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认识

第四节　对“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认识

从拉美“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改革需要良好的政治条件

这种条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必须拥有可信性。毋庸置疑，经济改革成功与否，与政府制定的各项改革政策的优劣密切相连。而良好的改革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可信性的大小。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墨西哥经济学界早就呼吁政府采取贬值的措施，以解决比索定值过高的问题，但萨利纳斯总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置之不理。塞迪略上台前曾多次许诺和发誓，他的政府根本不会贬值或不会使贬值幅度超出“事先确定”的范围。然而他执政不到3周就宣布贬值13.8%。这一“自食其言”的决定以及1994年墨西哥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使外国投资者对塞迪略能否继续执行大胆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疑问。有些外国投资者甚至对塞迪略总统是否具有胜任能力持怀疑态度。因此，尽管财政部长塞拉在宣布贬值后不久就被撤职，但外国投资者对塞迪略政府的可信性并未增强，反而因政府在次日采用浮动汇率制而进一步降低。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墨西哥比索贬值诱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塞迪略政府的可信性遇到了危机。

2.社会力量必须在政治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曾任智利财政部长A.福克斯莱曾说过，在拉美，如果进行重大的改革，要么有一个专制的政府，要么有一种高度的政治共识。^[70]这种说法固然有其片面性，但其深层含义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智利在皮诺切特当政时实施的经济改革是以军政权的高压政治为基础，那么艾尔文的改革则以这个国家全社会的高度共识为保障。例如，艾尔文制定的许多政策得到了反对派的赞同和支持，因此政府可以避免不少政治上的争吵，进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之中。又如，由于公众对改革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们能接受政府的许多改革方案。这使得改革能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与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相比，智利公众为反抗政府的改革政策而举行的示威、抗议或罢工等要少得多。在1989年的总统大选和1992年的地方选举中，支持或主张改革的候选人总是获得最多的选票。

与智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西等国似乎缺少一种政治上的共识。在1993年10月以后的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巴西政府提出的79项有关经济改革的宪法修正案中，只有6项获得议会通过。1991年6月，当政府讨论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公司的私有化问题时，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伊帕延加政府以及77名议员、一批工会领导人和宗教人士组成了“捍卫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公司运动”。由于社会各界强烈反对，该公司的拍卖日期被三次推迟。同年10月，当该公司在里约热内卢拍卖时，工会组织的示威者与维护拍卖场所秩序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数十人受伤。^[71]公众对私有化的这种态度显然是无益于推动经济改革的。

3.政局必须稳定。只有使政局保持稳定，政府才能专心致志地实施各项改革政策，才能强化本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智利和墨西哥是两个颇有说服力的正反例证。在智利，无论是皮诺切特当政，还是艾尔文和弗雷掌权，政局始终能保持基本稳定。但在墨西哥，1994年元旦，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萨利纳斯政府用软硬两手都未能平息这一暴动。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军甚至在塞迪略就职前夕再次发动武装进攻。3月，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被杀；数月后，该党总书记马谢乌又被暗杀。此外，革命制度党内部以及各政党之间的政治力量围绕总统大选和州长选举展开激烈的争斗。这一系列事件使外国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政局能否保持稳定产生了疑虑。因此，当政府宣布对本国货币贬值后，外国投资者以及本国投资者纷纷逃离。

二、经济改革的社会代价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作为经济领域中的革命，经济改革包含一个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则会受损。于是，后者的不满情绪及抵触心理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改革构成巨大障碍。这样的例子在拉美并不少见。如在梅内姆总统所在的省（总人口为20万），当议会于1993年年初作出允许在5.4万名政府部门雇员中裁员7000人的决定后，政府部门雇员立即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数十人受伤。同年12月又出现一次抗议活动。省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裁员，省议会也撤销了年初作出的决定。^[72]在委内瑞拉，1990年6月当政府决定提高部分能源产品价格时，首都等地连续8天发生骚乱，最终迫使政府放弃了提价计划。^[73]

应该指出，经济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就给全社会每一个成员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这是普遍规律。相反，某些成员会失去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一部分既得利益。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说政府可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它应充分利用多种手段来调和各种阶层的利益冲突，将经济改革的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就此而言，政府应该重新“发现”自己的作用。

智利为了使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而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先把最低工资提高36%，尔后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挂钩；其二，增加税收。如政府把营业税从原来的10%提高到15%，将增值税提高到18%。政府把税收的增加部分全部“投资于民”，如改善住房和医疗服务设施，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或重新安置失业工人。在艾尔文当政期间，约100万人摆脱了贫困。^[74]

在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于1989年制订了全国团结计划。至1991年，该计划已向穷人提供了价值40亿美元的各种补助。萨利纳斯于1993年声称，包括该计划在内的一些社会发展项目所动用的资金，相当于GDP的10%或政府预算的一半。同年他还宣布，全国团结计划已向1350万人提供了饮用水，为1100万人铺设了排水管道，修复了10万所学校，向100万学龄儿童提供了经济补助，向800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向1600万人提供了生活用电，发放了180万张土地所有权证书，并向100万农民提供财政援助。1990年，政府在该计划的基础上组建了社会发展部，该部部长被提名为1994年革命制度党大选的候选人。萨利纳斯在其第五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称，在1989～1992年期间，墨西哥的绝对贫困人数从1500万下降到1350万。

总之，智利和墨西哥的实例表明，在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代价方面，政府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三、正确选择改革的速度

改革的速度不外乎“渐进式”和“急进式”两种。1995年6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在阐述乌拉圭新总统桑吉内蒂的改革政策时指出：如果阿根廷跳的是步伐较快的新自由主义“探戈舞”，即进两步退一步，那么乌拉圭则喜欢跳“坎多梅贝舞”——这种舞蹈的步伐虽不太快，但始终是稳步向前。

这一比喻显然贬低了“急进式”的优势，高估了“渐进式”的长处。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难以一概而论。一般来说，采取何种方式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要看政府在同改革的反对派进行较量时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力量。这是因为，“渐进式”容易使反对者获得足够的时间进行游说活动和扩大其力量，以迫使政府放弃改革计划。（2）要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是否具有较高的威望。如果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或政府的信誉不高，那么“急进式”是可取的。因为这样能使改革的好处早日体现出来，以便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创造政治经济条件。（3）要看改革措施会付出多大代价和带来何种不良影响，其中包括公众的承受程度和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不稳定和国内经济结构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或在公众对改革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时，用“急进式”实施某些改革措施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和后果。而“渐进式”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改革的代价。

“渐进式”和“急进式”在拉美国家的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例如，墨西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进口数量限制的范围。它之所以这样“急进”，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在与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取得较大的主动权和减少美国国内反对该协定的阻力。智利在取消进口限制方面采取了“急进式”，但在降低关税壁垒方面则采取了“渐进式”。这是因为，智利的进口数量限制为数不多，在短时间内取消限制不会产生太大的副作用；而逐步降低关税壁垒则能够使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外部竞争的到来作好准备。

拉美国家在改革速度上的失误并不少见。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和开放资本项目方面采取的“急进式”措施构成了1994年12月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委内瑞拉由于在市场化改革方面采取了“急进式”，即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商品价格和取消补贴，公众的反抗和军队的不满曾一度使政局陷入了动荡。

当然，“渐进式”或“急进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现实可行性。如巴西的科洛尔政府曾制定过一个“急进式”的私有化计划，力图每月出售一家国有企业。但在两年时间内只有七家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国内反对私有化的阻力很大。这种阻力迫使巴西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渐进式”，而其成效明显不如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

四、必须为经济改革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

由于经济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政府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1.控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会加剧改革对低收入阶层造成的短期性消极影响，而且还会削弱全社会对改革的信赖和支持，并挫伤本国或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最终使改革陷入困境。巴西经济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或许与高通货膨胀率有关。1993年，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67%。换言之，其3天的通货膨胀率就高于美国全年的水平。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难以进一步放开价格和开展市场化改革的。虽然科洛尔政府早在1990年3月就宣布了私有化计划，但直到1991年年中才开始实施，因为政府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将大部分金融资产冻结了18个月。

2.强化反腐败机制。改革并非必然会使腐败问题进一步恶化，但改革能为一些人提供“寻租”的机会。如在巴西圣保罗国际机场，随着进出口贸易量的扩大，行贿受贿额高达每月3000万美元，即每天100万美元。^[75]可以肯定的是，腐败必然会阻碍经济改革的进行。尤其在改革初期，由于与旧经济体制孪生的政治体制尚未得到相应的改革，而新的经济体制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政府官员便利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之际出现的“漏洞”和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以新的手法从事腐败活动。在这方面，拉美国家提供的反面教材不胜枚举。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健全反腐败机制。

3.健全和完善税收体系。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一个健全和完善的税收体系。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在于它能有效地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如前所述，一些改革措施降低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但也有人却通过多种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迅速致富。事实上，即使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等经济改革较成功的拉美国家，贫富悬殊也同样有增无减。而巴西的两极分化现象尤为严重。世界银行认为，巴西的收入分配不公在世界上倒数第二，仅好于塞拉利昂。^[76]

纠正这一现象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税收的作用，而税收作用的发挥则必须以完善和健全税收体系为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拉美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防止偷税和漏税。在巴西，6000万经济活动人口中约有40%～60%的人在逃税。^[77]在委内瑞拉，政府有关部门估计，1994年财政年度中逃税额高达100亿美元，相当于同一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税收的93%。^[78]

4.加强制度建设，增强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许多拉美国家的实践充分说明，“用笔一挥就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股票市场或取消补贴，但是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或制定一种能有效地弥补取消补贴后穷人所受的损失的计划，则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这一努力将在较长时间后才能奏效”。^[79]如在委内瑞拉，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放松了对银行体系的管制，但它未能及时地在加强管理和完善“竞赛”规则等方面制定出有效的规章制度。其结果是，许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利用这一“缺口”，无所顾忌地从事多种不正当的活动。在1994年和1995年，多家大银行因这些不正当活动而蒙受巨大损失，最终倒闭。令人遗憾的是，政府未能及时察觉这些银行的所作所为。

五、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启示

萨利纳斯当政时，墨西哥被树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英国《金融时报》1994年11月23日还说：“墨西哥经济具有非常出色的活力；……十多年的改革已结出成果。”瑞士银行的一份题为《经济与金融前景》的报告也曾在危机爆发前夕指出，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墨西哥已成为一个“变化了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稳定化，因此它是一个“一流”的投资场所。然而，颇受国际社会青睐的墨西哥却终于在萨利纳斯交权后不久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仅在1994年的最后10天内，就有100多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墨西哥。这一危机还波及其他拉美国家。如在1995年1月10日这一天，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股市分别下跌了10%、10%和5%。^[80]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1.必须慎重对待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资。如前所述，在“失去的10年”，拉美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地区。但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私人资本流入量大幅度上升，1990年为134亿美元，1994年扩大到570亿美元。此外，拉美国家还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了大量债券，仅在1993年就达270亿美元（1983～1989年只有3亿美元） 。^[81]

但是，应该指出，在流入拉美的大量外资中，有一部分是投机性极强的短期资本。这种被称做“飞燕式资本”的间接投资之所以青睐拉美，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该地区扩大了开放度，但外部因素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主要发达国家的美元利率大幅度下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年利率只在2%～4%），而拉美的美元利率则处于较高水平（一般在15%左右，有时甚至接近20%） 。^[82]其次，“拉美的经济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个人和机构不是将储蓄存入银行、而是大量购买国外股票和证券这一趋势不谋而合”。^[83]仅在1993年，美国投资者购买的外国资产就达680亿美元，超过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数额。这些间接投资中的大部分进入了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新兴市场”。

从理论上说，只要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能保持相应的盈余，那么经常项目即使出现较大的赤字也并不说明国民经济已崩溃。问题的关键是，使资本项目保持盈余的外资不应该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而墨西哥用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资本项目盈余却正是这种资本。因此，当墨西哥的投资气候发生变化时，它们就溜之大吉。

事实上，早在1990年9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就要求拉美国家警惕这种外国资本。次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也在其《贸易与发展报告》中论述了拉美国家在引进外国资本中应该注意的危险性：被利率差吸引来的短期外资提高了本国货币的价值，从而使贸易平衡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导致外资因丧失信心而离开拉美。199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其报告中再次指出了流入拉美地区的短期外国资本的不利影响。

进入墨西哥的外资的流向也是有问题的。1988～1994年期间，在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约740亿美元）中，31%在制造业，19%在交通运输业，19%在非金融服务业，15%在金融服务业，11%在商业，3%在建筑业。^[84]可见，生产性投资不足1/3，第三产业中的投资则占一半左右。这一点与许多亚洲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也不低（约6%）。但是绝大部分外国资本被投入生产性领域，而非用于消费。同样重要的是，投机性较强的证券投资在外资中所占比重较小。这使得上述国家能有效地控制外资的活动和避免外国游资带来的许多不稳定性。

2.必须慎重对待资本项目的开放度。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不少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一直在积极地要求发展中国家最快和最大限度地开放其资本项目，用较为容易到手的短期资本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对此，萨利纳斯总统“言听计从”。

毫无疑问，开放资本项目能使国内储蓄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此外，从理论上说，资本流动既是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又能提高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益。但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尚未达到完善的地步，而且国际社会对国际资本的流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机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何时以及如何开放其资本项目时必须三思而后行。墨西哥的经验至少表明：第一，资本项目的开放速度不能太快，而且要在其他领域中的自由化计划（尤其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才能开始。第二，并非所有外资都是有益于民族经济的。因此，正如拉美经委会的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突然而来的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时，应该修改外资法，在宏观规模上加强对短期外资流入量的调控。

3.必须慎重对待贬值这一举措。墨西哥的金融危机是由比索贬值引起的。然而贬值只是“导火线”，而非罪魁祸首。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作为控制进口和促进出口的有效手段，贬值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由于汇率是经济生活中涉及面最广的价格之一，它的任何变动对交易活动的影响比其他价格变动的影响都大。这就要求政府在采取贬值这一举措以前慎重对待以下几点：（1）外汇储备需保持在一定量的水平上。在贬值前，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只能满足两个月的进口需求（阿根廷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则分别能满足9个月和16个月的进口需求）。（2）贬值措施的实施时机至关重要。塞迪略总统上台伊始就采取此措施，未免操之过急。无怪乎美国《西半球档案》杂志（1995年1～2月合刊）称塞迪略总统这样做无异于“去地狱度蜜月”。（3）要考虑贬值带来的副作用和公众对贬值所作的心理预期准备。塞迪略政府最初的目标是仅仅把1美元=3.46比索贬为1美元=4比索。政府认为，如此小的幅度不会对外资的信心和通货膨胀产生多大不利影响，只会鼓励出口和改善国际收支地位。正是基于这一虚假的乐观认识，塞迪略政府未能对贬值后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事件作好应急准备。（4）贬值前要为出口部门利用此良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

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指出，鉴于墨西哥具有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常随6年一次的总统换届发生变化这一特点，又由于巨额贸易逆差早已存在和资本项目的盈余具有严重的不稳定性，因此，贬值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萨利纳斯下台前一年或在塞迪略总统执政半年以后。此外，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控制贸易逆差的措施并非一定是贬值。当然，预防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上策是著名埃及学者S.阿明所主张的“有控制的开放”。

六、“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尽管有人认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就被新闻媒介夸大了，而且，墨西哥金融危机委实使墨西哥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遇到了少有的挫折，但是，就整体而言，拉美的“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仍然是一个较成功的发展模式，它的积极成效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使拉美摆脱了“失去的10年”的阴影。1991～1994年，该地区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8%、3.0%、3.2%和4.5%。其中1994年的增长率达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85]第二，1985～1989年，拉美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5%。^[86]1990年以后，由于削减预算、私有化和改善征税体系，拉美的财政基本保持平衡。第三，长期困扰拉美各国的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第四，国民经济的外向性有所提高，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功能也得到强化。

当然，“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尽管拉美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增强，但是与进口贸易相比，出口贸易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拉美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占12.5%，70年代后期为5%，1990年只占3.5%，为20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在东亚，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90%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25%，在拉美则仍占一半以上。^[87]这一缺陷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1）大量外资的流入提高了本国货币的价值，而本国货币的定值过高则能使进口变得便宜，使出口变得困难，最终导致难以平衡贸易项目。在90年代上半期，拉美的货币升值了24%，与80年代中期相比则上升35%。^[88]（2）尽管拉美国家产品的竞争力有明显的提高，但出口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障碍。例如，在新加坡，一艘货轮只需20分钟就能将海关手续办理完毕，并在数小时内装卸完货物。在拉美国家的大多数港口，这一手续需要数天或甚至数周。^[89]此外，在利用基础设施、获取世界市场行情以及银行业及保险业等方面，出口商也面临着一系列障碍。（3）虽然进入90年代后通货膨胀率有明显的下降，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通货膨胀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拉美国家的产品在生产成本和价格等方面仍然不能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展开竞争。例如，在1990年至1994年第一季度，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仅下降了13%，但墨西哥国内的消费品价格却上升了63%（同期美国的消费品价格只上升了12%）。其结果是，墨西哥的实际汇率（即以美元计价的比索相对于美国的价格而言）提高了28%。这使许多墨西哥商品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商品则更容易进入墨西哥市场。阿根廷的兑换计划同样使阿根廷出口商品处于不利地位。在1990年至1991年年初，阿根廷的实际汇率上升了68%。^[90]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恰帕斯州农民暴动或科洛西奥等人被杀，墨西哥可能不会在1994年12月撞到墙上；但它难以逃过1995年”。^[91]

其次，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依然很强。这一依赖性显然与储蓄率低有关。委内瑞拉前工业部长M.纳伊姆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的储蓄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低；东亚的储蓄率高达35%，而拉美只及其一半。^[92]美洲开发银行执行副行长N.伯索尔引用的数据表明，1990年，拉美的储蓄率为20%，1994年却降低到13%。^[93]其结果是，“外国资本构成了拉美变革的经济、政治润滑剂。没有外资的流入，所有人都会感受到难以消除的贸易赤字带来的不利影响，汇率就会不断地降低，通货膨胀率下跌的速度就会放慢，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可见，“外国资本帮助政府减少了改革带来的政治成本”。^[94]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国家难以提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是拉美出现了消费热。而这一消费热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通货膨胀率降低。其二，实施贸易自由化以后，进口品变得相对便宜。

最后，贫困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拉美的贫困问题根深蒂固。因此，将这一问题归咎于“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无疑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该模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有些方面甚至使一些穷人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例如，政府放松价格控制或取消价格补贴后，基本必需品和许多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而工资却未能得到同步增长。据阿根廷全国人口统计研究所计算，一户4口之家每月需要1300美元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最低工资却只有400美元。退休工人的生活尤为悲惨，因为他们的月退休金不超过250美元。^[95]又如，经济开放后，外来竞争迅速增加。就中、长期而言，这一增加无疑是有益的。但就近期而言，实力微弱的某些部门或中、小型企业和农民，会因难以抵挡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墨西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1992年期间约有10%的中、小型企业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被迫倒闭，造成10万人失业。^[96]仅在1992年，墨西哥的制鞋业就因外来竞争而裁减了1.4万人。^[97]农业部门亦非例外。由于墨西哥与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着巨大的差别（如美国衣阿华州生产的每吨玉米需要110美元，而墨西哥的成本却高达240美元） ，^[98]农民的遭遇同样不佳。在1989～1992年期间，由于政府放松了对牛肉进口的限制，墨西哥的牛肉进口量增长了513%。^[99]这使墨西哥的牧农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此外，随着进口糖产品竞争的加剧，墨西哥的许多小型制糖厂也纷纷倒闭。

【注释】

[1]转引自美国《新观察季刊》1993年秋季号，第4～7页。

[2]智利的拉美经济与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S.比塔尔指出：“在拉美， ‘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被用来指实现私有化、放弃管制、减少国家的作用以及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中扩大开放度等经济政策。但在英语中，这一政策方法被称做‘新保守主义’ 。其原因之一是：在拉美， ‘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与经济问题有关；而在英语中， ‘自由主义’与政治考虑的关系更密切。”（见S.比塔尔：《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的新结构主义之争》，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88年4月，第45页）

[3]O.松凯尔等：《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0年12月，第36～40页。

[4]J.M.萨拉查—希林纳克斯：《经济发展中国家与市场的作用》，载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71页。

[5]J.迪茨等著：《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57页和第31页。

[6]J.迪茨等著：《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57页和第31页、第257页。

[7]J.迪茨等著：《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57页和第31页、第257页。

[8]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88年4月，第46页。

[9]一般认为，新结构主义形成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例如，J.拉莫斯及O.松凯尔在《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一书中说：“本书吸取了在过去的10年中不断完善的新结构主义论的思想。”（见该书第6页） S.比塔尔在发表于1988年4月的《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的新结构主义之争》一文（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中说：“新结构主义学派现在才开始形成。”

[10]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5～6页。

[11]关于新结构主义的主张，见苏振兴：《拉丁美洲的新结构主义》，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2期；O.松凯尔等：《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0年12月；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

[12]见《拉美经委会与新自由主义：法恩齐伯访谈录》，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4年4月，第205～207页。

[13]有意思的是，藤森和梅内姆等人在竞选时也曾反对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但上台后则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崇者。

[14]D.E.霍杰曼：《目前拉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治经济学》，载英国《拉美研究杂志》1994年第1期，第198页；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9月27日。

[15]S.侯塞因：《恢复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89年6月，第2～4页。

[16]“华盛顿共识”一词因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政府的所在地都在华盛顿而得名。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J.威廉姆逊：《拉美调整的成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一书。

[17]J.威廉姆逊：《拉美调整的成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353页。

[18]D.E.霍杰曼：《目前拉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治经济学》，载英国《拉美研究杂志》1994年第1期。

[19]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含义，见江时学：《论拉美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载《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3页。

[20]自动许可证只是一种申报程序，不包含对进口的任何限制。

[21]世界银行：《调整计划中的贸易政策改革》，华盛顿，1992年，第63页。

[22]美国《商业日报》1994年8月19日；美国《拉美商情》1994年9月26日。

[23]美国《拉美商情》1993年3月29日，第4～5页；1994年3月7日，第4～5页。

[24]江时学：《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历程》，载《拉丁美洲研究》1983年第6期，第28～29页。

[25]江时学：《略谈中美洲地区的经济合作》，载《拉丁美洲研究》1985年第1期，第37页。

[26]苏振兴：《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局面》，载《世界经济》1995年第6期。

[27]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48页。

[28]S.韦恩特罗伯：《美国对拉美的新行动》，载美国《国际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91年春季号，第1页。

[29]美国《纽约时报》1990年8月26日，第15页。

[30]《l瞭望》，1993年1月25日，第59页。

[31]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墨西哥经济和社会信息》1990年9～12月号，第50页。

[32]江时学：《关于拉美与亚太地区的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7期。

[33]P.德鲁克：《新现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50～51页。

[34]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作用》，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第27页。

[35]A.M.德尔坎波等：《拉美的国有企业改革》，载《拉美经委会评论》1997年4月，第58页。

[36]A.M.德尔坎波等：《拉美的国有企业改革》，载《拉美经委会评论》1997年4月，第58页。

[37]R.拉马穆蒂：《私有化对拉美债务问题的影响》，载美国《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92年夏季号，第107页。

[38]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2年4月，第57页。

[39]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作用》，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第35页。

[40]高昌林：《阿根廷私有化面临的主要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4期，第35页。

[41]S.基克里等：《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教训》，载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1994年7月，第259页。

[42]英国《拉美特别报道》，1993年4月。

[43]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0页。

[44]R.M.舍伍德：《对经济自由化至关重要的司法改革》，载美国《北方与南方：美洲杂志》1993年10～11月号，第9页。

[45]世界银行：《调整计划中的贸易政策改革》，华盛顿，1992年，第84～88页。

[4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93年9月，第45页。

[47]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

[48]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国家概况——牙买加：1993～1994年》。

[49]世界银行：《调整计划中的贸易政策改革》，华盛顿， 1992年，第54页。

[50]世界银行：《调整计划中的贸易政策改革》，华盛顿， 1992年，第54页。

[51]世界银行：《80年代拉美国家的贸易改革》，华盛顿，1993年，第4页。

[52]拉美经委会：《1995年拉美经济概览》，1995年9月。

[53]如在墨西哥，国有企业私有化被称做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墨西哥革命”（见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作用》，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第21页）。

[54]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学》1994年1月16日～2月15日，第16页和第3页。

[55]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1994年7月，第248页。

[56]英国《拉美特别报道》1994年2月，第2页。

[57]S.基克里等：《私有化：市场经济的教训》，载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1994年7月，第252页。

[58]美国《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92年夏季号，第107～110页。

[59]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6月21日。

[60]阿根廷《民族报》1995年6月26日。

[61]英国《拉美特别报道》1993年10月，第4页。

[62]美国《拉美一周报道》1991年3月7日，第4页。

[63]美国迈阿密大学编：《北方—南方焦点》1993年第1期，第4页。

[64]在该事务所的三位主要头面人物中，两位是另一个经纪人事务所的合伙人，另一人则是墨西哥股票交易所前总裁，并且与萨利纳斯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见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作用》，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第35页）。

[65]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作用》，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第33页。

[66]美国《南方—北方焦点》1993年第1期，第2页。

[67]美国《拉美金融》1991年11月，第74页。

[68]W.贝尔等主编：《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作用》，美国普雷格出版公司，1994年，第33页。

[69]持此观点的代表性文献是：J.普雷格：《私有化是欠发达国家的灵丹妙药吗？市场的失败与公共部门的失灵》，载美国《发展中地区杂志》1992年4月，第301～321页；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50页。

[70]A.福克斯莱对《新观察季刊》记者的谈话，引自该刊1993年秋季号，第18页。

[71]郭元增：《巴西国营企业非国有化进程》，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4期，第26页。

[72]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国别概况——阿根廷》，1993～1994年。

[73]M.D.拉米雷斯：《拉美的调整与稳定：新结构主义的观点》，载美国《经济问题杂志》1993年12月，第1035页。

[74]英国《拉美商情》1994年3月28日，第2页。

[75]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6月27日。

[76]美国《西半球档案》1994年3～4月，第8页。

[77]美国《世界新闻报》1992年8月4日，转引自美国《拉美研究评论》1992年第1期。

[78]墨西哥《至上报》1994年3月21日。

[79]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4页。

[80]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学》1995年2月16～28日，第7页。

[81]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48页。

[82]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学》1993年4月1～15日，第14页。

[83]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0页。

[84]英国《拉美一周报道》1994年11月17日。

[85]拉美经委会：《1995年拉美经济概览》1995年9月。

[86]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47页。

[87]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7页。

[88]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1页。

[89]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7页。

[90]P.克鲁格曼：《郁金香与新兴市场》，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40页、第57页。

[91]P.克鲁格曼：《郁金香与新兴市场》，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40页、第57页。

[92]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56页。

[93]1995年9月9日N.伯索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演讲，转引自《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

[94]M.纳伊姆：《拉丁美洲：翌日早晨》，载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7～8月，第49～50页。

[95]美国《南方—北方焦点》1993年第1期，第3页。

[96]P.莫里斯：《抓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载美国《当代历史》1993年2月，第51页。

[97]墨西哥《至上报》1993年4月2日。

[98]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3年11月4日。

[99]美国《圣安东尼奥新闻报》199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