三种主要工业品市场上外国资本主义产品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其他如毛纺织品、火柴、卷烟、水泥等商品市场都是这样。^[160]而在煤、铁矿行业，帝国主义不满足于一般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强占（如开平煤矿）、兼并（如门头沟煤矿）、贷款控制（如汉冶萍公司）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煤铁矿的生产和销售。

清末民初中国棉纺织业等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定条件，需要保护关税等措施相配合。因为后起国的进口替代产业，相对于先进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产业来说，还是一种“幼年产业”（Infant Industries）。幼年产业一般都很脆弱，缺少经验以及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市场不发达，很少能在最初阶段达到正常的效率、生产能力和盈利水平，需要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护、扶持，例如实行保护关税，在资金、劳动力、技术、价格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等等，使其逐步成熟，形成适度规模。德国产业革命的理论奠基人弗·李斯特就曾极力主张德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否则德国幼年工业容易被从英国进口的廉价工业品摧毁。他也承认，实行保护关税会使国内工业品价格有所提高，但是他指出：“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 ”^[161]“价值的这种损耗只能看成是国家进行工业教育所付出的代价。”^[162]德国、美国等在产业革命初期都对本国幼年产业实行了关税保护。德国建立了“关税同盟” ；美国1807年实行“禁运法案” ，1816年、1824年接连提高关税税率，1828年平均税率已提到45%。^[163]日本在1894年前关税尚不能自主，它通过向比它更为落后的中国、朝鲜等国发动侵略战争，帮助本国新兴工业寻找出路，摆脱市场危机。1897年日本恢复部分关税自主权以后，就将关税平均税率大幅度提高，以后又一再提高税率，对本国工业实行保护。

表28　煤、棉纱、面粉市场比例^[164]

江苏南通近代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分析材料。实业救国道路的探索者、 “棉铁主义”的倡导者张謇，在南通进行了创办大生纱厂的实践。南通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促进了当地手织业及植棉业的发展，继而在南通地区初步形成包括棉纺织、垦牧、冶金、机械、面粉、榨油、制盐、电力、航运、金融、贸易等门类较为齐全，相互有机联系的近代区域经济体系，并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以进口替代工业带动各业发展的典型例子。当时江海关税务司洛德（E．G．Lowder）认为，“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做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165]南通后来发展迟滞乃至中衰，虽有其内部原因，但是更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洋货对旧中国工业品市场的影响有极大关系。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场日纱压力加重，华商棉纱被挤，连同日纱一齐拥往南通；同时，因日商棉布大举侵入东北、华北市场，南通土布的北方销售量锐减。北方市场是南通土布的主要市场，由于这一市场被占，南通土布生产大受影响。这又使得大生棉纱在本地销售量大减，尽管厂方在营销方式上作了改进，并大力开拓其他市场，但是仍然陷于困境，以致整个地区经济发展都受影响。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南通经济发展更受到极大打击。^[166]南通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在外国资本竞争暂时还没有很深触及的情况下，带动了“整个近代经济的层面”发展；而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深时，由于缺乏市场保护因而使区域经济发展停滞。

中国幼稚的进口替代产业需要保护，而在清末民初旧中国政府为调整国际收支所做的唯一值得重视的努力，就是曾多次试图提高关税税率，进而争取关税自主。

早在清代，实业家及政论家郑观应鼓吹“商战”来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时，就曾一再呼吁清政府废除“困商之政” ，实行“护商之法” 。他在《易言·税则》中比较了中外关税制度，提出保护关税主张：“庶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守我利权，富我商民。”^[167]其他一些实业家也都希望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持。

但实际情况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暴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构成了“协定关税制度” 、 “进出口货关税值百抽五的税率规定” 、 “子口半税制度”等一套有利于洋货向中国市场倾销的制度。协定关税制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强迫中国在修订关税税则时必须得到列强的同意。值百抽五的税率规定，不问进口、出口，不分货品性质，一律只收5%的低税，这是极不合理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且后来实际税率还达不到5%的水平。子口半税制使洋商及其代理人只需交一次2.5%税率的子口税，便可以享有在中国广大内地运货的特权及减免内地各税的优惠，而同时中国工商业者的货物却“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承受着沉重的捐税负担，连英国侵华主要代表人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认为这是一种“优待外人，抑制华人”的制度。^[168]甲午战争后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进口洋货享受的这项权益又扩大到外资在华设厂制造的商品上。^[169]这类优待外人抑制华人的税制，成为束缚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绳索。

清末政府为挽救其统治，也宣称要“恤商惠工” ，但是它对外投降卖国，同时又因支付外债、赔款等加强对内盘剥，不但不能抵制外来经济侵略，保护华商利益，反而使“困商之政”加重。中国的幼年产业在基本上无保护的状态下，在与实力强大的外国资本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民国时期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促进下，同时也出于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危机的考虑，中国政府曾几次要求提高关税税率，并试图实现关税自主。而帝国主义列强对此一再阻挠、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列强相互残杀，才给中国造成修改税则、提高税率的有利时机。1918年修改税则，虽然使平均税率有所提高，但是未超过“值百抽五”的水平。中国利用对德宣战之机，也曾进行过一次部分关税自主的尝试，即对交战国及无条约国提高关税。这并未触及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但是它们仍然找借口抵制，使得中国这次关税自主尝试，“简直就像一个发育不全的半死婴儿一样，不受北京外交保育院的欢迎” 。^[170]后来在1925年“五卅”运动和1927年中国大革命浪潮冲击下，中国才于1929年争回一部分关税自主权。日本帝国主义对此不甘心，于是大规模日货走私进口活动猖獗起来，大量走私日货冲击着中国国内工业品市场，以致在30年代里已成为严重的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