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犯罪学的研究与发展

二、旧中国犯罪学的研究与发展

西方犯罪学理论在旧中国的传播，影响和推动了当时中国犯罪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末，我国有些学者对犯罪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也将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开设。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纷纷撰写和出版了《犯罪学》教材和论著。较有代表性的有：1923年许鹏飞撰写的《犯罪学大纲》；李剑华出版的《犯罪学》；1933年鲍如为出版的《犯罪学概论》；1935年李剑华出版的《犯罪社会学》；孙雄撰写的《犯罪学研究》和王克继、陈文藻、韦端民等人分别撰写的《犯罪学》。上述著作的相继出版呈现了当时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盛况。另外，还有的学者出版了带有专题性质的专著，如赵琛出版的《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作者在该书中对少年犯罪的增长做了统计描述和比较，并对改造效果不佳表示了忧虑。如他所说：“我国外有强敌侵略，内则农林崩溃，国计民生，日趋危殆……少年犯人数，年有增加，二十二年度（1933年），犹不过2300名，二十三年度（1934年）之少年犯，已突增至6162名。……应若何补救与防止，成为当前首要之极务矣。”又说：“出监后改善者，不过十之二三，其十之八九，反较入监前更趋恶化。”再如我国早期的社会学者、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1924年在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时，基于“当时社会动乱不安，犯罪问题严重”的情况，便“立志在社会学的领域中从事犯罪学研究。但当时有关犯罪学的著作十分缺乏，于是他决心为中国犯罪学开拓新的领域，并且亲自去监狱进行实地调研，搜集研究犯罪学的资料，甚至在1927年暑假经学校介绍进入北京京师第一监狱做一名志愿‘犯人’，和犯人同住、同食、同劳动，亲尝铁窗风味。通过和犯人谈话，严景耀先生了解了犯人的历史、家庭情况、社会背景以及走上犯罪的过程，同时也体会到了监狱管理的黑暗面。根据对犯人和对监狱的调查资料，他写成《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多篇论文。”⁽⁹⁾1928年大学毕业后，严景耀先生留校为研究生兼任助教，率领学生到20个城市的监狱进行调查，收集各种犯罪类型个案资料300余件。严景耀先生通过对犯罪的研究，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变迁问题，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关系》一文，反映了犯罪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的特点，在中国犯罪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了思想禁锢政策，犯罪学理论研究受到了影响，导致犯罪学著述大量减少。只是在国统区一些军事院校的犯罪学教学中，编写了为数不多的犯罪学教材。如1942年国民党的宪兵学校编写了《犯罪学教程》，这部教程将犯罪原因指向了广大劳苦大众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反动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