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刷术起源之讨论的一点管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韩国新罗王朝故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了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雕版印刷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就此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论文，如张秀民《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李兴才《论中国雕版印刷史中的几个问题》、钱存训《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略评》，都指出此经为唐朝印本。但韩国学者仍有不同的看法。最近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还是韩国》（《中国文物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三版）、《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和地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九九六年第六期），则对韩国学者提出的印刷术韩国起源说，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并补充了若干论据。这当然不仅仅在于明白确定一项古代科技的发明权，而更在于表明对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所应抱持的审慎与科学的态度。因此，潘先生的文章自然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关注。

关于雕版印刷的起源问题，众多学者已经作过不少认真的探讨与研究。九十年代初印刷工业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印刷史料选辑》四册，收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虽然某些问题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其基本轮廓可以说已取得共识，由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贯通起来的一条线索，即便某一环节尚为虚线，其大体上的走向却依然是清晰的。可以认为，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民间，而发轫在唐代前期，由印刷单张的佛像、经咒而及于单据、历书、字书，至八世纪下半叶的咸通年代，则雕印书籍，即已遍于长江、黄河流域，臻于大盛。要之，雕版印刷的出现，有一个发生、发展的积累与延续的过程，并且，它绝非一项单纯的技术发明，而是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思想、历史紧密相关，且由这种种因素酝酿、催发而成。讨论它的起源地，当然尤须作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决不是一件孤立的标本就可以确定，更非若干推测之辞就可以定案。以往中国学者在讨论雕版印刷起源期所一贯采取的谨慎态度，正是坚持了这种以文献与实物为讨论问题之根本依据的认真负责的精神。

三十年来，韩国学者对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作了大量研究，一九九四年清州大学人文大学副教授金圣洙发表长文《关于韩国木版印刷起源年代的研究》，总结、归纳了各家之说，这里面反映了韩国学者围绕此经刊行年代所进行的种种论证与探讨，当然值得重视，但由这一件印本发现在韩国便得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则未可服人。金文在“结论和提议”部分中，综合了李弘植、任昌淳、千惠凤等教授的观点，得出结论，“因为本经的字体及纸质非常古朴，不可能是唐朝的输入品，而应该是新罗自己雕刻印刷的。”为什么字体及纸质古朴就应该是新罗的印本呢？这一断语显然毫无说服力。潘文认为：“庆州发现的印本存在着唐刻和新罗刻两种可能，只有证明它不是唐刻本后，才能断定它是新罗刻本，至今为止，韩国学者还没有足够证据否定此本为唐刻本，因而其新罗刊行说和印刷术韩国起源说，难以令人信服。”可称持平之论。对此，钱存训认为，庆州所出经咒为唐代中国所印刷，主要理由有三：一、楮纸、字体及制字都是源自中国，使用普遍，也是中国产品的特征，有大量文献及实物可以印证，即使新罗或日本也曾采用，但出现在唐代中国的可能性也远较新罗为高。二、新罗时代的文献中并无有关印刷的记载，而朝鲜最早的印刷品直至十一世纪高丽时代才开始雕印，其间相距约四百年，如果此经为新罗印制，不可能无其他印刷品的记载或实物出现，而使这一印刷品称为孤立事件。三、当时唐代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新罗遣唐僧数次携归大部头的佛藏，数以千百卷计，则此卷印本陀罗尼由遣唐僧带回，或系中国寺庙赠送佛国寺作为新建释迦塔的一件纪念品，则推断较为合理。钱氏的三点论据，以第二点最为关键。若果如韩国学者所言，“《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汉译后马上以手抄本形式传入新罗”，“从中国传来的陀罗尼经被新罗人苦心思考后，以木板印刷形式被刊印出来”，则印刷术在韩国的“发明”乃由此经的入传而成为一个突然发生的奇迹。那么，在它纳塔供养之后，突然发明的印刷术随即突然消失，而留下一段长达近四百年的空白，岂不成为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对此，如果把中国和朝鲜半岛双方的印刷品遗物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出来，这一重要发明的来龙去脉当可以看得更清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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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不难看出，中国木版印刷术的发展历程有一条鲜明的轨迹，递进过程历历在目；曰韩国八世纪前期已发明印刷术，既无根据，便不合逻辑，无法成立。潘文重申“中国是木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源地”、“其他国家的早期印刷归根结底是在中国技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正是表明了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学术立场。

不过，对表中所列事项的系年及有关材料的取舍，尚有必要略作说明，因与潘文所论稍稍有异，如潘文认为，“一九七四年西安发现的梵文陀罗尼咒印于唐西京长安，刊印时间不迟于六五〇至六七〇年，是迄今最早的单页印刷品”；“出土时经咒揉成团置入铜腭托中，呈方形，印以麻纸，直高27、横长26厘米，此印页中央有一7．6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有直行墨书‘吴德福’四字，从书法风格观之，为唐初流行的王羲之体行草。”文中并提到与经咒同出之物有一面“具有隋末至初唐墓葬铜镜形制特征”的四神镜。按此经咒出土于西安西郊柴油机械厂工地，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文首先发表这件文物时，即以四神镜为据，将之定为七世纪物。然而它们并非科学发掘出土。这里的墓葬乃经破坏，同出之物多已散失，事后收集到的物品，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当时亦未留下发掘或清理的报告，无从进一步查对。并且，经咒不是出土于铜腭托中，而是出在一枚铜臂钏内，经目验，臂钏长4．5厘米，当中有一接近方形的钏面，宽4．2厘米，两侧的钏体变细，各长12厘米，末端翻卷呈如意形。钏面上，粘附了一个半圆形的小筒，筒径2．8厘米，经咒便是在小筒里发现的。而西安西郊自来水一厂唐墓中的手写本经咒，也是出在铜臂钏中部所附半圆形的小筒里边（李域铮、关双喜《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七期），正可互相印证。

从中国的密教发展史来看，虽然自三世纪以来已出现杂密经咒，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密教宗派。只是在八世纪初的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一行开坛弘法，标立门庭，密宗始行于世。之后，肃、代二朝，不空及其弟子广开灌顶道场，大举法事。尤以不空本人深得帝王恩宠，封肃国公，赠司空，“通籍禁中，势移公卿”，“冠绝古今，首出僧伦”，而大大提高了密宗的地位。早期流行中原地区的密宗经咒比较繁琐，如南北朝时期的《陀罗尼杂集》中收有《佛说治疟病陀罗尼》、《咒齿痛陀罗尼》等，同期的《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也收有《咒水经》、《咒请雨》、《咒眼痛》等多种，几一事一咒，平添记诵之难。此际则被简化，乾元元年（七五八）不空向肃宗进梵书《大随求陀罗尼》一本；“随求”，即谓随诵随求，随得满意。不空于进表中言：“伏愿少修进念，缄而带之，则必持明照回，广王化于东户；本尊敷佑，延圣寿于南山。”所谓“缄而带之”，则如洛阳史家湾出土五代后唐天成元年（九二六）印本《随求陀罗尼》经咒题记所说：“若人依法书写佩戴，所有恶业重罪并得消除。”（《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又如敦煌石室发现的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九八〇）印本《大随求陀罗尼轮曼荼罗》经咒的题记所言：“若有人持此神咒者，所在得胜。若有能书写带在头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胜清静，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又为诸佛菩萨之所忆念。”可见甚至无须口诵，止须将经咒戴在头上或臂上，便可无往而不利。因而携佩真言经咒之风遂于中晚唐盛行。这类经咒上的文字与图像多排列成方阵，仿佛曼荼罗坛场之状，四周并环绕以手印、供器图案。西安自来水一厂的经咒在中间绘八臂菩萨像，柴油机械厂所出者则在中部留出方形空间，或为绘菩萨像的位置。与西安、成都等地所同类方形真言经咒相较，柴油机械厂之例亦应为中晚唐物，故表中将其年代系于自肃宗即位至会昌灭佛这一时期内。宿白曾指出：“韩（保全）文论两种出土的陀罗尼经咒为七世纪印本，显然过早”；（《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287页）这上面的墨书“吴德福”，看起来毫无初唐书法笔意，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又潘文认为，“六五八至六六三年玄奘发愿在长安印造百万枚有陀罗尼咒的《普贤菩萨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大规模印刷活动”，其依据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云仙散录》中的记载。按《云仙散录》卷五“印普贤像”条所引《僧园逸录》“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虽是治印刷史者引用较多的一条材料，但《云仙散录》一书本身却存在不少问题，宋人曾对书的作者与内容表示怀疑，《四库提要》亦有讥评，所论或有疏失，但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考校版本，排比众说，则有至为平允的结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曰：“《云仙散录》一卷，称唐金城冯贽撰，天复元年叙。冯贽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蓄异书，撮其异说，而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且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东坡《杜诗注》之类。然则所谓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乌有也，亦可谓枉用其心者矣。”《辨证》曰：“《云仙散录》，事既诡异，词复纤巧，相其文章风调，首尾如一，诚有如直斋所云者。……填注书名，出于随意支配。直斋疑为子虚乌有，良非苛论。然谓所引书名皆古今所未闻，则有不尽然者。……特其见于著录者，不过数种，余皆仅见于此书，无可征信，不应凡贽之所藏，适为前人所未见，后世所不传，其为杜撰依托，殆无疑义。”故《云仙散录》中的论述，未可完全凭信。即便其中所记，有若干实事之影响，但如果作为“迄今所知最早的大规模印刷活动”这一重大史实的主要依据之一，则不够坚实。至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关于玄奘晚年“发愿造十俱像，并造成矣”的记载，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似可再作讨论。然而若如潘文所释，指印一百万张佛像，则不可信。“造”字原有多种含义，塑像、画像，皆可称造。唐代寺院与石窟中的壁画常有“千佛”（实际往往不足一千之数），画一千壁千佛像，即可曰“造十俱像”。一座殿堂有四壁，绘就二百五十座殿堂即完此业，这并非不是一种可能。又潘文引述咸通九年所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署“王为二亲敬造普施”，认为“造”在唐人用语中指“印造”，亦可斟酌。这里的“造”，实是沿用成说，即前代使用已久的“造像”之称，并且，“在唐人用语中”，它也并未成为“印造”的特指与专称，唐代石刻造像题署“某某敬造像供养”，依然是通例。如显庆二年《刘元意造像记》、麟德元年《僧思察造像记》、咸亨四年《惠简造像记》（见清武亿《授堂金石跋·续跋》卷三，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等等多例，均可为证。

又潘文认为，“一九〇六年吐鲁番发现的《妙法莲花经》印于长安，刊印时间不迟于六九五至六九九年，是迄今最早的卷子本印刷品。”确定此卷年代的依据，是日人长泽规矩也的一个论断，即“经文中有武周制字，遂定为中国武周刻本。”潘文在讨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时又进一步提出：“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七〇五）即位后，即降诏废止武周制字，在李唐皇帝取代武氏统治的时期内，刻本中不宜再刻出武周制字。”按以此作为立论的唯一依据，似可考虑。因为武周制字并不能成为准确的断代标尺，故无法得出有武周制字即为武周刻本的结论。且不言武周制字不可能在废止诏书降下之后，官方、民间的各种文书随即不见使用，即便后此若干年，亦非绝对不用，如见于南唐乾德五年僧契抚所撰本业寺碑者。实际武周以后，仍有将制字作为异体字使用者。此外，出现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四个“制字”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制字，亦有可商，于为刚《〈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析疑》（《文献》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对以上两个问题均有详考，可据。

印刷术起源的讨论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提出的所有论据都必须经得起科学的检验。韩国学者提出印刷术韩国起源说，却无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持，不免成为无根之谈。同样，我国学者在确定国内所出早期印刷品的年代，亦须立论缜密。其实，中国的早期印本在韩国发现，不仅是韩国人民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中、韩人民源远流长之深厚友谊的证明。若能在国内发现更早的印本固然最好，暂时未发现，也丝毫不影响中国在印刷发明史上无可争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