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城市化都不只是一个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过程，它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而这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具体到农民进城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跨地区流动的，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 335万人，本地农民工8 888万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 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 884万人，本地农民工10 863万人。[1]因此，城市化中的关键矛盾不是农民在本地进城的问题，而是农民跨地区进城问题，更具体地来说，主要就是在东部大中城市的那些无本地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如何转为本地市民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而城市化速度应该多快，城市体系如何合理化却是争议的焦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通常一个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半的时候，其城市化速度是有所加快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具体的体现是，“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当前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而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11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51.3%，而201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6.10%。[2]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是在城市人口规模和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
在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和政策干预之下，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诸多扭曲。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体系和城市布局不合理，城乡间收入差距仍然巨大，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等问题逐渐凸显，并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社会和谐。这一章将基于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不应用行政手段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不应牺牲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随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更为自由地配置，城市体系的调整必将伴随着经济向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进一步集聚，而且这一道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区域和城乡间人均收入的平衡，从而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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