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城市产业发展

二、战后城市产业发展

战后台湾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工业与服务业取代。如图3-7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实施了一系列土改政策，如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有效地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村就业机会，造就了大批自耕农，也使初级产业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行业结构以生产农产品的初级行业为主，职业结构则以农林工作人员为主，以三次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观察，农业人口比重最大，高于50%。

图3-7　台湾各级产业就业份额，1952—2008年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1 Data Book 2009》数据整理绘制。

从60年代起，由于农业已颇具基础，台湾当局着手实施各项经济建设计划以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分工体系。这一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采取劳动密集策略，推动加工出口工业发展，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即所谓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国民经济结构由此发生改变，次级产业快速发展，工业就业人口比重由1960年的20.5%迅速上升为1980年的42.5%，取代农业成为就业人口比重最大的产业。至80年代，工业已经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

90年代起，台湾的国民经济结构再次面临调整。由于岛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工业已无法在岛内生存，逐渐外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大陆与东南亚地区，而岛内工业结构则向资本与技术密集方向发展，因此次级产业就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日趋成熟，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迅速发展，服务业的就业人口于90年代起超过工业，台湾迈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见表3-4）。

表3-4　台湾制造业及服务业就业比重，1971—2006年

资料来源：根据蔡勇美和章英华（1997）及台湾“行政院主计处”《1996、2006年台闽地区工商及服务业普查资料汇编》编制。

战后产业结构的转变对台湾城市产业体系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一直是台湾城市产业的主体，但是因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产业体系的发展有所差异。如上文所述，20世纪60—80年代是台湾第二产业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段里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在各级城市总就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由表3-4可知，从1971—1986年，无论是10万以下的小城市，还是10万～25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或是25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城市就业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而服务业的从业人口比重则是微幅下滑。

自90年代起，由于工资的上涨、新台币的升值，使得台湾的工业发展环境恶化，制造业不得不外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也就导致了全台工业人口比重的下降。由表可见，这种制造业就业比重的下降主要表现在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中小城市中制造业人口比重不降反升，这显示台湾的第二产业出现了由大型中心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的趋势。90年代正好是台湾城市化进入成熟期的阶段，因此第二产业由大城市向周围中小城市的外移也正体现出了这一阶段所独有的郊区化现象。此外，这一时期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台湾进入了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服务业在各级城市产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比较表中80年代前后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可发现各级城市服务业就业比重都明显上升，其中50万以上的大城市上升幅度最大，增加了20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小型城市则增加了10个百分点左右。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规模不同的城市产业体系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人口在25万以上的较大城市，由于服务业比重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制造业比重的大幅下滑，成为了服务业主导的城市；而10万～25万的中型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比重同时上升，形成了二、三产业并重的体系；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小城市，由于制造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服务业，因此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体系。

回顾整个战后台湾城市化的历史可发现，产业结构变化不仅对城市产业体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更对整个城市化发展机制产生重要作用，可以说城市人口的规模与分布及城市空间体系的发展都受到产业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战后初期，台湾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模式，即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与经济改革措施加速农业的生产，并且利用农业剩余来培育工业，以创造自给自足的宏观经济结构。这样的经济结构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农业的发展使农民生活富足，农村资金与人口未出现大量向城市流动的情况，因此城市化率较低。而农业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的发展则造就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中小城市的成长，此类城市的崛起使得这一时期台湾城市规模分布偏离首要分布格局而趋于均衡分布形态。

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经济发展政策转为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劳动密集型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这为台湾城市化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拉力与推力，使资本与劳动力向城市快速集聚。因此，60年代起，台湾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24%迅速上升至70年代的60%以上。出口导向政策使台湾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为了适应这种分工体系的需要，台湾的主导产业无论是早期的纺织、服装业，还是后来的电子、电机、信息产业，都具有独特的网络生产形态，即大厂在生产链中居主导地位，对下游中小企业甚至非正式部门具有结构性影响力，因而下游企业经常围绕着上游大厂周边分布。由于大型企业基本属于资本密集形态，对劳动的需求有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依赖不如中小企业，因此呈现出向特定区域，主要是大型中心城市集聚的特点，从而导致下游中小企业向大企业所在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镇集聚。投资与生产不断向大城市地区集聚的结果就是带动了大城市与周围中小城市一起成长，所以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增长虽然快速，但人口在各级城市的分布也是均衡的。同时，大城市及其毗邻市镇，因工业的集中发展逐渐形成经济综合体———都会区（郭大玄，2003）。

80年代，工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尤其是大城市工业发展还面临着高昂的土地、人力成本以及严苛的环保要求等等，使之无法与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抗衡，服务业成为了主导城市化的新动力。因此，工业逐渐由大城市转移向周边中小城市。在此背景下，都会区中心的大城市人口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而都会区周边众多的中小城市则发展快速，人口分布的分散力量越来越大，人口反集中势力的加强，也使得都会区在迅速成长的同时出现结构性变动：工业生产逐渐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迁移，预示着台湾城市化发展已显示出离心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