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成效及其影响

第三节　“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成效及其影响

“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实施已初见成效，其中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成效及影响尤为令人瞩目。

一、贸易自由化的成效及影响

众所周知，资源的可得性和政府的政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就资源的可得性而言，在资源量既定的条件下，资源利用的效率就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贸易自由化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企业层次上的资源利用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1）随着进口商品竞争的加剧，国内企业为生存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2）企业从国外获得较多的投入（其中包括先进技术）。（3）出口市场的扩大能使企业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总之，贸易自由化使资源利用的效率得到提高，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实现优化，最终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报告证实了上述结论。该报告指出，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国由于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其劳动生产率指数（1980年为100）从1978～1982年的102.7提高到1983～1986年的130.4，其中哥伦比亚从同期的101.4上升到121.8，墨西哥从99.7上升到108.3。该报告甚至认为，贸易自由化还使上述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78～1982年的3.6%增至1986～1989年的4%。^[45]

贸易自由化为拉美国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拉美经济进一步开放。这主要是因为，较低的贸易壁垒增加了进口需求，也扩大了出口。如表3-3所示，以实际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所表示的经济开放程度，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全地区这一指标已从改革前的49%上升到58%。^[46]

表3-3　拉美经济的开放度（按1980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93年9月，第45页。

贸易自由化也促进了拉美国家的贸易多样化进程。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取消对贸易活动的多种限制、由市场决定贸易模式后，其产品就会寻找新的市场，出口的产品也会随之增加。此外，资源流动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生的动态效应也会强化企业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进一步加快出口多样化的发展。在墨西哥，贸易自由化产生的这种积极影响尤为明显。在贸易改革前，墨西哥的出口收入主要来自自然资源部门（矿产品和石油）、旅游业和农业部门。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制成品出口发展迅速，在出口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26%上升到1990年的46%，而传统出口产品所占比重则从同期的73%降至53%。^[47]

贸易自由化对贸易多样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出口部门。由于放宽了对进口的限制，进口多样化遂成为可能。进口多样化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从而活跃了国内市场和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还使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得益于进口投入的增加。例如，牙买加等国的旅游业因政府放松了对进口的控制而从国外进口了大量国内急需的旅游业设施及食品，从而使旅游业收入从1986年的5.2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7.6亿美元。^[48]事实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下降与进口的扩大不无关系。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就近期而言，由于一些企业和部门难以抵挡进口商品的竞争而倒闭或压缩生产规模，失业率会上升。但就长期而言，尤其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完成后，一些企业和部门（尤其是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和部门）会扩大生产，从而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使失业率下降。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短暂的。此外，不可否认，政府的某些就业政策会抵消贸易自由化在近期内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是实际工资水平则不会上升。如在墨西哥，由于政府人为地在公共部门中扩大就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失业率不仅没有随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而上升，反而有所跌落。然而实际工资指数（1980年为100）却从1980～1984年的92.4降至1985～1990年的73.9。^[49]

贸易自由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曾对两组国家作过比较。第一组国家（其中包括墨西哥）的进口税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虽然从1978～1982年（改革前）的2%降至1986～1989年（改革后）的1.7%，但其预算赤字也从相当于GDP的8%减为6%；第二组国家（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和牙买加）的进口税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同期的4%增至5%，其预算赤字则从相当于GDP的9%降为7%。^[50]世界银行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就进出口税收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而言，墨西哥从1980～1984年的9.2%降至1985～1990年的8.2%；而智利则从7.6%提高到12.8%。^[51]

上述数据表明，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降低贸易壁垒对进出口关税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是难以一概而论的。从表面上看，由于降低关税，财政收入会随之减少。但是，这一不良后果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如果某些非关税壁垒（尤其是数量限制）能被关税取而代之，那么进口税的课税基础就能扩大，从而增加进口税收入。又如，放松对进口商品的限制后，进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消费，最终使国家获得较多的消费税。再如，政府可以完善征税机制，杜绝偷税和漏税，并取消或减少只有那些与政府官员或部门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少数出口商才能享受的免税优惠。当然，不可否认，在1982～1984年期间的智利，由于降低关税壁垒后关税收入下降等原因，政府又提高了关税税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这次贸易改革中，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基本上没有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扭转降低关税的趋势。

总之，从拉美国家的实践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贸易自由化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何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政策的综合作用。（2）把数量限制和有关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的做法似乎是较为可取的，因为数量限制的确定和分发在许多情况下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灵活性，用关税取而代之不仅能增加关税收入，而且还能阻止既得利益者的游说活动和减少政府官员的腐败。（3）关税收入的减少，可通过其他增税措施来加以弥补。

贸易自由化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消极影响是进口增长过快，从而使国际收支处于不利地位。1985～1992年，拉美的出口从920亿美元上升到1260亿美元，而进口则从580亿美元扩大到1320亿美元。因此，1992年拉美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额从1993年的103亿美元扩大到1994年的147亿美元。^[52]如表3-4所示，在1990～1994年期间，除圭亚那、巴巴多斯和苏里南3国以外，其他拉美国家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都低于同期的进口。

表3-4　1990～1994年进出口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洲开发银行，转引自1995年9月9日N.伯索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演讲。

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成效及影响

拉美国家的私有化声势之浩大，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该地区乃至在整个第三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53]

拉美私有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政府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被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参与程度明显缩小。例如，墨西哥的国有企业在1982～1992年的10年内减少了约1000家；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从1982年的25.4%降低到1992年的7.5%。^[54]智利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仅剩下20多家；在此前的10多年时间内，共有500多家被私有化，因此，国有企业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73年的39%下降到1989年的12%。^[55]

随着国有企业的减少，私人资本的活动余地得到了扩大，其投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1970年，在16个主要拉美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的私人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超过70%，其中3个国家超过75%，只有1个国家（危地马拉）超过80%；至1992年，已有11个国家超过70%，其中4个超过75%，另有4个超过80%。^[56]

第二，私有化使拉美国家的政府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5个主要拉美国家从700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获得了183亿美元。此外，通过债务资本化实现的私有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债务负担。以阿根廷为例，债务资本化使商业银行贷款的账面值减少了20%，^[57]其中国营航空公司和国营电话公司的私有化减少了70亿美元的外债，占当时阿根廷外债的10%。^[58]

第三，私有化提高了一些企业的效益。它主要得益于企业的新主人采取的以下几个措施：一是扩大投资，改善技术装备；二是强化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减少浪费；三是裁减雇员。

通过私有化提高企业效益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1991年，以美国GTE公司为首的一些国际投资者以19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委内瑞拉电话公司长达35年的经营权。在被私有化后的3年时间内，美国的经营管理者使国内电话线路增加了50%，国际线路增长了1倍，公用电话增长了3倍。投资额已达24亿美元，是私有化前3年投资总额的10倍；等待通话的时间减少到3秒，用户满意率从私有化以前的30%达到前所未有的80%。^[59]又如，私有化以前，阿根廷国营石油矿藏管理局下属的一家炼油厂是一家“又脏又乱的废墟堆”；工厂人员超编，盈利极少，即使在油价上涨时也是如此。私有化后，工厂面貌焕然一新。工人从原来的5000人，精简到700人，成本减少一半。^[60]再如，墨西哥《这个国家》月刊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48%的人认为私有化后电话公司的服务水平得到了提高；只有16%的人认为不如以前。^[61]

毋庸置疑，拉美国家的私有化并非十全十美。

首先，私有化使一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生产集中不断加强。在一般情况下，决策者总希望把国有企业卖给那些能使企业尽快扭亏为盈或起死回生的购买者。而这样的购买者又往往是国有企业在同行业中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常常在投标购买该国有企业时不惜出高价。其结果是，私有化不仅没有强化竞争，反而加剧了生产集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墨西哥的卡尔索集团购买了一家国营铜矿公司后，终于控制了全国铜产量的90%。^[62]在阿根廷，全国最大的近十家私人公司已购买了40%的私有化国有企业；另有27%的企业被西班牙和美国的资本所获得。^[63]巴西的吉拉多集团获得了4个国有钢铁公司后，垄断了巴西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非平板钢材市场。

为了控制垄断，一些拉美国家制定了多种规定。例如，智利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偿还期为15年的无息贷款，以便使更多的人能购买到国有企业的资产。此外，政府还规定了股票所有权的最高限额，并对有意购买国有企业的投资者进行资格审查。墨西哥财政部在对18家商业银行进行再私有化之前曾公开宣布，为了避免国家的金融权力被少数人控制，个人投资者在一家私有化银行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5%；但是，一些银行家、企业家和金融家仍然能通过多种方式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如在1991年，拥有全国最大的经纪人事务所的地区集团以46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墨西哥最古老的银行墨西哥国民银行。该银行也是拉美三大银行之一，拥有150亿美元的资产、3万多名雇员和720个分支机构。毋庸赘述，地区集团因获得该银行而实力大增。^[64]

其次，私有化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如前所述，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它们在私有化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裁减雇员。据墨西哥政府有关部门统计，1983～1989年，私有化使矿业、钢铁、汽车配件、化肥、蔗糖和二级化工等部门减少了20万个就业机会。^[65]而在有些情况下，政府为了使国有企业在私有化招标时更受投资者欢迎，常在拍卖前就裁减大批雇员。例如，当阿根廷国会于1992年9月通过对国营石油公司进行私有化的法令后，该公司就立即开始裁减雇员。至1992年年底，已有77%的工人被解雇。^[66]而阿根廷国家卫生管理局在私有化之前就有大约1/3的工人被解雇。^[67]

在许多拉美国家，被裁减的雇员主要是蓝领工人，因此，低收入阶层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无怪乎工人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总是持敌视的态度。1988年，当墨西哥卡纳尼矿业公司的工人得知该公司将被私有化的消息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虽然工人取得了胜利，但次年政府断然宣布该公司“倒闭”，从而解雇2800名工人。为了防止工人破坏机器设备，政府派出了400名军人进驻公司。虽然政府在公众的压力下被迫使该公司重新开工，并保证它“不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但仍然裁减了23%的工人，并与其余工人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68]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该公司终于被私有化，企业又进行了裁员。

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私有化能使一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但它不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灵丹妙药”。例如，自1991年起，墨西哥先后将18家商业银行私有化。为了鼓励本国资本投资者，政府对外国资本参与银行私有化加以多种限制，尽管在经营银行的管理经验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后者明显胜于前者。其结果是，1994年12月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些银行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墨西哥航空公司也有同样的问题。由于该公司的购买者缺乏必要的航空业务经验及资金，经营状况不仅没有出现好转，反而陷入了更为不良的境地。

可喜的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都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所有权与其效益无必然的因果关系。^[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