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与公共生产的效率扭曲

第二节　寻租与公共生产的效率扭曲

虽然，早在1967年塔洛克就已经正式提出寻租概念，然而只有到1974年安妮·克鲁格（Ann Kruger）的经典文章发表以后，寻租（rent－seeking）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现象，在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以及日常公共政策实践中，才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现今围绕寻租现象的研究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概念体系，俨然已经成为政治领域内腐败和公共部门生产低效率问题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分析框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寻租概念也已被收录到经济学权威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词条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寻租理论在公共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本节首先讨论寻租范式的缘起，接着论述寻租概念的界定，最后对寻租活动所引起的福利经济学损失，以及寻租和设租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一、寻租范式的缘起和发展

事实上，早在1967年的开创性文章——《关税、垄断与偷窃的福利经济学成本》一文中，塔洛克就已经正式地提出寻租概念。塔洛克对寻租问题的分析，直接源于对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的思考。众所周知，伴随着经济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兴起了一场有关垄断的福利损失的争论。^[1]这场争论中的直接缘起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伯格对垄断的福利损失的定量测算，他的计算发现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竟然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到1%；并且，即便后续经济学家对哈伯格的估算参数做了调整计算，美国大企业垄断的福利损失也没有超过1．5%。^[2]哈伯格的研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不少经济学家都试图对哈伯格的过低估计做出解释，有代表性的解答包括：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X－inefficiency）假说和塔洛克的寻租理论。然而遗憾的是，塔洛克的文章并没能在当时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上发表，最终辗转发表于影响力较低的《西部经济杂志》。尔后到安妮·克鲁格基于国际贸易限额管制的讨论中提出寻租问题后，寻租现象才开始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重视，塔洛克的开创性研究也自此受到关注和认同。

表6－1　资源错误配置引起的福利损失

资料来源：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序。

图6－2　垄断的福利损失与哈伯格三角形

（一）哈伯格三角形

根据经典的马歇尔消费者剩余分析框架，如下图6－2所示，在一个垄断市场中，右下倾斜的D＝AR线代表市场需求曲线即对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为MR。简单起见，假定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恒定为MC，则垄断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即MC＝MR，确定私人最优产量为，并根据此产量定出市场价格为OD。但是，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从到的这段生产，社会对单位产品的评价仍旧高于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因而，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产量应该是，即P＝MC。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实际上也就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垄断企业根据私人最优决策确定的产量小于社会最优的产量水平，二者的偏离所减少的消费者剩余为梯形ACDE的面积，而生产者剩余增加额为矩形BCDE的面积，因而，总的来看产量不足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为三角形ABC的面积。正是从这种分析思路出发，哈伯格利用美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对垄断企业的福利损失——“哈伯格三角形”进行了估计。他的计算得出了一个令人极为惊讶的结论，即经过调整后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也不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

（二）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

不难想象，哈伯格的测算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的争议，如此之小的垄断福利损失使得传统之于垄断福利分析的研究显得极为无关紧要^[3]。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提出X—非效率对垄断的社会成本之谜进行解释，核心的想法是对配置无效率和X—非效率进行区分。所谓X—非效率是指独家垄断下企业经营目标偏向于守成而非进取，从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莱宾斯坦认为，哈伯格的研究内核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该方法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能够有效地购买和使用生产要素。哈伯格三角形只考虑到资源的配置非效率，即垄断的社会成本仅为价格和数量扭曲引起的，这忽视了企业从竞争转入垄断后，失去竞争压力的企业将会出现X—非效率。如图6－3所示，垄断一方面使价格从上升产出下降，产出从社会最优的Q_c减少到私人最优Q_m；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X—非效率使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从LRAC1上升到LRAC2。这样，配置非效率引起的福利成本为哈伯格三角形的面积，而X—非效率引起的福利成本为四边形P₀CEP_m的面积。于是，垄断所造成的总社会福利损失，应为配置非效率的哈伯格三角形ABC和X—非效率的四边形P₀CEP_m的面积之和。

图6－3　配置非效率与X—非效率

实际上莱宾斯坦也承认，由于配置非效率仅涉及净边际效应，重新配置的福利影响必然很小。传统分析基本假定，企业能够有效地购买和使用投入要素，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价格和数量扭曲的结果。虽然某些价格和数量扭曲也许很大，但所有的相对价格都发生大的扭曲看起来不太可能。相反，如果缺乏竞争压力，企业因管理上的低效率而未能有效地购买和使用投入要素，所引起的潜在福利损失要大得多。在免受高竞争压力的企业中，莱宾斯坦指出引起X—非效率的3个原因：第一，不完全的劳动合同；第二，不能完全确定或确知的生产函数；第三，未能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购买或使用的投入要素，或者即使通过市场交换，但对所有买者来说，交换的条件也并非一视同仁。^[4]在这些条件下，企业成本最小化的假设并不正确。结果，企业和经济不可能处于在资源约束决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相反，许多时候是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运行。

（三）塔洛克四边形

莱宾斯坦对哈伯格三角形的扩展解释，在塔洛克看来只是讲到竞争压力缺乏导致的停滞低效率，并没有触及垄断福利损失的核心。正是对莱宾斯坦假说的不满，激发了塔洛克对此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这即是1967年的经典文章“关税、垄断与偷窃的福利经济学成本”的直接缘起。回到图6－3，塔洛克认为，私人生产最优偏离社会最优，这给私人生产者带来的高达P0CBP_e的垄断利润，或者也称为垄断租金。不难想象，为了攫取这部分经济租金，垄断企业将不惜耗费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用以寻求或维护垄断地位，而大部分情况下，企业是通过游说或贿赂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行政手段为其保持这种垄断租金。简单地说，如果寻租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最终垄断企业为获取这部分垄断利润所付出的维护租金的成本将正好为垄断租金四边形P0CBP_e的面积。并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这部分维护垄断租金的支出并没有带来更多的产出，相反仅仅是在攫取和争夺垄断租金的过程中被白白耗费了，即后来巴格瓦蒂意义上的直接非生产性行为（DUP，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duction）。当然，如果再将寻租竞争过程中，其他生产厂商为竞争此垄断租金所付出的成本考虑在内，那么寻租行为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将要比哈伯格三角形和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的损失大很多。

专栏6－1　戈登·塔洛克

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2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1947年被录用为外交服务人员，并被派往我国天津市。一系列政治生涯后，1958年塔洛克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中心和布坎南一块从事研究工作，在寻租、投票等公共选择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视为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之一。代表作包括：和布坎南合著的《同意的计算》，为公共选择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现代寻租理论的开山之作——1967年的《关税、垄断与偷窃的福利经济学成本》。另外，塔洛克还是《公共选择杂志》的创办者。由于在公共选择领域的出色贡献，塔洛克获得1998年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奖（distinguished fellow）。

（四）克鲁格的贸易限额管制与寻租

克鲁格论文讨论的是市场导向型经济，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各个方面，而这些限制产生形式各异的租金，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有时候这种竞争完全合法，在另一些时候，对这些行政垄断租金的寻求则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行，比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克鲁格的文章建立了一个竞争性寻租模型，说明对国际贸易施加数量限制将会产生围绕租金的竞争，进而利用印度和土耳其的数据对寻租的成本做了粗略的度量。她发现1964年印度的租金额占到国民收入的7．3%，而土耳其1967年仅进出口许可证租金额就已经达到国民收入的15%。另外，就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方面，克鲁格还指出：第一，竞争性寻租使得经济运行处于有效率的生产技术转换线以内；第二，数量限制产生的福利损失无疑比同等数额的关税限制产生的福利损失要大；第三，竞争性寻租使某些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显然，一方面对寻租产生机制的论证规范性上，克鲁格的文章确实要比塔洛克的开创性文献略胜一筹；另外，克鲁格对土耳其和印度的寻租成本的估算也更加符合杂志编辑的种种考虑。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克鲁格的文章被视为现代寻租理论的正式开端。自那以后，垄断或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寻租现象的政治经济含义，开始引起公共经济学家们广泛的注意。

二、寻租的基本面分析^[5]

（一）寻租的定义和特点

一般来说，寻租是指那种利用资源并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超过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塔洛克1967年的经典文章曾给寻租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寻租是指人们为了获得垄断或取得政府其他庇护而从事的活动；另外，公共选择学派的另一位开创者詹姆斯·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活动。虽然，已有学者有关寻租的定义存在差异，但大家一般都认同寻租活动的实质就是为维护既得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也有学者主张这种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可以称为广义的寻租活动。狭义的寻租活动则是具体指现代社会中最为常见的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的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的行为。

寻租活动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它们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第二，它们本身白白耗费了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无益的活动上；第三，这些活动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例如，如果政府官员在这些活动中享受了特殊利益，政府官员的行为将会受到扭曲，因为这些特殊利益的存在，会引发一轮追求行政权力的浪费性寻租的竞争；同时，利益受到威胁的企业也会采取行动“避租”，与之抗衡，从而耗费更多社会经济资源。因而，通常人们也将寻租活动视为一个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即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

（二）寻租与寻利的区别

为什么经济学家把这些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称为寻租？寻租与普通的市场生产交换中创造的垄断利润在性质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呢？众所周知，租即经济租，在经济学里面最初的意思是指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而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选择某种机会所放弃的所有其他机会中最大的价值。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推演中，实际上不难发现，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里面，每种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中的使用和配置，最终都将实现机会成本和要素收入相等。简单地说，在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平滑流转经济中，将不允许存在任何超额利润，这种状态通常也称为一般均衡的无套利条件。换句话，如果某个产业中要素收入高于其他产业的要素收入，那么这个产业中存在着该要素的经济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吸引该要素由其他产业流入有经济租存在的行业，进而该产业的供给增加产品价格趋于下降。于是在规模经济不递增的前提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完全耗尽所有租金套利的机会，即要素自由进出保证最后所有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中只能获得平均利润。所以，按照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只要市场自由竞争，要素流动在各个产业之间不受阻碍，所有行业中任何生产要素的超额收入（即租）不可能长久稳定存在。

然而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结构中，短期里生产要素在一个行业中的经济租，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是社会经济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摩擦不断调整、不断适应的正常现象。例如在熊彼特看来，当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发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引入某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或者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时，他的企业就能享受高于其他企业的超额收益。这时候，我们也把这种创新活动称为“创租活动”（rent creation），或者可称为“寻利”（profitseeking）活动。当其他企业家看到应用这一新技术或生产这一新产品有（超额）利可图，就纷纷起而效之，涌入这一市场，从而使产品价格降低，超额利润（租）渐渐消散。后者的行为，也属“寻利”范畴，寻利活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表现，其作用是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产品。因而和寻租活动是直接非生产性支出，将稀缺的社会资源耗费用于既定租金或利益的分配性努力不同，寻利活动的本质上是对新增的社会经济利益的追求，这些活动将直接诉诸于生产性支出，最终为社会供给了新的产品或劳务，增进了社会总福利。

（三）寻租的分类

首先，寻租活动可以采取合法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非法的形式。合法的活动如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本身的独家垄断地位；非法的行为比如行贿受贿、走私贩毒。另外，根据寻租引致的派生层次差异，布坎南认为寻租活动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1）垄断权的潜在获取者的努力和支出；（2）政府官员为获得潜在垄断者的支出或对这种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3）作为寻租活动的一种结果，垄断本身或政府所引发的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6]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城市政府用发放有数额限制的经营执照的办法人为地限制出租汽车的数量，那么市场上的出租车数量就会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人们受到这种超额利润的吸引，就会想办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官员的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们就会争相贿赂讨好这些官员，从而产生第一层次的寻租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而使官员享受特殊利益，又会吸引人力物力为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如果部分或全部的出租车超额收入以执照费的形式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又有可能为了这笔财政收入分配而展开第三个层次的寻租。

最后，根据对市场条件扭曲程度的差异，巴格瓦蒂又把寻租或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在该活动发生前后，市场条件都是扭曲的。例如上述对于政府收入的争夺战，起源于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其结果也不会改变这种限制。第二类，在非生产性活动发生前市场条件使其扭曲的，但该活动的效果是对市场条件扭曲的矫正。比如一些希望通过竞争获利的企业通过游说的方式使决策当局废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法令。第三类非生产性寻利活动是那种使市场扭曲从无到有的活动，比如上述寻求政府保护来维持既有利益的企业行为。第四类活动在发生前后都不会增加或减少对市场活动的行政法律限制。合法的如有关经济纠纷的法律诉讼，非法的如偷窃活动。

三、寻租的福利经济成本

事实上，正如之前的论述指出的，寻租问题的讨论直接源于对垄断的社会福利成本损失的争论。因而一般认为寻租的福利成本不仅包括垄断所造成的普遍社会福利损失，同时还必须将寻租过程中所耗费的庞大人力物力，以及寻租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计算在内。塔洛克之后，许多研究者也对一个社会的寻租成本做了许多定量估算，比如克鲁格对印度的测算表明，寻租成本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3%；另外一些研究者的计算认为，寻租成本有时可能高达一个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的58%。^[7]虽然就具体福利损失估计仍旧存在许多分歧，但是理论上已有学者一般都认同寻租成本大致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第一，哈伯格三角形和塔洛克四边形；第二，寻租所带来的社会道德成本，以及更重要的寻租规则流行导致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或扭曲性配置；第三，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耗费了生产性资本，抑制了发明创造，进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利。

（一）哈伯格三角形与塔洛克四边形

如图6－4所示，私人垄断厂商边际成本曲线MC与边际收益曲线MR的交点为C，则垄断所造成的直接福利损失为哈伯格三角形ABC的面积，因为从私人最优的产出水平到社会最优的生产规模，每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边际收益MR，都将超过生产的边际成本MC，因而产出不足将造成福利损失，但是此时垄断厂商将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P₀CBP_e，这即是莱宾斯坦意义上的价格数量扭曲的配置非效率。进而为了攫取或维护市场上的这种垄断势力所带来的垄断租，垄断企业将耗费部分资源游说政府，理论上，如果寻租市场竞争完善，则垄断企业为获取垄断权利所支付的寻租成本应该刚好为垄断租的大小，即塔洛克四边形P₀CBP_e的面积。这背后暗含的基本道理是：充分竞争的寻租市场，最终保证所有行业或企业将只能获得平均利润。显然，寻租过程中所耗费的支出，比如送礼或者贿赂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价值，因而应该是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当然，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垄断租金规模较大，那么将会吸引更多垄断厂商为此展开寻租竞争，获胜企业支付的寻租成本大小为垄断租，而其他企业所耗费的寻租成本对社会而言同样也是直接非生产性支出，因而也是寻租成本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寻租竞争互动，为这个垄断权利所支付的寻租成本将大大超过垄断租的价值。这种寻租利益方之间的寻租互动所造成的高昂社会福利净损失，也正是塔洛克1967年的开创性文献着力论述的重点之一。

图6－4　哈伯格三角形与塔洛克四边形

（二）社会道德成本和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

寻租活动不仅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同时还带来社会风气的沦丧或社会道德成本的急剧上升。正如克鲁格指出的，寻租的普遍化和制度化，终将导致生产厂商将注意力从生产转为租金攫取的分配过程，社会整体的道德感下降，这对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另外，和静态的垄断福利损失分析思路不同，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指出，寻租的另一个重要成本是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主要不是取决于该社会企业家资源的多寡优劣，而是取决于该社会制度机制对企业家资源的引导和发挥，并且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社会中企业家才能的总量将相对较为稳定，但是企业家的行为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分。现代社会中，影响企业家资源在生产领域配置的因素往往与政治法律方面的寻租机会相联系。过高的税收，政府对经济事务过多的干预，过于繁杂的法律系统，低下的行政效率等，都可能产生鼓励企业家资源作为非生产性应用的机制。

（三）资源配置扭曲与经济增长

在一些学者看来，寻租不仅造成垄断的福利损失，关键还在于资源的错误配置或配置扭曲，最终对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影响。而寻租所造成的垄断，也部分抑制了经济中发明创新活动的开展。举例来说，如果某个时刻，社会开始就某项垄断权利进行寻租，则寻租支出增加将使得研发技术方面的投入下降，进而资本积累差异将导致未来经济生产率受到影响。如下图6－5所示，横轴t为时间，纵轴Y为产出，最初社会发展轨迹为G₁。假设第一种情况，在时点T发生了一场为科技发明权而产生的科研竞赛。由于竞争者把资源移用于科研，减少了生产，所以产出水平由A降低到B。但是，由于科技发明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产出增长速度从B点开始加快，沿着一个更为陡斜的轨迹G₂增长。进一步，假设第二种情况，在时点T发生的是一场寻租竞赛，且寻租者挪用的资源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多，那么虽然一开始产出的下降一样，但由于寻租白白耗费了社会资源，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降低了生产效率，所以产出增长速度减慢了，从此沿着一个更为平缓的轨迹G₃增长。

图6－5　寻租与经济增长

四、寻租与设租

以上分析表明，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导致权利租金在经济生产中广泛存在，由此也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寻租机会。鉴于寻租或巴格瓦蒂意义上的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可能对社会道德成本、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因而分析寻租活动赖以维持的经济社会条件，并进一步思考如何遏制寻租，将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就寻租赖以维续的经济社会环境而言，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曾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和“抽租（rent 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政客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另外，克鲁格曼则认为，寻租活动的蔓延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因为寻租的存在，市场公平性受到损害，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发生了根本的质疑。于是人们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这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寻租活动往往还有以下特点，即一项政府政策造成的市场扭曲越是严重，有关人员和利益团体享有的租或剩余就越多，于是这项政策就越是难以得到矫正。但是他们也指出，一项扭曲市场的政策要延续下去，需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政策造成的扭曲相当严重，从而形成一个积极维护这个政策的利益团体；第二，该政策造成的租应当集中在少数寻租者手中而不易轻易消散。

另外，对于如何改善寻租所造成的浪费。康格尔顿（Congleton）曾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他认为通过改进政治民主程序的实施方式，寻租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可以部分得到改善。塔洛克也认同通过政治决策程序的改进，比如从简单多数转换为受限制的多数投票，再比如多使用全民公决制度等，均可以减少甚至是“消灭”寻租。康格尔顿的分析利用一个比较巧妙的例子，对不同分配方法所产生的寻租及其对社会福利的损害，做了一个简单的阐释。假定一笔不可分割的社会财富，价值10万，社会上只有两个利益团体甲乙。康格尔顿考虑如下3种分配方式，第一，这笔财富的分配有赖于两个团体之间的直接抗争来决定。谁花费在抗争中的代价高，谁就将获得全部财富；第二，这笔财富由一个社会的总管或大家长来决定分配，总管的决定取决于所得贿赂的多寡。同时，在某个团体向总管行贿时又必须相应地花费一定的代价来掩人耳目；第三，这笔财富由一个三人委员会投票决定分配，而每个委员投票给哪一方完全取决于哪一方给的贿赂的多少。同时，任何一方向委员会贿赂时也须相应花费一定的代价来掩人耳目。

根据康格尔顿的分析，第一种方式成本最高，因为抗争中每人将耗尽趋于10万进行竞争以获取财富，因而双方的耗费都将接近10万。第二种方式在竞争上的支出也大致与第一种类似，接近于10万，但是支付的贿赂部分成为总管个人的收入，对整个社会而言不算是浪费，只有用于遮掩贿赂的开支才是纯浪费。因此，第二种方式的社会成本低于第一种。第三种方式的特点是双方花费不会趋于那笔财富的价值，反而会趋于零。因为在三人委员会的投票决定胜负的情况下，每一方只要争取两个人投自己票就可以赢。如果第一轮甲选择贿赂每个委员2万，即（2，2，2），乙只要选择（2．5，2．5）就可以获胜；而甲又可以针对乙选择（0．5，0，1）获胜。总之，如此以往，双方的寻租开销会越来越小。康格尔顿试图证明，用委员会表决的民主方式决定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更有效率，能够更好地抑制寻租机会。希金斯和托利森则主张开放第一层次的寻租竞争，促使第一层次的寻租活动中的租金消散，这样就可以减少寻租活动的预期所得。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发育不完全是寻租的主要原因，他们主张用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压抑，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健全法制等办法来减少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