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寺院经济思想的特点

第三节　回族寺院经济思想的特点

一、回族寺院经济思想的文化二元性

中国传统哲学观中的禁欲遁世思想对回族伊斯兰教门宦有较深刻的影响。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禁欲倾向，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嘎的林耶门宦，他的禁欲思想相对于其他三个门宦而言更加突出。嘎的林耶门宦除了具有苏非主义的一般特征外，也受到佛教、道教禁欲主义观的影响，四大门宦之中他是唯一以出世思想为指导的系统，^[100]该门宦主导思想是真正的求道者必须能够超脱凡尘，出家遁世，作为道祖之人必须出家，并且要在深山密林中精修苦练。灵明堂的教长马灵明生前以出世思想为指导，去世后也把“离妻弃子”立为教规，即接替者和求道者都不能娶妻育子，否则将被赶出教门，^[101]在他的著作《四季清》中这种遁世的思想更加明显，他说：“勿因杂念，勿贪名利，内忘其心，外忘其身”，^[102]这与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对老子《道德经·上德不德》章中“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注解颇为类似，即“上德者，不言、不动、不闻、不见，合天之至真，谓之上德；无心于万物，无心于身形，谓之不德；外忘其身，内忘其心，听万物自然之生化，随其自然之流行，谓之上德不德。”即主张一切按照自然法则行动，什么要求也不做。属于嘎的林耶支派的大拱北门宦，也较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庄子根据自己的社会观和自然观，总结出一套避世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人活于世应该尽量过一种符合自己本性的恬静安适的生活，所以，必须摆脱社会的束缚，摆脱功名的束缚和富贵的引诱，使自己得到自由。要生存，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料，但是“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103]只要能像鹪鹩栖于一枝，鼢鼠饮水满腹，即足矣。如果谋取的物质财富超过生活所需，就成为祸害。因为富贵者为保住高官厚禄、万贯家财，夜以继日地思虑怎样办有利或不利，从而有损于身心健康。因此，他主张养神之道，以求得心灵的虚静，忘掉一切，忘掉自己，进而达到与天为一和与神为一的境界。大拱北门宦创始人祁静一在其遗训劝教信众：“鹪鹩巢于林，只借一枝为栖，所占无多；鼢鼠竞饮于河，不过满腹之水，所求有限。”这种禁欲苦行的教规对穆斯林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出家离世的思想使私欲能够降低到最低限度，该门宦的教民与其他门宦相比较，宗教负担要轻很多，但是另一方面，苦行常与贫困、安贫相联系、相伴随，即在该思想的影响下，极易使教民失去对今世生活的积极性，而偏重对后世天堂的憧憬。

二、回族寺院经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

由于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各个教派门宦的影响程度不同，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思想也不尽相同，呈现多元化特征。

首先，虽然各教派和门宦均注重依靠自身经济的实力来维持寺院开支，但是对经济活动的态度明显不同。比如格迪目教派为了加强寺院经济的管理，促进经济发展，特别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专门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对瓦克夫寺产的经营和管理也相当重视，经济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井然有序，而有的教派对商业经济活动则不十分重视，如伊赫瓦尼教派，该教派以《古兰经》为唯一宗旨，反对宗教人员利用念经获取代价和报酬，阿訇、满拉为教徒念经，不许收“乜帖”，坚决反对念经受酬，出钱雇人念经，雇人者、念经者、亡人都得不到安拉的回赐，“吃了不念，念了不吃”^[104]，穆斯林请阿訇来念经的时候，甚至也不能准备饭菜，否则念经是无效的，为真主所厌恶。这些规范减少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宗教参与世俗生活的机会也大大降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寺院经济的发展，还有上文提到的嘎的林耶门宦也是如此。

其次，从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来看，中国伊斯兰教向来反对奢侈、浪费的消费观念和行为，门宦制度中这一倾向更显突出，但是程度各有不同，有的教派在崇尚节俭、朴素的消费行为的同时，也主张适度地享受现实的美好物质生活，如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提出润心润屋；而有的教派则具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对物质生活的享受持反对态度，比如坚持出家苦修的嘎的林耶门宦。虎夫耶门宦虽然不提倡遁世出家，但反对享受是它传教的宗旨之一，其各级修士要封长斋，强调少吃少饮多磨炼，夜间少睡觉，意在减少人的物质追求，该门宦的信众均崇商节欲，以寡欲为荣。

最后，从教众的宗教负担来看，有的教派门宦不太注重敛财，并制定措施以减少信徒的经济负担，如哲赫忍耶著名经学家穆罕默德·曼苏勒·马学智所著的《哲赫忍耶道统史》记载，无论是马明心还是他的弟子，都自守清寒，他们穿着自织的粗羊毛褐衫，以打柴维持生活，并把教众奉献的钱财、衣物、食品转送给更穷困的群众，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苏非派苦行僧，马明心教主反对向穆斯林强征天课，主张为教众念经不收经礼，过“尔麦里”时不宰牛，不设席大吃特吃，而以几碟干鲜果品简单地招待阿訇，提倡简化宗教仪式从事宗教革新，所以，该教派一经产生，立刻得到人们的欢迎和拥护。而有的门宦虽然表面上也主张禁欲、节欲，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则不尽然，在西北的很多地方，寺院经济已经明显受到世俗社会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早期宗教领袖清贫廉洁之风越来越多地被世俗生活感染，教职人员的地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穆斯林之间产生了世俗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教主和教徒之间的宗教等级观念比以前更为强化，教主与教徒除了保持宗教统属关系之外，又增加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压迫关系。由于门宦制度强调教主是普通穆斯林和真主之间的唯一媒介，所以教民都非常注重给教主的物质奉献，每逢教主生日、忌日等重大活动，一般都奉献丰厚的礼物和礼金，在教主到各个辖区教坊去的时候，各教坊都必须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教民要宰羊宰牛，设宴款待，并送钱送礼^[105]，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民的经济负担。

三、回族寺院经济思想强烈的宗教性

中国伊斯兰教处在儒道佛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延续一千多年却没有被同化、消融，寺院经济的支撑作用必不可少。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宗教性更强，它一般在国家和社会的保护与支持下发展，而且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并没有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义务，所以，寺院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独立，不主动参与世俗经济、自我封闭循环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前面我们讨论的世俗经济相比，各教派与门宦主要是沿袭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他们当然也无法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如西道堂和嘎的林耶门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教派门宦的“汉化”是以坚决维护伊斯兰教教义为前提的，其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为了宗教的延续和发展，比如积极鼓励穆斯林进行宗教教育消费、强调宗教性和公益性消费，倡导履行瓦克夫制度等，受世俗经济的影响较小，基本属于独立发展的思想体系。从各教派与门宦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无论是管理制度，还是掌教的职责，乃至清真寺的经费来源，都处于伊斯兰教教义的指导下，所以，寺院经济在自我运行过程中，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是宗教职业者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活动都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