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苏联经济实践看生产消费关系问题

从原苏联经济实践看生产消费关系问题

沧海桑田，物转星移，苏联解体了。现在，社会动乱，人民遭受巨大磨难。不过，斗争仍在继续，事情远未终结。苏联虽已不复存在，但它70余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对世界革命人民来说，仍然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认真地加以研究，可以从中获取许多有益的东西。本着这种认识，拟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就若干专题剖析原苏联的经济实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一点鉴戒。

生产与消费是人类生存、社会活动、经济发展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它们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地存在于国民经济统一体中。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就无从消费，但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给生产以积极的推动，而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不足，也极大地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是剩余价值，“至于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这以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¹⁾因而，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根据劳动群众的消费需求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建立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

从原苏联的经济实践看，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

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一个有机整体，并处于永不止息的发展变动之中。因此，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必须立足于它们的动态，即考察它们的发展速度或增长速度间的比例关系。就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两者增长速度间的不协调，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生产的增长远远超过消费的增长，二是生产的增长落后于消费的增长。

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生产的增长一定要大于消费的增长，否则，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就无法延续。但是生产增长的超前程度，并不是可凭主观意志随意决定的，而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原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加上理论认识上的偏差，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确保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所需资金，不断降低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了积累率。据统计，1925年原苏联的积累率只有9.7%，1928年为20.8%，1940年为26%；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相应地由1925年的90.3%降为1928年的79.2%和1940年的74%。在此期间，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来实在太不相称。1929—1940年，原苏联的基建投资平均每年递增17.9%，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居民实际收入却只有2.3%，前者相当于后者的7.8倍，比例严重失调。自1950年代起不得不花大力气来调整。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这样，实践中就免不了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原苏联在进行经济调整过程中，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改善生活，不适当地增加居民的收入，刺激消费，以致劳动报酬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生产跟不上消费基金的膨胀，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这种错误倾向，近几年表现得尤其突出。据统计，1981—1985年，原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职工平均工资增长0.85%；而1986—1989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职工平均工资竟增长1.41%，其中1989年高达2.79%。农业分别为1.81%、1.24%和2.65%；建筑业分别为1.26%、1.24%和4.05%；铁路运输分别为1.53%、1.43%和28%。

1976—1980年，原苏联生产的国民收入每增长1%，居民货币收入增长1.16%，1981—1985年为1.31%，1986—1989年为2.7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在生产的国民收入比上年降低4%的情况下，居民货币收入竟还增长了16.9%。

1980年代以来，原苏联的“乙”类工业增长很快，而且超过了“甲”类。1981—1985年，“乙”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7%，1986—1989年平均每年递增4.3%（“甲”类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6%和3.2%），其中人民消费品生产（不包括酒精饮料）分别递增3.7%和5.2%。但与居民货币收入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增长相比（分别为4.2%和7.4%），还是落后很多，结果造成市场供应非常紧张。1989年，居民对商品和服务未满足的需求高达1 650亿卢布，于是，黑市猖獗，物价猛涨。据官方统计，1990年与1989年相比，苏联的商品和服务零售价格综合指数上升5%，其中：国家价格上涨4.3%，城市合作社价格上涨8.7%，集体农庄市场价格上涨29%。1990年12月份的零售价格水平比年初上涨了14%。集体农庄市场价格水平上涨得更加厉害：1990年上半年比1989年同期上涨18%，第三季度上涨30%，第四季度上涨44%，其中1990年12月份的集体农庄市场价格相当于1989年12月份价格水平的1.5倍。

二、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

由于原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重工业高速发展，轻工业增长缓慢，农业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1940年与1928年相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39倍，平均每年递增12.2%；消费品生产增长3.15倍，平均每年递增12.6%；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平均每年递增1.1%。三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9.3∶11.5∶1。增长速度的悬殊，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在工农业总产值构成中，农轻重所占比重，由1928/1929年的51.3∶27.0∶21.7变为1940年的14.3∶33.3∶52.4。而且，重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用于重工业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过多的自我服务、自我循环成了苏联重工业生产的一大特征，很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技术进步。

原苏联的消费品生产（“乙”类工业）主要包括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两个部门。轻工业部门主要生产各种纺织品、针织品、服装、鞋靴等，食品工业部门主要生产粮食制品、肉制品、奶制品、鱼制品、糖和糖果、酒、动物油、植物油、水果罐头等。1929—1940年，食品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5%，略快于轻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1%）。农业生产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由于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犯了冒进的错误，整个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业遭到很大破坏。1940年与1928年相比，种植业增长32.5%，平均每年增长2.4%；畜牧业减少16.8%，平均每年下降1.5%。在1938—1940年的农业平均产值中，种植业占58%，畜牧业占42%。

根据原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资料，1940年，工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家庭支出结构中，伙食费支出分别占53.8%和67.3%，衣着费支出分别占11.1%和10.9%。食品和衣着用品是当时工农家庭生活的最基本消费需求，而提供这类产品的农业、轻工业却很落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很不适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直到1980年代末，两者还没有做到协调。不过，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不适应已经不是纯粹的短缺，而是短缺与过剩并存了。据统计，1989年，原苏联蛋、鱼和鱼制品、糖、植物油、土豆、粮食制品等主要食品的人均产量都已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有科学根据的合理消费标准，其中糖、植物油、粮食制品的实际消费量也超过了合理消费标准，尚感不足的是肉、奶、水果、蔬菜等。在主要轻工业品方面，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皮鞋产量已超过了合理消费标准，棉、毛、丝、亚麻类纺织品、针织外衣和内衣、长短统袜的产量则还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各类钟表、洗衣机、缝纫机、磁带录音机、摩托车的拥有量（按每100户家庭计算）已经超过或基本达到了合理标准，电视机、电冰箱、电动吸尘器和照相机的拥有量也已达到80%或70%以上，如果加上当年的生产量则已达到90%或80%以上。耐用消费品中特别紧缺的是小轿车，以及新型、高档的彩电、冰箱等。

以上都是就物质产品考察的，而居民消费需求除各种消费品外，还包括各种劳务。原苏联的服务业或者推广到整个第三产业，比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是相当落后的。1988年，原苏联的第三产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其中服务领域占20%；而美国分别占69%和47%。因此，它不能满足居民对各种劳务的需求。根据1987年原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家庭调查资料，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所需劳务未满足的程度如表4-1所示。

表4-1　　　单位：%

资料来源：《198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149页。

另据1987年原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举行的4.6万个工业职工对服务状况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资料，对各种服务的满意程度为：公共饮食业24.1%，商业服务26.1%，日常生活服务40.3%，文化服务44%，旅游服务48.6%，医疗服务48.7%，体育运动服务52.8%。可见，除体育运动服务外，一半以上的职工对各种服务是不满意的，尤其是对商业服务和公共饮食业，竟有将近3/4的职工表示不满意。

三、产品花色品种与消费心理趋向不适应

在原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服从于计划而不面向市场，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式样陈旧，品种单调，而消费者的普遍心理却是爱好和追求新颖时髦，高档精美。特别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国际交往频繁，世界市场上流行的新产品、新款式，都会迅速地向世界各国扩散，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和“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热门货。

例如，1989年原苏联生产的鞋靴，按人口平均计算为3.8双，在数量上超过了消费的合理标准（3.6双）。但只要市场上一出现进口的高档时新皮鞋，还是排起了长队抢购。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生产的鞋靴太老式，不受人欢迎，以致生产过剩，仓库积压。

又如电视机，1989年原苏联每100户家庭的拥有量已达105台，但大多是黑白电视机，而时尚流行的是彩电，不少家庭宁愿借钱也要买彩电。当年，每100户家庭拥有的黑白电视机为56台，如全部更新为彩电，则需求量为4 092.4万台，而1989年的彩电生产量为634.1万台，只及需求量的15.5%。如果按每100户家庭的合理标准保障率125台计算，则扣除已有的彩电数（48台），每100户家庭须补充77台，共需5 627万台，1989年的彩电生产量只及需求量的11.3%。按1986—1989年平均每年增长12%的生产量计算，须花费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满足需求。

又如小轿车，现在也是一种热门货。1989年苏联每100户家庭的拥有量为18辆。据测算，合理标准为31辆。要达到这个标准，必须追加950万辆，而1989年的产量为121.7万辆，只及需要量的12.8%。特别是1985年以来生产量不断下降，按照这种趋势，实在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才能够满足需求呢？！何况这还是就小轿车的数量说的，如果考虑到它的型号款式就更难了。

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原苏联的商品范围过于狭窄，有些消费需求如住房就不属于商品，因而居民手中的钱得不到分流，过分地集中于少数几种商品的态势，给工作带来困难。

四、社会消费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以上所讲，都是从居民个人消费角度出发的，而消费不仅是个人消费，还有社会消费。因此，对于生产消费关系的考察，不能把社会消费排除不问。苏联由于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在消费基金的分配使用中发生了“重集体、轻个人”的偏向，以致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超过了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集体福利的增长超过了劳动报酬的增长。

据统计，1981—1989年，个人消费基金平均每年增长4%，而社会消费基金平均每年增长5.5%，后者为前者的1.4倍。居民从社会消费基金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占消费基金总额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33.9%上升到1989年的37.3%。就职工收入看，1940年原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的月平均货币工资为33.1卢布，1960年为80.6卢布，1989年为240.1卢布；1989年比1940年增长6.26倍，比1960年增长1.96倍。同期，职工从社会消费基金获得的各种支付和优惠分别为7.5卢布、27.1卢布和101.4卢布；增长数分别为12.52倍和3.74倍。它相当于职工工资的百分数也由1940年的22.7%，1960年的33.6%增加到1989年的42.2%。1989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每月从社会消费基金获得的各种支付和优惠为93卢布，相当于从公有经济中获得的月平均劳动报酬200.8卢布的46.3%，略高于职工的水平。在职工家庭总收入中，从社会消费基金获得的各种支付和优惠所占比重，已由1970年的20.9%上升到1986年的22.9%；在集体农庄庄员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则由17.6%上升到18.9%。

应该承认，原苏联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特别是给予居民的各种支付和优惠的增长，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免费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赡养系统，改善劳动人民的休息条件，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健康水平，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是它的增长和所占比重要适当，不能超过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财力。原苏联的统计资料表明，1989年，居民从社会消费基金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累计达1 870亿卢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8.7%，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46.5%。如果再加上巨额的物价补贴，所占比重就更大。它超越了原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成为原苏联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计算，1989年苏联财政赤字807亿卢布，比1985年增加668亿卢布，其中：由于社会保证和社会保险、多子女和单身母亲补助、全苏集中的集体农庄庄员保证基金等支出增加而增加的，占12.2%；由于价格补贴和其他补贴（外贸补贴除外）增加而增加的，占11.1%。两项合计占23.3%，仅次于因国防支出增加而增加的赤字所占比重（58.4%）。

在居民从社会消费基金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中，社会保证和社会保险（优抚金、补助金等）所占比重最大，为42%（1989年数字，下同）；其次是教育（免费教育、文化教育活动）25.2%，卫生和体育（公费医疗、疗养设施、体育训练及其他）14.7%，国家用于维修住房的费用（低房租不能弥补的部分）6.3%。以上各项相加，尚差6.4%，估计是物价补贴。假如说优抚金、补助金支出对保障烈军属、残疾人和多子女、单身母亲家庭的生活是必要的话，那么国家把教育、医疗费用特别是住房维修费用完全包下来，就显得过分了。因为实践表明，原苏联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或者说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并不具备“包下来”的条件。尽管这种做法的主观愿望不差，但超越国力勉强实施是不行的，因为它使国家背上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集体福利、社会消费水平也必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财力相适应，两者的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从原苏联经济实践中得出以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必须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生产。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既要防止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忽视生活改善的失调现象，又要防止片面强调生活改善，忽视生产增长的失调现象。一般来说，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特别要注意防止前一种倾向，而在经济调整时期，则要注意防止后一种倾向。

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供需总量失衡，更突出地表现为结构性失衡，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解决的途径，首先应该是使生产面向市场，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深化改革，创造出这样一种机制，使企业能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适应世界市场潮流，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增加产品花色品种，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其次，由于产品是通过流通到达消费者之手的，因而必须注意改进流通环节的工作，使它充分发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作用、协调作用。再次，不能盲目提倡高消费，一味鼓吹“能挣会花”。商品广告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消费的导向作用，必须实事求是，绝不能欺骗消费者，不能引诱人们去追求奢侈生活、“跨世纪的享受”。

第三，集体福利、社会消费水平要适度。社会主义条件下，固然不排斥有一点按需分配的因素，但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得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而且即使劳动报酬，其水平也得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它的增长绝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于消费基金的分配使用，应以个人消费为主，社会消费为辅，保持两者的合理比例，以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不能设想把什么好事都由国家包下来，以致背上沉重的包袱。与其因无力维持而招人不满，还不如把国情国力向人民讲清楚，限于财力不能办过多的福利事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应当由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合理分担，以利于促进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长一寸，福利增一分。”国民经济搞上去了，国家财力充裕了，集体福利、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才有可靠的保证，否则是不能持久的，最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四，社会稳定是保证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不稳定，一切都落空。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14国武装干涉、白匪叛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消费压到最低限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经济再次遭到破坏，基本生活必需品只好实行定量供应。近几年，由于领导决策失误，推行错误路线，导致苏联社会动乱、政局动荡，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恶性膨胀，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这种教训，很值得注意。

（《世界经济文汇》1992年第3期）

【注释】

(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