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讨论会

我上面说，研究人员日常都钻在自己的洞里，各不相关。那么，学术上的沟通和交流靠什么？并非只是有待成果出来，大家纸上见。日常的学术讨论会，是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学术讨论会，这里称为Seminar。讨论会之多，实在有些惊人。这些年来，我们国内学术讨论会非常多。各门学术之间，各门学术之内，以至于各个专题，全国性与地方性，大大小小，一年之内，不知道要举行多少。但是，我这里所说的学术讨论会，不属于这种范围，仅指一个学校的一个系的范围之内的小型学术讨论会。这种小型学术讨论会，内容繁多，小巧玲珑，更重要的是，经常举行，每周不断。据我所知，我们的研究机关，属于这种性质和范围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不是经常都有。恰恰这种形式的讨论会最有利于研究工作。

这种小型学术讨论会的好处很多。主旨自在沟通交流，但是，如果仅仅是相互了解在做什么研究，主要内容是什么，那并不对于彼此的研究有更多裨益。因此，重要的是在于讨论，也就是中国所谓切磋的意思。十载寒窗，埋头不问学术情报的时代，早已过去。各门学术，一方面是分工愈来愈细，一方面又是各门学科紧密相关，跨学科的学术也更显需要，相互切磋就更为必须。埋头搞了多年，而别人早有深入钻研，如果不早早提出讨论，岂非白费精力。成熟了的思想，将因讨论而有所前进，甚至抑或是改变。不成熟的想法，那就更有讨论的必要。

远东历史系的不少研究项目和成果，卓有成效，为各国学人所注意。王赓武教授领导这个系，他既是一位著名学者，又擅长行政管理，受到他的同事们的赞赏。我访澳期间，逢他休假出国，直到我回国将近一年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在上海见面。倾谈之际，更感远东历史系学术成就之得来，有其必然。王赓武教授将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往就香港大学校长之任，远东历史系朋友来信，告及无限惜别之情，而于香港大学，则庆得人。

这个系的研究人员不足十人，另有一些研究生。所研究的国家，包括了中国、日本、朝鲜、蒙古以及其他中亚民族，主要自是中国。就研究人员对中国史的研究范围看，则有史前史、先秦史、元史、近现代史、科技史、十九世纪中外关系史、东南亚华侨史等等。而研究生所写论文范围，则远自商周，下迄民国，内容包罗众多。学术讨论会起了沟通交流，以至相互切磋的重要作用。

远东历史系自己举办学术讨论会，也和同一个院的中国研究中心合办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一般每周举行一次，固定在星期二的上午。总是预先将两三个月内要举行的讨论会安排好，通知大家。遇有临时来的访问人员，则举行特别的讨论会。

我参加了多次的学术讨论会，感到它有其特点：那就是短小精悍，有来有往，做到了交流切磋。主讲人报告，一般不超过三刻钟，然后是大家提问题，发表意见。全部时间，一般不超过两个钟头。此所谓短小精悍。至于交流切磋，则是效果显然。是讨论会，不是报告会，不是大家只听一人讲，做到了大家发表意见。大家发表的意见，亦非虚应故事，而是提出实质性看法，同意反对，以及为什么同意或反对，都很鲜明。主讲人也绝不客气，直率地予以反驳，或表示接受，或加以解释。提问题不绕圈子，谈意见不含糊其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交流而后能切磋。至于什么火气上升、出言见刺之事，我未尝见。这种会风与学风，是值得提倡的。

就我所参加的讨论会看，有的是讲解中国书法艺术，有的根据中国碑刻谈清代江南经济发展，有的以自己在中国所拍幻灯片讲述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有的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经济发展，如此等等。参加的人，都表示了兴趣，提出疑问和看法，哪怕看法并不成熟，而仍勇于提出；主讲者也不因对方或者对此无研究而有所轻视，一得之愚常能启智者之思。一个澳洲籍研究生是研究罗隆基的，我对他说，你恐怕是全世界唯一研究这个题目的。他说不，美国还有一个。他的报告，对罗隆基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所受拉斯基影响，作了分析。与会人对当时另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情况作了补充，这对于他的研究有用。类似罗隆基研究这样的专题，我看近乎窄了，这里的研究趋势如此，而又不太管研究对象（无论人物或事件）的影响大小，这是和我们不同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非本文所能尽述。我所要说的，只是这种经常性的小型学术讨论会之可取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