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出传统农业的艰苦探索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出传统农业的艰苦探索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为如何带领亿万农民走出传统农业，尽快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后来的人民公社，都是对如何走出传统农业做出的艰难而勇敢的尝试和探索。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其中也不乏失败与失误的痛苦与辛酸，但也不可否认，这些尝试和探索也有不少闪耀思想火花的辉煌之处，为后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对于如何走出传统农业有以下几次战略选择过程。

1.依靠实现机械化走出传统农业的战略选择。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10年的探索与尝试，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内通信》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此后的十几年间，依靠实现机械化走出传统农业的战略选择几乎成为不可移易的信条。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构想，中国的农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废除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实现了土地公有，农民的劳动方式也从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转变成了集体生产，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变传统的手工劳动为现代机械化生产，不仅必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对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农民群众过上比较富有的生活，并将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是用现在的认识水平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构想和论断也是很有道理的。现代化的农业，必然是主要以机械进行耕作的农业。没有农业耕作的机械化，也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不仅当时为全国人民所接受，而且全党和全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和极大努力付诸实践。就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时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和决心也从来没有动摇过。1966年7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上提出：“今后15年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此后又提出到1985年主要机械化项目达到85%。毫无疑问，这一战略选择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的落后状况，起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以甘肃省定西地区为例，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之后，开始了全区农机化历史的新时期。从1958年到1979年，农用机械总动力由1135千瓦增加到26.97万千瓦，拖拉机由14台增加到9114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1444台，小型拖拉机7670台，增加了651倍。其他大部分机械也都基本上以平均年递增率约20%~30%的速度增加，这期间农业发展的平均递增速度仅为4%，机械化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到1979年，每千瓦作业量为120标亩。农机的管理、修造、培训、科研推广、供销服务已自成体系，农业机械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生产力。但是，这一发展战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不仅没有按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且就是在一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没能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受到了严峻挑战，进入了低潮阶段，直到近几年才逐渐趋于回升，特别是农业部和有关方面组织联合收割机的南北联合行动，以前所未有之势，在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史上演绎了壮丽的一幕。由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反思，当年振奋人心的农业机械化战略何以未达到预期目标而收效甚微呢？事实证明，在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中，机械化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是，走出传统农业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共同作用方能收效。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难以实现农业机械化，就是能够实现，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和消化这一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在当时的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严重分割，城市连自身的待业青年都无法解决，靠城市吸纳农村机械化后所剩余的劳动力是难以想象的，靠农村自身消化也是不现实的。在当时“左”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视农村发展二、三产业为“资本主义尾巴”、“洪水猛兽”，从而斩断了靠农村自身转移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因此，在农业自身的发展没有具备一定的条件之前，选择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去实现走出传统农业的目标，是不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因而也是难以奏效的。

2.依靠发展“一般性的工业项目”走出传统农业的战略选择。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连续几年取得丰收。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0.5万吨，人均占有粮达到394.2公斤，就全国范围来讲，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在正常年景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段时间，也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时期，从1978年的135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人均实际收入平均增长15.1%，超过了农产品增长水平（同期农产品增长6.5%）。但是自1985年以后，随着“卖粮难”问题的出现，一些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增产却不能增收。1989—1991年农民平均收入实际增长仅为0.7%，农业虽然丰收了，但农民还是难以摆脱贫困状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农民提出了“无工不富”的响亮口号，自发地选择了依靠工业企业走出传统农业的发展战略。为了实施这一战略，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种种条件制约，各地出现了争投资、争项目、一哄而起的现象，认为只要有工业项目，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凡是能争到手的都上。今天回想起来，那种情景还历历在目。时至今日，不少地方还在继续重复这种做法。应该说，广大农村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依靠发展工业企业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出传统农业的战略是无可厚非的。“从根本上说，一个地方没有工业很难富裕起来，没有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很难发展起来。”（李鹏1996年9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事实已经预示和说明，传统的农村经济增长格局已难以支撑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调整措施，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在农业增长开始明显地受到需求制约，过去那种只要增产就能增收的简单对应关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农产品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就意味着要出现增产不增收。事实上，不少区域在依靠发展工业走出传统农业的这一战略指导下，走出了传统农业，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条件比较好的农业区域，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告别了贫困，实现了富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战略选择对于广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却收效甚微，远远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据河北省阜平县的调查，自1986年以来，用扶贫资金支持的5万元以上的项目有69个，占用扶贫资金2180万元，目前已有34个因产品无市场等原因关停，贷款无法收回。扶贫贷款余额3860万元，非正常额高达2756万元，占总数的74%，其中形成滞呆账的1756万元，占非正常贷款的62%（见1997年1月15日《人民日报》）。阜平县的情况是很有代表性的，有些地方的情况比阜平县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还要严重。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择依靠发展工业企业走出传统农业之所以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有三：（1）受技术、资金、市场等条件因素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技术落后，人才匮乏，资金短缺，市场条件不具备。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硬上工业项目，虽然也有成功的范例，但就大多数企业而言，无异于拔苗助长。而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发展工业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具备技术、经营人才和市场条件。（2）大都选择项目不准。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当时“一哄而起”的条件下立项上马的项目，大多都是一般性工业项目，而不是立足于本地资源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使得这些区域不能很好地发挥本地资源的优势，从而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3）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工业企业存在着先天性缺陷。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不能有效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二、三产业畸重畸轻，反过来又限制了自身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再加上这些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必然造成自身发展的障碍。总之，在“贫困地区发展一般性的工业项目，由于交通、技术、人才等条件的限制，效果不一定好。弄得不好，不仅占用了宝贵的扶贫资金，还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江泽民1996年9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依靠发展高科技产业走出传统农业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面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竭力寻找如何缩小甚至赶上或超过东部发达地区的思路和对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赶上发达地区的“赶超战略”应运而生了。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今天，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没有像东部沿海地区那样，使传统工业充分发展起来，还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而可以通过引进科技含量高，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从高起点出发，一步到位，以免重蹈东部地区那种先发展传统工业，再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逐步推进到高科技阶段的发展过程。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可以走出传统农业，尽快赶上发达地区，而且由于少走弯路，有可能超过发达地区。不可否认，这种构想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跳跃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客观存在。如19世纪中叶的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德国、法国，20世纪50—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历过经济跳跃式发展的过程，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迅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后来者居上”的发展目标。这种经济跳跃式发展的成功范例，同时也诱发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力求实现经济跳跃发展的强烈愿望。但迄今为止，真正实现经济跳跃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用10~15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尽快摆脱贫困的发展目标。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加落后了。究其原因，在于经济跳跃是高速度、高结构、高效益这三大要素的有机统一和运作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形成经济跳跃式发展的过程。我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表明，自提出“赶超战略”至今，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并不时见诸报端，但总的讲还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1）高科技产业对软环境的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有高新技术，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人才，而这些条件，正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短处”所在。（2）由于高科技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所以吸纳劳动力远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少。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都不仅剩余劳动力多，且价格低廉，所以更适合于布局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3）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成一些高科技企业后，由于种种客观条件限制，往往是“一花独秀”，难以建立社会协作和产业链条，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为了起示范样板作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一些高科技产业企业是可行的，是能够见到成效的，但如果要将其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出传统农业，走上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让其在大范围内开花结果，则是难以实现预期成效的。加拿大经济学家海莱纳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技术、人力条件等方面的研究，把新技术的利用划分为“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节约资本的技术创新”和“中性技术创新”三类形式，并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而劳动力丰富，不应引进和采用节约劳动的新技术，而应该主要引进和发展能够节约资本、吸收劳动的新技术。海莱纳的观点和建议，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