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些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若干流行观点之管见

理论探讨:对近些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若干流行观点之管见

郑建成　贾保华

摘　要:改革开放30几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国内外专家学者相继提出了“大国论”、“责任论”、“世纪论”、“崛起论”、“G2论”、甚至“超美论”、“威胁论”等来形容当今的中国。经过我们分析论证，上诉理论都或多或少忽略了如下基本常识:中国是一个人口特大国、经济大国和人均收入小国。而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同时存在与长期存在。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研究分析显然存在理论范围狭小、目标单一、缺乏人本主义等普世价值基础。好的理论能变成精神力量，并转化和创造出物质力量；不够好的理论容易把本国人民甚至政府的注意力引向其他，从而导致发展走向企图，并在国际上招致误解、猜疑甚至敌视。要消除因此而引起的歧义和误解，尚需我们作出正确的解释及相当长的时间和努力。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　大国论　崛起论　三位一体

国际经济学者通常依据某种经济理论对不同国家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有意无意地对相关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或进行着比较和取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所依据的国际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和调整，而且，这种变化和调整依然在进行中。

大致划分一下的话，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研究所依据的主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因此，除了中性的专业经济术语和概念之外，还包括了国际资本、剥削、劳动力、生产关系、三个世界等具有特殊含义的术语和概念等。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逐步进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很多原先不大使用的或者比较忌讳的基本术语也相应地流行起来，比如市场、价格、利润、发展、富裕等等。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然是大学经济学课程中的必修课，也依然是中国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

除了这些基本术语的变化，还有一些学者不时地提出一些新颖的、出众的、甚至颇有魅力的观点或口号。比如，自从1997年中国较为成功地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诸如中国“大国论”、“责任论”、“世纪论”、“崛起论”、“G2论”、甚至近几年的“超美论”等观点。

由于太多太繁杂，我们没有按照一般学术论文的要求来一一指名道姓地列出这些学者的姓名、并一一举出这些观点的出处。而只是想对这些流行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大、同时引起的争论和误解也很大的理论观点，做一个简要分析，并指出它们的不足，以期提倡和宣传这些观点的学者或机构能够引起注意、并有所改进，因为实际上，它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大学讲堂。

另外，我们想说明的是，正如上述列举的各种理论也可以算是百花齐放中的几朵鲜花一样，本文的评论意见也应该算是百花中的一朵，它的目的不是想取代其他的花朵，而只是想为学术繁荣贡献一点力量，为国际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提出参考意见。

一、新观点在短时期内密集产生，但缺乏必要的探讨，因此较为粗糙

众所周知，近几年我们听到了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或亚洲的经济现状与未来展望的各种理论观点。其中，大部分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如大国论、责任论、世纪论、崛起论、G2论、超美论等；也有少部分是消极的、负面的，如“威胁”论、“崩溃论”等。

这些观点，有不少都是来自国外，然后经过我们的学者的包装或加工，在国内各种媒体、会议、文章中流传开来，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有少数是国产，比如“崛起论”等。而这些观点经过我们媒体、学者、文章的对外宣传，又在国外产生了新的议论或新的影响。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观点的密集的出现，不仅是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普及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的结果。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它们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很容易流行和普及。

其次，这些观点由于很多是国外专家学者或权威机构（如世界银行或IMF等）提出来的，因此，具有权威性。特别是往国内引进的时候，有更大的说服力。其中，有些积极的、正面的评价和反响传回国内，又鼓励和助长了这些观点的进一步流行。同时，有些消极的、负面的评价和反应则没有引起国内有关学者和机构的重视。

最后，它们对于我们研究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也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角度和参考。因此，不仅专家学者，就连政府官员、甚至政府文件也经常引用，甚至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我们的思维定式、分析工具或决策基础。我们认为，这与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较大、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等现象，恐怕也有某种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但是，坦率地说，这些理论观点由于产生的时间不长，同时也缺乏必要的深入的争论和批评，因此，它们普遍显得理论基础不够坚实，内容结构较为粗糙；用来说明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也显得有些勉强。特别是由于国外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有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把这些理论观点（包括那些“进口转外销”的观点）向国外读者介绍和宣传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而且实际上也确实产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在此，我们有责任对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和建议。

二、各种新潮理论忽视了中国经济基本特点，即人口特大国、经济大国和人均收入小国

有些常识似乎众所周知，但是，某些专家学者在构建新潮理论的时候，在分析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的时候，却似乎忽略了这些常识:

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常识之一，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口特大国、经济大国和人均收入小国。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同时存在与长期存在。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那些新潮的或流行的理论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使用了崭新的方法或事实，以至于动摇或颠覆了我们的常识，而是因为它们忽视我们的常识，才导致了我们对它们的合理性与可靠性的怀疑和动摇。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常识是:尽管中国在GDP总量上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按人均GDP却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而且，GDP的最大缺点，是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统计，而不追问是谁生产、谁收入的。更能反映实力的指标应是GNP（国民生产总值）。它是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指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等）总和价值。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GDP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它是“生产”的概念，GNP则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直观地讲，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报酬、投资收益（包括红利、股息和利息等）的净额，减去外国在本国获得的净额。即: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外净要素收入-外国在本国净要素收入。GNP更能反映一国真正的经济实力。

众所周知，日本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资，那么，它的GNP就比GDP数字要大。在2001年度，日本的GNP比GDP高8.5万亿日元（大约折合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2.5个百分点，即使是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率为零，有来自国外的这800亿美元的投资净收入，也可以保证其GNP增长2.5%左右。相反，中国有大量外国投资企业，这个企业都是避税高手，他们创造的GDP，大部分并没有转化为中国的实际收入，跨国公司尽管在中国生产，但主要利润被其通过各种渠道汇回国内，中国只得了数量极少的工资和税收，显然，这部分生产对中国并无多大意义，这一部分无疑应当减去。当然，到底减去多少，我们还不确定数字，但估计不会少于GDP的10%～15%。所以，中日的经济差距远不止是表面那么大，如果以GNP计算，大约应在30%左右。

三、若干流行观点的主要不足是强调总量，忽视个量

尽管近些年流行的上述理论观点确实有鼓舞人心、或危言耸听（如平美国论或超过美国论等）的宣传作用，但是，从国际经济理论的比较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分析的基础都是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总量（如GDP的数量），然后根据过去一个时期的年均增长率，推算出今后某个时期的结果。

因此，它们的共同缺陷是:

（1）就像从前很多国家的统治者或学者把人口规模当做国力强弱的基本要素一样，现在的很多国内外的政治家或专家学者把经济总量当做了衡量和判断国力强弱的基本要素——他们陷入了“唯总量论”——即只看总量，忽视个量；只看总体，忽视个体；只看国家，忽视个人。他们并不比那些单纯强调人口作用的理论家的前辈们高明多少——甚至更差——他们的理论很容易导致“GDP总量至上”或“GDP第一”的政策导向，甚至“GDP崇拜症”。

而且，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尽管中国世纪论或崛起论似乎是和中国威胁论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两个派别，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基础和分析的侧重点是共同的，就是把国家的经济总量当做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指标——因此，他们殊途同归。

（2）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人均收入这个关键指标，从而忽视了“人”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把这个指标作为理路分析的基础的话，各种形形色色的“崛起论”或“世纪论”或“威胁论”的文章，再往下做恐怕就很难了:

以中国为例，目前人均收入只有4 000多美元，尚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仅大大低于世界银行分类的高收入组的3.8万美元的平均值，甚至低于中国所在的中高收入组的5 884美元的平均值。还有，由于各种特色的原因，中国的财富极端两极分化，大量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处于底层的收入者大量存在。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颁布的购买力平价（PPP）统计，2007年，中国贫困人口达4.3亿（每天消费在1至2美元之间）。4.3亿是什么概念？是美国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且不说为此已经付出和继续付出的各种高昂的环境的、社会的、政治的等诸多代价。难道这也称得上是“崛起”吗？或者，它是哪种性质的崛起呢？

如果再联系到世界银行分类的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之间的不断扩大的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甚至恶化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在威胁谁啊？

（3）一旦我们的理论家或分析家把“人”，而不是把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目标的话，那么他们下一步必做的事情就是——解决如何提高人均收入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派生问题。

比如，仅以中国农业为例。是应当让农民继续停留在生产率和收入低下的第一产业，还是应当鼓励让他们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果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和收入，是应当采取传统的生产方式，还是应当采取当代农业科技？如果采取前者，它是否也符合当代的绿色或环保的要求，同时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低生产率和低收入？如果采取前者，那么，应当以农业机械化为主，还是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为主？如果以机械化为主，那么，是应当以美国那样的大农和大型机械为主，还是日本那样的小农和小型机械为主呢？假如让农民进城，是应当鼓励他们在城里定居，还是应当让他们自由流动（比如，在城市经济不景气或农忙时期可以返回农村）？他们的下一代子女，应当在城里还是农村接受教育和就业，以及这种教育应当是何种形式和内容？如果城市接纳他们，那么，现有的和未来的城市户口、住宅、教育、卫生等方面，需要进行哪些必要的改革与调整？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应当如何处理？城里人与这些新城里人的关系应当如何改善？等等。相关问题恐怕不下百八十个。这些问题构成了巨大的理论之树，而它们的解决则必将会结出丰硕的实践之果。

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恐怕都需要我们的理论家和分析家拿出全部精力、热情、智慧和才能。因此，这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的研究，不会产生崛起论、世纪论或威胁论那样的轰动效应，但是，它们每个问题的解决，都能有效地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的状况与水平——它们比那些抽象或空洞的崛起论，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的崛起（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临时使用“崛起”这个容易引起争议和歧义的字眼），也能更有效地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威胁。

四、现有理论框架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且比若干流行观点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人墨客优良品格，现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家也有标新立异或与众不同的强烈追求，但是，真正的理论大家却可能遵循孔子提倡的那种“温故知新”方式——即并不特意追求那些新潮、出众、噱头的观点或口号。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对其未来的展望，我们不打算一一点评所谓崛起论、世纪论、大国论、责任论、G2论、威胁论或超美论之类的新潮观点，而只打算复述一下已有的、且获得广泛共识的国际经济发展论——我们认为它最适合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也最少引起外界误解和猜忌——的主要观点。

下面是曾经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美国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Michael P.Todaro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对发展论的主要内容的概括——教授使用的是提问法:

（1）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同的经济概念和理论对于理解发展过程有何作用？

（2）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何这么大，而且还在继续加大？

（3）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哪些人能够从这一增长中获益？原因何在？

（4）经济欠发达现象是由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引起的？它们各自有哪些理论观点描述？

（5）我们能够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那种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初始条件与工业化前夕的发达国家的初始条件相比，有何异同？

（6）全球化的含义是什么？它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影响？

（7）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8）国民健康状态不佳对发展有何影响，应当如何解决？

（9）人口增长是否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大家庭在普遍贫穷和经济不安全的背景下，是否有经济意义？

（10）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特别是在城市）为何如此严重？为什么依然有很多农村人口不断地迁往城市？

（11）如何才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是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农村体制（含土地的重新分配、道路、交通、教育以及信贷等）？

（12）什么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是否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谁应承担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责任——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13）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是否真正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它们仅仅是使某些特殊集团或阶级得以保持其财富、权力和影响的一种机制？

（14）扩展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真的有利吗？其利益是如何在一国内部与各国之间分配的？

（15）发展中国家应当促进农产品或低附加值等产品的出口，还是应当通过建立本国的重化学工业化或高科技产业，并出口其产品？

（16）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看待外资和外债？它们的作用和含义是什么？

（17）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在何时、何种条件下采取外汇、关税、进口配额等措施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或改善国际收支问题？IMF或世界银行的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影响？

（18）是否应当鼓励大规模的、强有力的多国合作投资于贫困国家经济？其理由和条件是什么？“世界工厂”和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是怎样的？

（19）来自富国的经济援助的效果如何？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当继续寻求这种援助？其条件和目的是什么？

（20）发展中国家应当通过自由市场和经济私有化来解决经济问题，还是应当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

（21）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和财政政策发挥着什么作用？高额军费开支汇刺激、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

（22）前苏联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型将如何影响国际资本和援助流向第三世界？

（23）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终大的问题有哪些？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助于还是阻碍了发展进程？

这个课题目录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罗列，不过，因为篇幅所限，我们还是就此打住。读者可以看到，仅对上述二十多个问题及其派生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就足以在我们眼前展示出一棵根深叶茂、果实累累的理论之树的形象，相比之下，那些世纪论、崛起论、大国论、超美论、威胁论等等无不显得苍白和空虚——比如，后面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涉及人口、妇女、家庭和失业等问题，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更不会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或少数族裔了）；是国力，而不是人力；是经济或科技（或军事）指标，而不是“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甘地语）指标。因此，当读者继续阅读托达罗的著作的以下论断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国际经济发展论的深度和力度了:

当我们把发展视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系统向着“更美好”或“更人道”的生活前进时，我们都相信……要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门或核心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些核心价值是——基本生活需求、自尊、自由——它们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它们与所有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中的基本人类需求相联系。

接着托达罗教授简要解释“发展”所具有的三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的主要内容:

（1）基本生活需求。它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这些基本需求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或严重匮乏的时候，就意味着存在“绝对不发达”的状况。只有这些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一个人才能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正如联合国《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带着既定的潜在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施展它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也为下一代提供发展的机会。人类发展的真正基础是对每一个人生存权利的普遍承认。”

（2）自尊。即一种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有的人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尽管这些形式可能被称为权威、个性、尊严、尊重、荣誉或社会承认。第三世界意识到，发展是获得尊严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3）自由。它的含义是与政治自由有所不同，主要是指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从自然、无知、其他社会成员、悲惨的境况、种种惯例及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它意味着社会及其成员具有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在追求发展目标的时候所受到的外部束缚最小化。正如W.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增长，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

从上面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其他时髦理论，朴素的经济发展论的内涵和外延显然要更为丰富。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其实也完全可以纳入这一理论框架，并用大量的实例为其增光添彩，并把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一大步。

同时，如果我们的理论家或宣传家当初能够沿着这一主流理论的框架来构筑中国经济发展论的话，无疑会在国内、特别是在国外赢得更多的理解、同情和帮助。当然，也确实有一些国内外的理论家和分析家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声音不大，影响不大，并很快就被崛起论及其对立面的威胁论所淹没了。

当然，公正地说，那些崛起论、大国论、甚至威胁论等观点，与上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一个国家的崛起肯定离不开经济发展；所谓大国若无强大的经济规模相匹配就不过是徒有其表；而一国经济发展若偏离常态、或打破原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分工的平衡，也很容易被视为威胁。而且，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这类的研究和分析，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虽然不赞成、也不采用这些理论来进行中国经济的国际比较，但是也不反对别人有宣传和使用这些理论的自由。不过，平心而论，这类理论范围较为狭小，目标较为单一，缺乏人本主义等普世价值基础，加上成型时间较短，论述较为粗糙，因此引起的歧义和误解较多，其进一步的完善尚需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努力。

一个好的理论或观点，能够打动人心，能够变成精神力量，并转化和创造出物质力量；同时，它可以把人民和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重点问题上，拿出全力解决，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一个不够好的理论或观点，容易把本国人民甚至政府的主要注意力引向其他方面，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走向歧途，并在国际上招致误解、猜疑甚至敌视。而当我们不清楚哪个理论或观点是“好”或“不太好”的时候，一个较为稳妥的选择是在学者的小范围内充分讨论，而不是马上把它作为政府的决策或决策的依据，更不是使用各种大众媒体广泛宣传，特别是对外宣传。同时，对其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作出必要的和慎重的评估。

五、如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将成为今后中国政府的重大课题，并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上述中国经济所谓“三位一体”的特点，我们认为，今后中国政府的长期的经济发展的任务和重点，将是如何提高人均收入。它将分为三个阶段:

（1）首先是将中国人均收入提高到世界银行分类的、中国所在的中高收入组的平均水平，即人均5 883美元；

（2）将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的9 097美元；

（3）将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目前中国所在的中高收入组的上限1.2万美元。

请读者不要低估这几个数字，虽然我们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些数字。如果我们实现第一阶段的目标，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就相应地增长了20%左右；第二和第三阶段目标的实现，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又翻了一番。

那么，它与前面我们评论的那些流行观点有何不同呢？我们是通过增加个人的收入来实现增加经济总量的，由民富达到国强。而它们是只强调经济总量的增加，民富不富未知。

这里，我们没有涉及达到第三个阶段的水平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或目标，因为那可能是相当遥远的事情。因为那时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均收入即将迈入世界银行分类的高收入组的门槛——目前它的平均数是3.8万美元。从1.2万美元到3.8万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飞跃。只有到那时，我们现在批评的世纪论或崛起论才有可能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已经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真的还需要提倡“世纪论”或“崛起论”吗？

另外，我们也没有涉及在达到上述3个阶段的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解决的各种相关问题，如人口、环境、资源能源、制度改革、贫富差距、国际市场变化、对外经贸关系等等。简单地说，我们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同时，国际经济关系也需要改善。

最后，坦率地说，我们虽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有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深知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艰巨性和国际经贸环境的严峻性。如果，我们能够一贯保持客观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积极应对各类充满不确定性的艰难险阻，而不是一味地盲目乐观、高估自身实力，那么我们必将迈入一个良性有序、踏实稳健的发展轨道。等待我们的或将是一个有别于我们过去一切时代的、崭新的、不需要任何争议、怀疑甚至恐惧的实实在在、健健康康的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1］托达罗.发展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3］吴敬琏，等.寻找真实的成长—中国2012.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4］逃离烦器、龙的心007之博客.http://blog.163.com/book＿lxz/blog/static/54753595200941944421239/.

［5］http://user.qzone.qq.com/330877974？ptlang＝2052＆ADUIN＝330877974＆ADSESSION＝1346388286＆ADTAG＝CLIENT.QQ.4753＿QzoneMiniportalLink.0JHJ！app＝2＆via＝QZ.HashRefresh＆pos＝1297190504.

［6］来自网络大量关于“大国论”“崛起论”“G2论”“超美论”“威胁论”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