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

第二节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 理论基础

一、结构主义论的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种经济理论像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论那样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事实上，结构主义论构成了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11]

拉美经委会成立于1948年2月。当时，拉美国家对自己前途的自信心和决心正在迅速增强，而美国和欧洲在拉美的学术影响则在衰落。拉美经委会不仅为拉美国家的政府提供其制定经济计划所需的技术性援助，而且还为它们培养专门人才。因此，拉美经委会的众多出版物以及该机构派往各个国家的使团或考察组所宣传的结构主义思想，很容易被拉美国家的决策者接受。

结构主义论是在批判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以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为基础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新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把产生贸易的原因归结为各国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尽管两派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着分歧，但是它们都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贸易能使所有国家受益。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它们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用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最适宜”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以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其国民收入。

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拉美学术界愈益清醒地认识到，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并不能使拉美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他们认为，新古典理论无助于解决落后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这些国家抛弃那些阻碍其发展的“外向发展模式”。^[12]

在积极探索拉美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的拉美学术界，阿根廷经济学家R.普雷维什（1901～1986）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他的“中心”—“外围”概念构成了结构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应该指出，“中心”—“外围”的概念最初并不是普雷维什提出的。早在1928年，德国学者韦尔纳·桑巴特（1863～1941）就在他的一本论述欧洲经济史的著作中说：“为了在充满混乱事件的世界经济中找到我们的道路，我们应该区分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大批处于外围地区的国家。……前者是主动和发号施令的国家，后者是被动和受人指挥的国家。”^[13]桑巴特把受到美国支持的英国说成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该中心的周围则是受到剥削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中欧、东欧和南欧国家。尽管桑巴特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它受到了中欧国家的学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和支持。一些中欧学者甚至在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内，“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平等交换。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欧洲展开的关于“中心”与“外围”关系的辩论波及拉美。1931年，巴西出版了罗马尼亚学者M.曼努斯库的《保护主义理论》一书的葡萄牙语译本。曼努斯库在该书中有力地抨击了国际劳动分工。他还认为，划分“农业国”和“工业国”的标准是这些国家的出口构成；“农业国”的劳动生产率总是低于“工业国”；为了摆脱“农业国”的“落后性”，这些国家应该把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活动中去。30年代后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的《经济科学评论》杂志发表了多篇介绍或评论曼努斯库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曾引起了不少拉美学者的注意。

20世纪20年代期间在德国留学过的智利学者E.F.瓦格纳，吸收了桑巴特的思想，于1933出版了《世界经济的演变与周期》一书。这两本著作出版后在许多拉美国家大受欢迎。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拥有德国血统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无疑受到了欧洲人提出的“中心”—“外围”概念的影响。但是，欧洲学者未能从理论高度上深入地阐述“中心”—“外围”概念，而普雷维什则弥补了这一空白。

普雷维什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他就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院，在当时的拉美是最好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他任政府经济顾问时，普雷维什提出了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并任该行首任行长（1935～1943）。在担任该职务以前，即1933年，普雷维什曾为阿根廷与英国谈判《罗加—朗西曼条约》出任技术顾问。阿根廷在谈判中被迫作出的让步使普雷维什既看到了穷富国家关系的本质，又认识到了改变初级产品出口国地位的必要性。

1934年，普雷维什发表了一篇论述初级产品出口价格趋势的论文。他指出，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远远大于制成品出口价格的下降幅度，1933年与大萧条以前相比，为了获得同样数量的工业制成品，阿根廷必须多出口73%的初级产品。20世纪3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1937年，普雷维什在由他任主编的《经济评论》上再次指出，制造业使工业国有效地控制生产，因此，工业国能使其产品的价值保持在理想的水平上。而农业国则不然，因为农牧业生产的性质以及农业生产者的无组织状况必然会使农牧产品缺乏弹性。他认为，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上述差异昭然若揭：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而制成品价格的下跌则较小。农业国因此而失去了一部分购买力，从而使国际收支和进口量受到了不良影响。由普雷维什任行长的阿根廷中央银行出版的《1939年年度报告》也体现了这一思想。该报告认为，阿根廷的贸易周期完全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即工业化国家）的需求；为了摆脱经济上的脆弱性，阿根廷应该走工业化道路。

普雷维什于1943年离开阿根廷中央银行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任教。1944年，他开始使用“中心”—“外围”的概念。他把英国看做是19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和以金本位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落后国家则是附属于这一中心的外围。在“中心”—“外围”关系中，技术进步的好处仅被前者占有。1946年，在墨西哥中央银行发起的西半球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14]应邀与会的普雷维什又把美国和拉美分别比作经济体系的“中心”和“外围”。他还呼吁所有拉美国家通过工业化道路来摆脱“外围”所处的被动地位。

1949年年初，普雷维什到拉美经委会任职。^[15]这为他进一步完善其“中心”—“外围”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年5月，他的被誉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问世。^[16]在他的领导下，拉美经委会对发达与不发达作出了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结构主义理论。

拉美经委会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是《1948年拉美经济概览》（当时普雷维什尚未成为该机构的执行秘书）。该报告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了1937年以来的拉美经济。它的第一部分（题为“增长、失衡与不平等：对经济发展进程的分析”）以1870年以来的有关统计资料为基础，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根源、现状及出路。第二部分（题为“部分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以丰富的统计资料为基础，阐述了变化中的世界贸易状况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在这一研究报告中，拉美经委会的工业化理论开始形成。

拉美经委会于1951年出版的《1949年拉美经济概览》是在普雷维什的主持下完成的。它吸收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不仅批判了正统的国际收支理论，而且还强有力地批评了中心国家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谋取高额利润和封锁技术转让的所作所为。尤为重要的是，该报告以普雷维什的思想为基础，进一步阐述了所谓“中心”—“外围”模式。

《1949年拉美经济概览》发表后，国际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包括一些有力的批评。因此，在此后几年出版的《拉美经济概览》中，拉美经委会关于国际贸易以及“中心”—“外围”关系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立场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动摇。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重要文件中，拉美经委会开始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来阐述拉美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或分析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结构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结构主义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中心”—“外围”概念

世界经济体系由“中心”和“外围”两部分组成。首先被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渗透的这一部分是“中心”，在生产、技术和组织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这一部分则是“外围”。^[17]“中心”和“外围”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这一固有的不平衡性使这一体系中两极（即“中心”与“外围”）的距离不断扩大。

资本主义发展仅仅有益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这是因为，技术进步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快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生产体系。“中心”国家利用新技术建立起了资本货生产部门，并将得到改善的技术传播到其他部门，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了一体化。与此相反，“外围”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传播过程中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它们所需的新技术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主要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部门中使用。这使得“外围”的生产结构出现高度专业化。在这一专业化中，大部分资源被投入初级产品部门，因此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它们的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资本货生产几乎是一个空白。其结果是，“外围”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和“二元性”。前者是指“外围”国家不得不从“中心”进口新技术，后者是指它们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与其他部门在生产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18]

（二）不平等交换与贸易条件恶化

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在“中心”，周期的不同阶段使制成品的供给与需求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周期的上升阶段，对制成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使得价格、利润和名义工资都得到了提高。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后，供给又超过了需求，从而使周期变化进入下跌阶段。在下跌阶段，暂时无法销售的制成品被积压。制造商为了削减产量而压缩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量，中间产品制造商也被迫减少对原料的需求量。这一切变化最终使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受到了最大的打击。

在分配技术进步的成果时，对外贸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外围”面对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长期趋势，国际交换的不平等性质会长期存在。在这种贸易条件下，一方面，在“中心”国家，劳工和企业主因为有能力控制市场而“制定”价格；另一方面，在“外围”国家，由于初级产品的提供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它们只能“接受”价格。其结果是，“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失衡。

从理论上说，随着收入的增长，对制成品的需求会上升，由此而来的制成品产量的扩大会提高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但在实际上，由于技术发明具有节省原材料的特点，制成品需求量的扩大并非必然会提高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此外，尽管技术进步减少了初级产品在制成品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外围”国家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却持续上升：其一，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在“外围”国家的新投资中所占比重较高；其二，“外围”国家中高收入阶层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模式。因此，与依靠制成品出口来发展经济的“中心”国家相比，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来发展经济的“外围”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体制上的障碍、投资的不足和劳动力移动性的低下，也影响了技术从“中心”到“外围”的扩散。“中心”国家对世界市场价格的控制意味着：“外围”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从而使“中心”获得更多的利润。

经济发展进程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持续上升。这一上升使需求不断扩大，其构成也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有利于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不利于初级产品，因为消费者对前者的需求总是大于对后者的需求。其结果是，第一产业的发展落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尽管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吸纳一部分劳动力，然而，由于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微乎其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加快，“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部门会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压低了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从而降低了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这是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也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起伏这一特点密切相关。在繁荣时期，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上涨幅度有时会大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但在衰退时期，前者的下降幅度总是大于后者。而“外围”国家在衰退时期的所失总是超过繁荣时期的所得。在“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处于疲软的条件下，如果“外围”国家单方面采取扩大初级产品出口量的措施，那么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就会大幅度下降。^[19]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不能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同步上升，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呈相对下降的趋势，“外围”国家的国际收支就会陷入困境。

（三）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

“外围”国家必须从以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外向发展模式转向以增加本国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内向发展模式，并进而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这一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能力的大小。而进口能力的大小与“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息息相关。换言之，这一需求量的变化制约了“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量、进口能力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初级产品出口量下降（即外汇收入减少）时，“外围”国家常常面临着以下两个选择：或控制进口，或进一步依赖外部资本。第一个选择会使国内市场出现商品匮乏的不良后果，第二个选择则会削弱本国经济的自主性。克服这两个缺陷的有效方法是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20]

2.技术进步从“中心”向“外围”转移的方式使“中心”和“外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外围”生产初级产品，“中心”生产工业制成品。但是，初级产品出口国永远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为了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动地位，“外围”国家不仅要生产传统的初级产品，还要生产工业制成品，并最终实现工业化。

3.“外围”国家拥有一个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前资本主义部门。它不断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使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并阻碍“外围”国家保留它们自己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与提高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和向“中心”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相比，进口替代是一个“仅次于最好的”选择，但它对于创造就业机会来说却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外围”国家除了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它们吸纳不断增加的剩余劳动力。

4.外围国家还面临着世界经济重心发生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外围”国家奉行的以初级产品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遂失去了动力。这是因为，与英国相比，美国的自给自足性较强，进口系数较低，从而限制了“外围”国家的出口能力。

5.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际收支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其根源在于“中心”和“外围”的生产专业化使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缓慢（相对于进口增长而言）。为了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不受国际收支牵制的条件下高于出口的增长率，进口系数（进口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必须被降低。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

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样一个条件：即使本国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外围”国家仍然有必要生产这种产品；否则，一部分生产要素会被用来生产初级产品，从而使“外围”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把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与同一产品的进口价格相比，而是把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工业部门后获得的收入与这一部分生产要素投入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后获得的收入相比。在普雷维什等人看来，这是“外围”国家决定是否发展某一工业部门的重要依据。

（四）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措施

结构主义论认为，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时，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扩大市场规模。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市场规模狭小，从而使效益得不到提高。消除这一障碍的出路在于拉美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21]（2）对本国“幼稚工业”加以保护。保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发达国家，保护措施有害于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部门中存在着隐蔽失业和自然增长的人口难以被该部门吸纳，保护是完全有益于资源配置的。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限制进口。限制进口这一手段对“中心”和“外围”的影响同样是不同的。在“中心”，限制进口会导致贸易总量的减少；在“外围”，限制进口则只能使进口结构发生更为有利的变化。（3）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