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绩效
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该地区在战后至80年代初的30多年时间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1945～1980年，拉美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5.6%（1925～1945年为3.5%），其中6个国家在6%以上（见表2-4）。
表2-4 拉美地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67页。
在同一时期，拉美的GDP增长率也处于较高水平（2.7%）。事实上，这一增长率不仅高于1925～1945年的1%，而且还超过了争取进步联盟于1960年确定的指标（2.5%） 。[64]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确立的标准在拉美地区的30多个国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18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中6个国家被列入上中等收入行列（见表2-5）。而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则早已被公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表2-5 1992年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2～163页。
战后拉美经济的增长势头主要是由制造业的发展带动的。据拉美经委会统计，在1950～1980年期间，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6.5%（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在8%和7%以上），明显高于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5.7%）。如表2-6所示，在1960～1980年期间，拉美国家的主要工业产品成倍增长，其中钢的产量扩大了6倍。[65]
表2-6 拉美国家部分工业制成品产量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拉美、加勒比统计年鉴》，1989年；转引自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69页。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30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4%，1960年超过20%，1977年达到26.5%，接近工业化国家的水平（27%） 。[66]此外，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70年为10.9%，1980年扩大到22.2%，1990年已达32.9%。[67]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也从1955年的0.8%提高到1975年的1.3%。[68]1991年，巴西的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超过50%，墨西哥接近50%，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在30%左右。[69]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拉美国家已开始对外进行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74.6亿美元。它们不仅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且还向发达国家投资。有些投资甚至在东道国的某个部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例如，墨西哥的维特罗有限公司在美国已成为第二大玻璃器皿生产者；墨西哥水泥公司则控制了西班牙水泥市场的29%。[70]
拉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该地区的社会领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尽管战后拉美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成年人的文盲率则从1945年的45%下降到1980年的20%。小学入学率从1945年的55%上升到1980年的90%，中学入学率从10%提高到30%，大学入学率则从2%扩大到10%。家用自来水和电的普及程度大有提高，从1945年的不足1/3增加到1980年的2/3。1980年的预期寿命已达65岁，与1945相比提高了15岁。[71]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缺陷
从纵向比较而言，即与拉美国家过去相比，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确实使拉美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横向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拉美的成就却是有限的。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法国相仿，但只有法国的1/5。195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委内瑞拉、乌拉圭和阿根廷甚至高于芬兰、奥地利和意大利；智利在西班牙之前，墨西哥则接近西班牙；与希腊、葡萄牙和土耳其相比，大部分拉美国家名列前茅。1960年，一些拉美国家甚至领先或接近日本。但是就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内，拉美经济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目前，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不仅大大落后于日本，而且还不如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土耳其和许多欧洲国家。[72]
当然，将拉美国家归结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牺牲品”无疑是片面的。[73]但是，这一模式的下述缺陷和弊端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
这一弊端在进口替代的“容易”阶段结束后尤为显著。据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主要拉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74]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就要素生产率而言，在1950～1989年期间，东亚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始终在较快地增长；而拉美仅在1950～1973年期间出现了有限的增长，1973～ 1980年期间基本停滞不前，而1980年以后则呈现出快速的下降趋势。[75]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密切相关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高昂。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美经委会曾对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8个主要国家生产的11种非耐用消费品、9种耐用消费品、6种建筑材料和19种资本货的价格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进行过比较。拉美经委会的结论是：“不管决定因素何在，毋庸置疑，拉美生产的制成品价格高于美国的价格——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拉美的国内市场规模产生消极影响。”[76]另一项研究表明，60年代后期，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汽车工业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出60%～150%。[77]有的学者对1969年智利汽车工业的生产成本作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智利的生产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2倍；[78]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70年代末国产汽车在国内市场上的售价比国际市场高出1倍。[79]而1969年智利生产的电动缝纫机、自行车、家用电冰箱和空调市场的国内价格分别比国际价格高出3倍、5倍、6倍和7倍。[80]
如此大的价格差不仅促使持有外汇的本国消费者千方百计地购买外国产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而且也使本国生产者丧失了开发国际市场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必出口就能在国内市场上获得高额利润。此外，这一价格差还无助于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之所以难以提高经济效益，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受到过度保护以及规模经济优势得不到发挥。
如前所述，为了扶持所谓“幼稚工业”，拉美国家长期高筑贸易壁垒，对国内市场加以有效的保护。毫无疑问，通过高筑贸易壁垒等途径保护本国工业当然不是拉美国家的首创。早在1791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A.汉密尔顿在其《关于制造商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由于“幼稚工业”难以抵挡外国产品的竞争，政府应给予保护，直到它能降低成本并有能力与外国产品展开竞争为止。汉密尔顿呼吁：“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能生产得更便宜。”[81]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F.李斯特则早在1841年就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通过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工商业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后进”国家在其工业尚无力与外国商品竞争时采取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缺点就是忽视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为了培育德国的生产力，政府应当忍受暂时的牺牲，通过关税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输入，即便保护政策使本国产品的价格高于外国商品也无妨。[82]事实上，在当今的东亚“奇迹”中，保护民族工业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如在中国台湾省，1984年的平均关税为31%，与发展中国家的34%相差无几。直到1987年，所有钢铁进口都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83]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为了发展汽车工业而规定马路上只能行驶国产汽车。[84]但是，东亚的保护具有以下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其一，不是盲目地对整个民族工业加以保护，而是有选择地对那些确实需要保护的重点部门提供适度的保护。同样重要的是，当受保护部门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以后，保护水平就被降低。其二，保护政策是在强调扩大出口的背景下实施的。换言之，当局将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加以保护的先决条件。尤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在保护之下所得利润的一部分被用于出口补贴。
相比之下，拉美的保护则具有以下缺陷：（1）保护水平高。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有效保护率接近100%；而乌拉圭和智利则分别高达384%和217%。一些资本密集型部门的保护水平尤其高。以电器为例，阿根廷的有效保护率为195%（1969年），乌拉圭为609%（1976年），智利为740%（1967年） 。[85]（2）不仅保护的持续时间长，而且保护的涵盖面也广，即整个工业部门基本上都能得到长时间的和不同程度的保护。（3）税率的确定和免税的条件常常受到多方面的人为因素或主观意愿的影响。（4）零件进口税低，最终产品进口税高，从而削弱了本国工业的后向联系。
总之，拉美国家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过度的，而且，除了试图向任何一个希望得到保护的部门提供保护以外，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言”。[86]据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保护的代价分别相当于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的9.5%、6.2%和2.5%。[87]此外，高保护政策还构成了“寻租”的温床。就个人而言，通过“寻租”追求利益的成本很低；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在“寻租”过程中出现的费用不创造任何财富，而是一种浪费。据估计，在巴西，1967年因“寻租”行为带来的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9%。[88]
在保护本国工业的同时，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试图以强化国内的竞争等手段来弥补外来竞争不足的缺陷。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如要降低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生产活动必须保持一定的规模；尤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如钢铁和汽车工业），规模经济的必要性尤为重要。此外，“索尔特效应”的原理也证明：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着企业产量的高低，而同一种资本货在产量不同的企业中使用的时间是不同的，即在产量低的企业中使用的时间长，在产量高的企业中使用的时间短。使用时间愈短，技术更新的速度也就愈快，生产效率也就愈高。但市场规模狭小的发展中国家常常面临着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市场规模狭小难以加快技术更新的速度，技术装备落后使生产效益得不到提高，产品的成本也无法降低。其结果是，这些产品因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不能进入国际市场，企业也就难以通过扩大出口来克服国内市场狭小这一不利因素。[89]然而，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拉美国家在建厂时很少考虑这一点。
汽车工业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般来说，为了把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汽车厂的年产量应该在20万辆以上。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8个主要拉美国家的汽车产量总共只有60万辆，而生产厂家却多达90家。换言之，每一家工厂的产量仅为6700辆。[90]另一个统计资料表明，1969年，只有巴西和阿根廷两个拉美国家的产量超过这一指标（分别为353000辆和218500辆）。然而，由于这些汽车是由多家厂家生产的，事实上没有一家汽车厂能利用规模经济效益。[91]在阿根廷，1965年全国共有13家汽车生产厂，即使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家汽车生产厂的年产量也不足6万辆。[92]再以引擎为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年产量超过50万台的条件下，企业才能使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最佳水平。然而在拉美，只有极少数企业能达到这一规模。[93]
事实上，除汽车工业以外，其他工业也面临这一问题。例如，拉美经委会在20世纪60年代曾对一个拉美国家作过这样一次调查：这个国家已拥有2家氧化铝厂（其年产量均为2万吨）。但政府决定再兴建一家氧化铝厂（年产量为2.5万吨）。建造这3家工厂的总投资额约为1.14亿美元（不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如果建造一家年产量同样为6.5万吨的工厂，那么投资额只需8300万美元。换言之，这样可以节省3100万美元。[94]对于缺乏资金的拉美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拉美经委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将全国各地生产同一种制成品的厂家合并成一家，其产量也是很低的。这种毫无规模经济效益可言的现象在拉美司空见惯。”[95]
为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有些拉美国家在兴建企业时有意扩大投资规模。然而，一方面，企业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国内市场的实际容量；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产品因缺乏竞争力而难以打入国际市场。其结果是，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十分普遍。据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设备利用率只在46%～65%之间（美国和西欧一般在80%～90%之间）。还有人认为，考虑到拉美国家有许多五花八门的节假日，而且不少企业实行的是两班制，因此，机器设备在一年中有20%以上的时间被闲置着。[96]60年代所作的另一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拉美的技术水平，100万吨氨如由几个国家生产，其生产成本将达到8940万美元。如由一家厂家生产，其成本能降低到6490万美元（包括将制成品运送到其他国家的运输成本） 。[97]
还应该指出的是，为了发挥后向联系效应，有些拉美国家的政府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提高国产化程度，即增加国产零部件在最终产品中的比重。有些拉美国家则过分强调最大限度地使国内工业实现垂直分（即不仅发展最终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大力鼓励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生产），从而使许多资源不是被用在产出效益最高的领域。有人认为，如果拉美国家能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在一些领域实现专业化，并出口本国市场难以吸纳的产品和进口其他产品，那么，拉美的总产值会更大，其经济也会发展得更快。[98]
（二）国际收支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如果把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目标之一，那么，如表2-7所示，至20世纪50年代末，即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拉美国家进口系数确实得到明显的下降。但是，随着进口替代从“容易”阶段向“困难”阶段过渡，拉美国家对进口投入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尽管拉美国家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初衷是通过兴建本国的制造业来减少制成品进口，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但是，在许多拉美国家，国际收支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愈益突出。如在墨西哥，一方面，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进口（主要是工业投入）的比重却在扩大。其结果是，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赤字不断上升：1960年为3.4亿美元，1970年急剧扩大到近11亿美元，1975年已超过14亿美元。[99]秘鲁亦非例外。它的经常项目赤字从1950～1955年的年均3000万美元扩大到1966～1967年的年均2.46亿美元。[100]
表2-7 商品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3页。
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国际收支问题具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进口替代仅仅改变了进口的构成，即从最终产品的进口变为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在60年代以前，拉美进口的主要是消费品。因此，当外汇收入减少和进口能力下降时，政府可采取压缩进口的措施。这一措施只会对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应产生不利影响，一般来说不会妨碍生产活动。但是在进口替代的条件下，由于进口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消费品变为资本货和中间产品（如在1966年，消费品只占进口总额的14.3%） ，[101]当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问题后，压缩其进口必然使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因为工厂的开工完全依赖于进口投入。
第二，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不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根源，不是在于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起伏不定，而是在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包括高估币值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性措施沉重打击了出口贸易（尤其是非传统出口贸易）。“完全可以断言，（拉美的）工业化模式的结果只是导致进口快速增长和出口缓慢增长。”[102]其二，进口商品结构具有的刚性制约了拉美国家对外部冲击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由于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严重依赖于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工业部门愈益呈现出进口密集型的缺陷；食品严重依赖于进口，从而使城市工人的工资对汇率的变化十分敏感。
为平衡国际收支，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外部资金。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拉美国家所借外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外汇收入的比重就已从5%升至10%。[103]可见，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总之，一方面，由于进口替代并不能使拉美国家在真正意义上“替代”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所有工业制成品；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替代蕴含的“出口悲观主义”使拉美国家的出口贸易无法获得相应的发展，因此，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就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可否认，“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最终结果是把拉美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关系置于一种新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依附性地位”。[104]
（三）忽视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拉美国家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而言是一种较为丰富的要素。从理论上说，如果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那么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应该是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应该比较低，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较之资本密集型产品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在价格信号和利润动机的驱使下，生产经营者就会主动使用能节省资本的技术或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技术。其结果是，劳动力的利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就业也更充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相对充裕转化为相对稀缺，工资水平随之上升，劳动者因此而受益。[105]
然而，事实表明，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忽视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这一比较优势。普雷维什曾列举以下数字：1969年，拉美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2%；31%的非农业劳动力分布在工业部门。1890年，美国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同样是42%，但工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在非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则高达48%。1924年和1921年，瑞典和法国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均为42%，其工业劳动力在非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却分别占60%和57%。[106]
拉美工业部门未能吸纳足够劳动力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不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具有显而易见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点。第二，为加快制造业的发展，拉美国家常常忽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作用，无视要素成本，把大量资源投入制造业，以低利率或甚至负利率向企业提供贷款。
这种扭曲要素价格造成的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损失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导致制造业部门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据估计，在1960～ 1966年期间，拉美的资本—产出比例已达到4∶1，[107]即为了使产值增长1比索，需要投入4比索。第二，由于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消费者的储蓄积极性受到打击。更为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财富转移到国外。第三，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不到改善，从而加重了通货膨胀压力。
虽然许多拉美国家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法等措施来干预劳动力市场，但下述不良后果仍然难以避免：一方面，有幸获得就业机会的人可得到较高的工资；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却处于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状态之中。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至1980年，拉美国家的城市失业率已达10%。[108]与此相反，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因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而使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农业部门所能释放的劳动力。其结果是，失业率下降到了3%。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倍，而拉美国家的实际工资几乎未见明显的增长或增长幅度很小。[109]
总而言之，由于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得不到发挥，就业机会的扩大是有限的。此外，由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劳动者因工资水平受到抑制而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也得不到改善。
三、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0]恩格斯也说过：“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111]马克思还说过：“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112]
著名美国学者H.钱纳里曾于20世纪60年代对工业的弹性与人均收入的关系作过研究。他的结论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制造业生产活动比其他生产活动更具有活力。[113]另一位著名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库兹涅茨曾于60年代对工业化国家生产结构的长期性变化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英国的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34%提高到56%，德国从24%上升到52%，瑞典从17%增长到55%。可见，经济增长与工业部门的扩大是密切相关的。[114]
智利学者奥斯卡·穆尼奥斯·戈马在阐述工业化理论时指出，“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好处。工业化被认为是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的最佳途径——增加制成品的供给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农业和矿业的就业机会下降时提供新的高薪工作，促进技术训练和有利于掌握现代技术，创造新的财富来源以及为投资和资本积累提供新的机会。由于工业技术具有下述特点，如规模经济、外部效应、劳动力培训和新体制及企业家阶级的形成，因此，工业化能成为一个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战略”。[115]
中国的著名学者罗荣渠也指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前工业社会（即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的共同特点是：手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使用再生性的生物性能源，经济增长异常缓慢，封建保守，职业分化简单，等等。工业社会则具有以下特点：都市社会，机械化、自动化和专业化程度高，非生物性能源使用广泛，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化复杂，科层制度化，等等。因此，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经济史学界和社会史学界所广泛接受。[116]
发展经济学的创始者则更明确地指出了发展中国家采纳工业化模式的必要性。例如，W.罗斯托将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概括为6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大众的高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他所提出的“起飞”阶段的3个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建立制造业部门，使其成为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主导”部门；而在大众高消费阶段，国家已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117]
总而言之，工业化是人类社会从愚昧、落后过渡到文明、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是完全符合历史潮流的。那么，拉美应该走哪条工业化道路呢？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继英国之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进口替代达到这一目标的。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并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强国后，后进的美国和德国在发展本国工业时都曾采取提高关税的办法，以便使本国的工业免遭英国产品的损害。日本的强国之路，也是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的。[118]
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拉美未能与西欧和美国同时开始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这显然是由拉美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如前所述，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使拉美社会的寡头阶层受益匪浅，因此，它毫无改变经济结构的政治愿望。此外，虽然拉美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获得了民族独立，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仍然受到原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拉美取得民族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拉美各国都缺乏开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所必需的企业家、有技术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市场和经营管理能力。著名的巴西学者C.富尔塔多曾指出，在历史上，巴西对铁制品（如马蹄铁）的需求不亚于当时英国在北美洲建立的13个殖民地的需求；巴西同样拥有丰富的铁矿石和炼铁用的燃料。巴西之所以未能像美国那样在18世纪就开始发展钢铁工业，就是因为巴西缺少拥有冶金技术的外来移民；美国的宗主国英国拥有钢铁工业，而巴西的宗主国葡萄牙则没有。[119]
总之，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换言之，在当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中，拉美国家只能作出这样的抉择。正如J.拉莫斯所指出的那样：“进口替代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它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当时，大萧条导致的世界贸易的萎缩几乎使拉美国家无法出口，因此它们不得不寻求刺激停滞不前的私人部门的一些方法。进口替代的作用至少在50年代后期以前一直是明显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拉美国家无法进口制成品；而在欧洲和日本重建时期，由于这些市场基本上关闭了，拉美国家同样无法向它们大量出口制成品。”[120]美国经济学家R.亚历山大也指出：“虽然债务危机使（拉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停滞了10年，但是，不论进口替代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它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人把进口替代作为（拉美）实现工业化的政策工具并没有错。他们的错在于夸大了对进口替代的期望：他们坚信拉美国家只要依赖于进口替代，就能达到美国和欧洲业已达到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多样化。……（但）他们看不到这一点：进口替代仅仅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121]
【注释】
[1]关于现代拉美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国际学术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见D.普雷斯登：《从地理角度看拉丁美洲的发展》，英国朗曼出版公司，1987年，第89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1914年、19世纪80年代或更早（见L.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
[2]巴西或许是一个例外。葡萄牙摄政王曾为发展巴西制造业而邀请欧洲的技术人员来巴西建设了炼铁厂和造船厂等工厂（见D.普雷斯登：《从地理角度看拉丁美洲的发展》，英国朗曼出版公司，1987年，第72页）。
[3]D.普雷斯登：《从地理角度看拉丁美洲的发展》，英国朗曼出版公司，1987年，第72页。
[4]L.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5]美国《拉美研究评论》杂志1980年第3期，第48页。
[6]他将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归咎为美国（厄瓜多尔的主要伙伴）的制造业中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而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原因则是美国的工会组织具有强大的力量（见J.洛夫等主编：《引导看不见的手：拉丁美洲历史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美国普雷格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7]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瓦加斯的这一诺言直到1937～1945年才付诸实施。
[8]J.洛夫等主编：《引导看不见的手：拉丁美洲历史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美国普雷格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9]在军人掌权的国家里，决策者还希望进口替代工业化使军事工业得到发展，以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
[10]R.亚历山大：《拉美进口替代的回顾》，载J.L.迪茨等主编：《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16页。
[11]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这一名称改为“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但在国际上，这一机构的简称仍然是拉美经委会。由于大多数结构主义论者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因此，结构主义论也可以被看做是拉美经委会的发展理论。尽管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最初以研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等南美洲国家为主，但是该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中心—外围概念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等），不仅与拉美有关，而且还涉及整个第三世界。就此而言，结构主义论可以被说成是第一个真正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
[12]在不少拉美学者的著作中，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被看做是“外向发展模式”。
[13]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 1928年；转引自D.洛克：《40年代时期的拉丁美洲》，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14]普雷维什曾为墨西哥中央银行的组建做出过重要贡献。
[15]在拉美经委会成立之初，普雷维什曾谢绝了由他领导该机构的请求。当时他认为，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会允许发展中国家从自身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
[16]“拉美经委会宣言”这一说法最早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A.赫希曼在其《拉美经济发展的思想》一文（载A.赫希曼主编：《拉丁美洲问题：论文与评论》，美国二十世纪基金出版公司，1961年）中提出。自那时起，国际学术界经常使用这一提法。
[17]拉美经委会的一些学者指出，“中心”与“外围”并非完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替代词。但他们认为，“中心”必须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除了拥有高水平的收入、先进的生产结构和自发的增长动力以外，还有能力对外围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这一影响的程度以及如何施加这一影响，都取决于中心。此外，与19世纪不同的是（当时英国是世界体系中无可争辩的中心），在今天的世界，人们能看到一个“主要中心”（即美国）和“次要中心”（如西欧国家和日本）；“主要中心”与“次要中心”根据自己的实力对外围施加影响；此外，它们还在相互之间施加影响。因此，尽管“中心”这一术语包括了“主要中心”和“次要中心”，但它不能被理解为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参见《拉美经委会评论》第39期，第137页）。
[18]A.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化模式与拉美经委会的这一论述颇为相似。
[19]1950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发表了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印度经济学家汉斯·辛格的题为《投资国与借债国之间的利益分配》的论文。他指出，因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以及欠发达国家中生产者“缺乏获取高收入的压力”，所以，技术进步的效果是不同的。他的结论是，制造业中的技术进步使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提高，而欠发达国家的食品和原料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则促使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他认为，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消费者生活在欠发达国家，而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的消费者则生活在发达国家，因此，后者得到的好处最多，而前者则不然。由于辛格与普雷维什的思想十分接近，国际学术界将他们的观点称做“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普雷维什和辛格都声称，在此以前，由于一个身在纽约，另一个远在圣地亚哥，他们未曾进行过直接的思想交流，尽管他们都使用了联合国的同一个统计资料。
[20]例如，普雷维什在其《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1959）一书中说：“一个国家如要使增长率高于出口的低增长率，就目前而言，它除了用本国生产来替代大部分进口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21]为了证明拉美国家开展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普雷维什在其《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1959）一书中列举了以下数据：拉丁美洲的进口系数为7.7%，其中区域内贸易仅占1.7%；欧洲的进口系数是18.5%，其中区域内贸易占50%。他还说，要使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高于出口的增长率，除了进口替代以外，“建立共同市场也是一个选择：即向其他成员国出口工业产品，以进口本应替代的产品。这种方法使得这个国家不必自己建立每一种进口替代工业，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然资源、人口的技术和本国市场的可能性来实现专业化；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使这个国家以来自其他成员国的进口满足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进口所不能满足的需求”。
[22]拉美经委会：《拉美的工业发展进程》，纽约，1966年；转引自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32页。
[23]R.多恩布什等主编：《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工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5～357页。
[24]R.多恩布什等主编：《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工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9页。
[25]J.希汉：《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贫困、镇压和经济战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26]M.拉米雷斯：《 1950～1980年墨西哥的发展历程：教训与前景》，载美国《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86年夏季号，第46页。
[27]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6页和第85～86页。
[28]L.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J.亨特：《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1页。
[29]R.索普：《 1930～195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起源的再评价》，载英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92年增刊，第190页。
[30]R.索普：《 1930～195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起源的再评价》，载英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92年增刊，第190页。
[31]R.金基斯：《跨国公司与拉美工业的转变》，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第7页、第23～24页。
[32]R.金基斯：《跨国公司与拉美工业的转变》，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第7页、第23～24页和第28页。
[33]R.金基斯：《跨国公司与拉美工业的转变》，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第7页、第23～24页和第28页。
[34]R.金基斯：《跨国公司与拉美工业的转变》，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第28页。
[35]R.金基斯：《跨国公司与拉美工业的转变》，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年，第28页。
[36]E.卡多佑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37]C.凯：《拉丁美洲人的发达与不发达理论》，英国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89年，第39页。
[38]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71页。
[39]I.利特尔、T.斯托夫斯基、M.斯考特所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比较分析》（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批评达到了高潮（见C.H.科克帕特里克等主编：《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40]关于依附论和新自由主义派或新古典派对拉美进口替代的批评，见O.松凯尔：《对拉美发展的反思》，载J.L.迪茨等主编：《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138页；C.凯：《拉丁美洲人的发达与不发达理论》，英国劳特里奇出版公司，1989年，第25～28页。
[41]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国际合作》，纽约，1961年。
[42]关于拉美经委会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评价，见该机构的下述文件或出版物：《战后拉美的社会发展》，纽约，1963年；《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圣地亚哥，1963年；《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进程》，纽约，1966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拉美发展问题的分析》，纽约，1970年。
[43]普雷维什：《从拉美角度看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载美国《美国经济评论》，第1卷，1959年，第451页；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8页。
[44]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6页。
[45]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6页。
[46]普雷维什：《为发展而制定一种新的贸易政策——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纽约，联合国，1964年；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6页。
[47]普雷维什：《为发展而制定一种新的贸易政策——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纽约，联合国，1964年；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6页。
[48]普雷维什：《为发展而制定一种新的贸易政策——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纽约，联合国，1964年；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6页。
[49]转引自R.亚历山大：《拉美进口替代的回顾》，载J.L迪茨等主编：《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18页。
[50]在弗雷当政时（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对现有的工业设施（如钢铁工业和造纸工业）进行了革新和改造，力求使这些原来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能成为出口工业。他扩大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开展了土改运动，甚至倡导安第斯国家开展经济一体化，以便为深化进口替代提供更大的区域性市场。
[51]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73页。
[52]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再论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4页。
[53]关于70年代初智利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扬弃，见R.弗兰奇：《正统模式中的出口与工业化：1973～1978年的智利》，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79年12月；苏振兴：《智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载苏振兴等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晓燕：《货币主义在智利的实践》，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1期；杨西：《智利外贸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5期。
[54]“芝加哥弟子”主要指皮诺切特政府中信奉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决策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与智利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该大学就与智利的主要高等学府天主教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至70年代初，智利已有100名左右的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学业。这些人除了被皮诺切特委以政府部门的要职以外，还在学术机构中传播货币主义理论。
[55]杨西：《智利外贸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1993第5期，第30页。
[56]苏振兴：《智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载苏振兴等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
[57]O.松凯尔：《从内向发展到来自内部的发展》，载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32页。
[58]例如，在1975～1977年期间，国际市场上的咖啡价格几乎增长了2倍，棉花、糖、锡和牛肉的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9]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71页。
[60]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经济评论》1992年增刊，第327页。
[61]拉美经委会：《1990年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经济初步总结》附表。
[62]张宝宇等著：《拉丁美洲外债简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63]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70页。
[64]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70页。
[65]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69页。
[66]1930年的数字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68页；其他年份引自J.希汉：《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贫困、镇压和经济战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67]1980年的数字引自J.希汉：《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贫困、镇压和经济战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0页；1970年和1990年的数字引自美洲开发银行：《拉美经济与社会进步：1992年报告》，第196页。
[68]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74页。但是也应该指出，1950～1981年，拉美的实际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仅为5%，大大低于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7.3%）。因此，拉美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1.4%下降到1981年5.9%。其原因是：制成品出口起步晚；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尤其是铜和石油）因受到非洲和中东等地的竞争而增长缓慢（参见美国《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85～1986年冬季号，第69～ 70页）。
[69]英国《拉美特别报道》1994年4月。
[70]W.P.穆尼奥斯：《拉美工业企业的国际化》，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4月，第61页。
[71]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67页。
[72]B.巴拉萨等著：《走向拉美经济复兴之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86年，第18～19页。
[73]林毅夫等人认为，凡是推行“赶超战略”（包括进口替代）的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显著绩效。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第7页。石中指出：“当然，拉丁美洲国家的‘赶超战略’诚如比较优势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仍是失败的。……（但是）把拉丁美洲归结为‘赶超战略’的牺牲品，……无疑是片面的。”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第5页。
[74]B.巴拉萨等著：《走向拉美经济复兴之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86年，第61页。
[75]要素生产率是指产量与所有生产要素（而非某一种要素）之比。
[76]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进程》，1966年；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5页。
[77]W.贝尔：《拉美的进口替代与工业化：经验与阐述》，载美国《拉美研究评论》1972年春季号，第105页。
[78]D.普雷斯顿：《从地理角度看拉美的发展》，英国朗曼科技出版公司，1987年，第110页。
[79]D.普雷斯顿：《从地理角度看拉美的发展》，英国朗曼科技出版公司，1987年，第110页。
[80]世界银行：《转变中的智利经济》，华盛顿，1979年。
[81]D.格林沃尔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8页。
[82]《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44～45页；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9～470页。
[83]R.韦德：《看得见的手：国家与东亚的经济增长》，载英国《当代历史》1993年12月。
[84]C.迪克逊等主编：《太平洋亚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英国罗特里奇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85]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70页：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86]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69页。
[87]B.巴拉萨等著：《走向拉美经济复兴之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86年，第61页。
[88]林毅夫等：《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第6页。
[89]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34页。
[90]W.贝尔：《拉美的进口替代与工业化：经验与阐述》，载美国《拉美研究评论》1972年春季号，第104页。
[91]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7页，第129页。
[92]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7页，第129页。
[93]D.普雷斯登：《从地理角度看拉丁美洲的发展》，英国朗曼出版公司，1987年，第110页。
[94]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济公报》1969年第2期；转引自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9页和第128页。
[95]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的工业发展》，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济公报》1969年第2期；转引自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9页和第128页。
[96]见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程》，危地马拉，1969年：L.柯里：《加快发展：必要性及手段》，美国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66年，第54页；转引自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35页。
[97]见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28页。
[98]W.贝尔：《拉美的进口替代与工业化：经验与阐述》，载美国《拉美研究评论》1972年春季号，第104页。
[99]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第29页和第115页。
[100]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第29页和第115页。
[101]J.亨特等著：《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美国休登—密夫林出版公司，1975年，第136页。
[102]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73页。
[103]R.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转引自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26页。
[104]W.贝尔：《拉美的进口替代与工业化：经验与阐述》，载美国《拉美研究评论》1972年春季号，第106页。
[105]林毅夫等：《对赶超战略的反思》，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106]R.普雷维什：《发展与变革：拉美的巨大任务》，美洲开发银行，华盛顿，1970年，第30页。
[107]B.巴拉萨等著：《走向拉美经济复兴之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86年，第60页和第70页。
[108]B.巴拉萨等著：《走向拉美经济复兴之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86年，第60页和第70页。
[109]B.巴拉萨等著：《走向拉美经济复兴之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86年，第60页和第70页。
[1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1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2页。
[113]H.钱纳里：《工业增长的模式》，载《美国经济评论》1960年9月号，第624～654页。
[114]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转引自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58页。
[115]O.穆尼奥斯：《工业化进程，理论、经验和政策》，载O.松凯尔主编：《从内部发展：用新结构主义方法解释拉丁美洲》，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3年，第258页。
[116]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12页。
[117]《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478～480页。
[118]谈世中主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
[119]C.富尔塔多：《巴西经济的形成》，里约热内卢，1959年，转引自W.戈登：《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81页。
[120]J.拉莫斯：《增长、危机和战略性转变》，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3年8月，第65～66页。
[121]R.亚历山大：《拉美进口替代的回顾》，载J.迪茨等著：《走向发展：从普雷维什到技术自立》，美国林—雷纳出版公司，1990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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