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地拉政府的经济纲领

第三节　魏地拉政府的经济纲领

1976年3月，阿根廷武装部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又一届庇隆主义政府（1973～1976年），^[29]陆军司令魏地拉出任总统。魏地拉政府（1976～1981年）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与1946～1955年的庇降政府大不相同。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以后进入了经济“滞胀”时期。受其影响及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阿根廷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其主要表现是：通货恶性膨胀（1976年批发价上涨449%），生产停滞、下降（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制造业产值下降4.5%），国际支付手段濒于枯竭（1976年3月，国际储备中可自由支配的外汇仅2300万美元，只及支付当年进口总额的0.8%）。这些都是魏地拉政府面临的不利条件。但是，与1976年以前的许多届政府相比，魏地拉政府又有某些相对有利的条件。首先，政局稳定、社会秩序基本安宁。自1955年庇隆政府被推翻以后的20多年的时间内，阿根廷政府更迭达12次之多，即平均每一年多的时间就换一届政府，其中有七届政府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没有一届政府是任期届满后和平交权的。而魏地拉政府是第一个连续执政五年的政府。其次，魏地拉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马丁内斯·德奥斯是1952年以后第一个任期长达五年，并始终得到总统支持的经济部长，避免了过去经济首脑频繁更换（平均不到一年换一次）、经济政策多变造成的消极影响。最后，阿根廷本身的经济实力远比1946年强，国民经济的部门构成比较健全。1976年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7%，大大高于1946年的23.7%；制造业内部，非农牧产品加工业也已占有一定的比例；出口商品中，新工业品（即不是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已占有20%左右。

上述国际、国内条件尽管不如1946年庇隆开始执政时那么优越，但还是具有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

魏地拉政府的纲领以“恢复、调整、发展”阿根廷经济为目标。马丁内斯·德奥斯认为，阿根廷经济陷于困境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太多和实行闭关式的经济政策。基于这一认识，他为实现上述目标确定的主要手段是：①充分发挥私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动力”作用。②对外完全开放。③对内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提倡企业（包括国营、本国私人资本和外资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主要内容有：①国营企业私有化。具体做法是，把部分国营企业改由私人经营；把另一部分国营企业改组为控股公司，并将它们的外围业务也交给私人经营。②减少直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兑、利率、租金、工资等方面的干预和控制。③削减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直至消灭财政性货币发行。④鼓励农牧业生产及其产品的出口。⑤减少直至取消对本国工业的关税保护，利用进口商品的竞争迫使本国工业进行设备和技术更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促进本国工业的“现代化”。⑥对外国资本完全开放，取消对外国资本的投资部门、汇出利润和抽回资本的限制，外资企业享受与本国资本企业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在同等条件下自由竞争。⑦减免进出口关税，取消进出口限制，发展对外贸易。

可见，魏地拉政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与庇隆政府截然不同，其中许多政策措施是与庇隆政府针锋相对的。因此，在讨论了庇隆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以后，再研究、分析魏地拉政府的经济纲领及其政策措施的成败得失，可以作出对比，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最初几年，魏地拉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其主要表现是：①出口增加，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大大增加。据阿根廷官方统计资料显示，1975年阿根廷外贸逆差近10亿美元。自1976年起连续四年取得顺差：1976年为8.8亿美元，1977年为14.9亿美元，1978年为25.7亿美元，1979年为11.3亿美元。国际收支方面：1975年逆差10.9亿美元，1976～1979年分别取得12.5亿、24.8亿、32亿和43.8亿美元的顺差。到1979年底，外汇储备已达到104.8亿美元。②财政赤字减少。1975年的财政赤字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5%。1976年这一比重下降为7.8%，1977年和1978年再分别下降为3%和2%。^[30]③通货膨胀率下降。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批发价的上涨率从1976年的499%，降为1977年的149.6%，1978年的75.4%。④农牧业产值有较大的增长。按固定价格计算，1976年增长4%，1977年1.2%，1978年1.7%，1979年5%。⑤外国投资增加。魏地拉执政以前，外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1977年3月公布了新的外资法。1977年3月至1981年9月底，核准的外国新投资逐年增加：1977年为1.45亿多美元，1978年为3.04亿多美元，1979年近6.36亿美元，1980年近7.56亿美元，1981年（至9月30日）近5.4亿美元，四年半合计23.8亿美元，如果加上利润再投资，这个时期的外国投资总额近36.64亿美元。^[31]

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刺激下，在取得上述几个方面成果的同时，也在另外一些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并使已经取得的某些成果很快丧失。整个国民经济不但没有得到“恢复”和“发展”，相反在1980年以后陷入了更为深刻、更为严重的危机。第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缓慢，甚至在1978年和1981年两度出现负增长。1981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57.7亿多比索（按1970年币值计算，下同），比1977年的1073.1亿比索还低1.4%。^[32]第二，国际收支在1980年和1981年又连续逆差，逆差额分别为25亿多美元和34亿多美元，其中经常项目的收支结算连续三年逆差：1979年近5.4亿美元，1980年近48亿美元，1981年近38亿美元；对外贸易1980年逆差25亿多美元，1981年逆差0.2亿美元。^[33]第三，1979年以后财政赤字又迅速增加：1979年的财政赤字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9.5%，1980年占31.4%，1981年占42.9%。^[34]第四，通货膨胀率回升，批发价上涨率1981年又从上一年度的两位数（75.4%）上升为三位数（109.6%）。^[35]

魏地拉政府经济政策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出现金融危机，投资急剧下降，失业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外债急剧增加。

受到取消进口限制和关税保护、外资企业和本国资本企业在同等条件下自由竞争等政策措施的激烈冲击，阿根廷的工业，特别是本国私人资本的工厂企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魏地拉执政的五年间，阿根廷制造业产值有三年出现负增长，其下降幅度又大大高于整个国民经济（1978年为10.5%，1980年为3.8%，1981年为16.0%），^[36]致使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75年的37.3%下降到1981年的22.4%，倒退到比1945年还要低的水平（22.8%）。^[37]工业受到巨大打击的另一个表现是，破产倒闭的企业数量和负债额与年俱增。据统计，1977年申请破产倒闭的企业有250家，负债额为340亿比索；1978年有707家，负债额1750亿比索；1979年为548家，负债额7369亿比索；1980年591家，20948亿比索；1981年1137家，44013亿比索。^[38]上述负债额如以1960年的固定价格计算也不断增加：1977年为3090万比索，1978年为6460万比索，1979年为1.809亿比索，1980年为1.765亿比索，1981年为1.76亿比索。^[39]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后，破产倒闭的企业数减少，而负债急剧增加。它说明，在1977年和1978年破产倒闭的基本上是中、小企业，而1979年以后破产倒闭的企业中已有许多是大企业了。某些在阿根廷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私人资本财团，如塞罗洛萨财团、法布里尔·费南西埃拉财团、苏达特斯财团、萨塞特鲁财团等也未能幸免于难，或处于严重困境，或宣告破产。其中宣告破产的萨塞特鲁财团是由70家企业组成的控股公司，1977年还名列阿根廷2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

魏地拉政府时期出现的金融危机对阿根廷经济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次危机开始的标志是1980年3月阿根廷最大的本国私人资本银行——地区交流银行宣告破产。以此为起点，一大批银行和金融公司纷纷宣告倒闭或受到清盘。发生这种金融危机的原因是：①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或负债累累而无力偿还贷款，使银行和金融公司出现巨额“呆账”和“倒账”，终于无法继续经营。②与此有关的是，中央银行为偿还被清盘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存款，发放了10万多亿比索的货币，加剧了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本国货币的信誉，致使抢购外汇的风潮迭起，外汇黑市和投机成风，搅乱了金融市场。③在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情况下，生产性投资无利可图，大量资本投入金融市场，金融业本身也卷入投机性交易活动，不少银行和金融企业因投机失败而破产倒闭。从阿根廷国民经济来说，生产性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金融投机性经济。

经济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是投资明显下降。按1970年的固定价格计算，1981年的固定资本投资额比1980年减少11.2%。这种现象在魏地拉卸任以后的第二年表现得更为明显：1982年的固定资本投资额比1981年又下降了24.6%，与1980年相比，下降幅度达37.6%。^[40]投资的下降，不仅成为当时国民经济恶化的重要因素，也给以后经济形势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这个经济纲领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失业加剧，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国内市场萎缩。据阿根廷国家调查统计局的官方数字，1978年10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业人口占经济自立人口的1.7%。在这以后，失业率直线上升，1981年10月已达5%。半失业人口（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5小时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1978年10月的3.0%上升为1981年10月的5.8%。与此同时，在职人员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1981年，产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实际工资只有1975年的60.7%，即下降了39.3%。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市场萎缩。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在魏地拉执政的五年间，阿根廷商业、饭馆、旅馆业按固定价格计算的产值有三年低于上一年度，其中，1978年下降7.2%，1980年下降0.5%，1981年下降6.8%。魏地拉卸任以后的1982年又下降18.2%。

魏地拉政府经济纲领还造成了一个至今并将长期困扰阿根廷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即外债急剧增加。1975年底，阿根廷的外债总额为60.26亿美元。^[41]1976年3月以后，魏地拉政府向外大举借债，使外债总额急剧增加。1978年底已达124.96亿美元，1979年底为190.34亿美元，1980年底为271.62亿美元，1981年底为356.71亿美元，^[42]五年期间外债总额增加了近5倍。迅速增加的巨额外债，使阿根廷当时和以后都必须付出大笔利息，背上了还本付息的沉重负担。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的债务问题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有很大差别。因为，魏地拉政府所借的巨额外债的大部分并非用于生产性投资。这种外债既不能增加本国的生产能力，又不能提高出口收汇的能力，因而使阿根廷目前在支付外债本息、摆脱债务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困难，也更加难以使整个国民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魏地拉政府经济纲领及其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造成了严重后果，它的经济指导思想也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总的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国家干预经济

从1976年阿根廷经济陷于停滞、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经济过多的认识出发，马丁内斯·德奥斯提出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某种积极的作用，又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从积极方面看，由于魏地拉政府缩小了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把部分国营企业改组成了控股公司，取消了某些国营企业原来享受的优惠条件，从而对国营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以下成果：①迫使国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与其他类型资本的企业竞争，从而改善了某些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据魏地拉政府经济部的统计资料，与1975年相比，1979年各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其中少则提高了1.3%，多则高达92%。②大幅度减少了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财政补贴。据同一来源的统计资料表明，1979年这种财政补贴比1976年减少了67.6%。③这种财政补贴的大幅度下降对减少国家财政赤字和财政性货币发行有重要作用，并因此使通货膨胀率下降。

但是，魏地拉政府某些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例如，减少并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后，各种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严重打击了本国工业，取消外国投资的部门限制，放弃国家引导外国投资方向的职责，使这一时期投入的外国资本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倒搅乱了阿根廷的经济；取消对价格、房租、工资的限制和干预后，资本家可以任意提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工人工资，使劳动者日趋贫困，购买力和社会需求下降，市场萎缩，消费的下降成为生产下降、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等等。从总的方面说来，魏地拉政府在国家干预经济问题上的主张、政策和措施，对阿根廷经济带来了利少弊多的后果。

魏地拉政府竭力主张缩小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规模和作用，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与此同时，国家仍然保留着大批国营企业。基础设施和军工生产仍然全部由国家经营。钢铁、能源等基础工业部门原有的国营企业继续保留。不仅如此，魏地拉政府还收购了最后一家外资发电厂（伊塔洛电力公司），使电力部门成为又一个纯粹由国家经营的工业部门。国营企业的产值仍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此外，国家用于新建或扩建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1976～1980年，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6%～11.6%，高于6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年。

国家干预经济和直接兴办、经营国营企业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机器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和资产阶级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并不断加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不可或缺的手段。从魏地拉政府的实践也可以看到，它所主张并竭力宣扬的“私有化”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魏地拉政府与阿根廷历届政府，特别是庇隆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措施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种差异的本质是，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是为不同的资产阶级阶层服务的。以庇隆政府为代表的某些阿根廷政府，主要代表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们强调并实行限制外资、关税保护等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措施。以魏地拉政府为代表的另一些阿根廷政府，主要代表了与外国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的阿根廷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们强调并实行对外国资本、外国商品敞开大门等政策措施。魏地拉政府时期阿根廷国内发生的许多经济现象，正是它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必然结果。

二、关于经济开放问题

马丁内斯·德奥斯认为，1976年3月以前阿根廷经济停滞、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庇隆主义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认为阿根廷工业水平落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价格贵、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前几届政府对本国工业采取了“不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鉴于这种认识，魏地拉政府采取了鼓励外国投资、降低进口税率、取消进口限制、开放外汇市场等一系列对外“开放”措施。

魏地拉政府采取这种政策的理由是，由于长期实行保护主义政策，阿根廷工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固步自封，造成了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次价高、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等落后状况。从这个角度看，魏地拉政府似乎找到了阿根廷工业长期停滞，得不到应有发展的症结所在。但是，从它所实行的政策的结果看，它不仅没有改变这些部门的落后状态，反而扼杀了它们。

庇隆政府和魏地拉政府的实践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在发展本国经济时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课题，即要不要保护本国经济，怎样才能真正地保护本国经济？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开放”？

对比庇隆政府和魏地拉政府的经济实践及其不同后果，发展中国家似可获得以下几点经验教训：①发展中国家应当关心、扶植并保护本国经济，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新兴经济部门。②但是，这种保护不应当把本国经济，包括那些新兴的经济部门置于与世隔绝的“温室”之中，而应当让它们接触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使它们最终能够赶上并争取超过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③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开阔眼界、认识差距、吸取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经验，使本国的经济和各经济部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绝不应该放弃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

三、关于发挥“相对优势”问题

马丁内斯·德奥斯十分强调发挥本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在阿根廷工业和农业两大物质部门之间，马丁内斯·德奥斯认为农业是具有“相对优势”的部门。因此，他主张从根本上改造阿根廷国民经济的结构，以充分发挥农业的“相对优势”。具体地说，就是要把阿根廷经济中“一个受保护的、未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改造成为“由农村产业为主充分享受相对优势的好处，而不把农业的收入转移给工业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魏地拉政府采取了许多鼓励和刺激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使农牧产品的产量、出口量和出口收入在最初一两年得到了明显增长。但是，在然后的几年中，农牧业生产又呈下降趋势。以小麦为例，在魏地拉政府取消垄断谷物贸易、出口和价格限制后，1976/1977农业年度的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5%，而1976年国际市场的小麦从上年度的每吨147.1美元（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离岸价，下同）降为128美元。因此可以认为，1976/1977农业年度的小麦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是政府的农业政策起了作用。但是，当1977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进一步降到每吨100.1美元时，1977/1978农业年度的小麦播种面积就急剧减少了34%，比1975/1976农业年度还少20%。到这个时候，魏地拉政府的农业政策已经失去作用，农业生产规模再一次完全受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所左右。这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建立在某种初级产品的基础上，把某些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增加外汇收入和积累资金的主要手段时，这种“相对优势”是十分脆弱的，它的国民经济也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甚至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对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固然应当重视和发挥供出口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作用，充分利用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优势”，同时又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相对优势”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努力改变自己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和工业品市场”的地位，发展生产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产业部门，创造新的“相对优势”，即根据本国国情（自然和人力资源、技术水平，等等）和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及其发展趋势，选择突破口，把某些原来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部门逐步改造、升级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提高出口商品的级别和质量，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增强对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应变能力，使本国减少直至免受发达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所强加的掠夺和剥削。魏地拉政府在处理本国“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产业部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

魏地拉政府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它并没有正确估计当时阿根廷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根廷已经基本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5%（1976年），其中制造业产值占36.7%。本国生产的工业消费品已能基本满足国内的需求。阿根廷生产的食品、纺织品、汽车、拖拉机、家用电器等产品开始进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是发展中国家中出口工业制成品较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阿根廷完全有可能把某些工业部门建设成为新的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使本国国民经济的素质和发展水平再大大提高一步。相反，阿根廷农业虽然是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1976年农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只相当于制造业产值的1/3。因此，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工业的作用和影响显然大大超过农业。但是，魏地拉政府单纯从外贸收支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发挥农产品的“相对优势”，结果使工业受到极大损害，整个国家重新回到“农牧产品出口国和工业品市场”的地位，并使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曾经指出，阿根廷的农业人口不超过经济自立人口的15%，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一个以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经济是办不到的。^[43]费雷尔的这个见解，对于正确认识阿根廷的“相对优势”，以及处理这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相对优势”与“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四、关于通货膨胀问题

魏地拉政府开始执政时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之一，是通货膨胀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马丁内斯·德奥斯认为，造成这种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财政性货币发行。他所制定的经济纲领，把降低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出了“零通货膨胀率”的奋斗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降低财政赤字、消灭财政性货币发行。经过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财政赤字和中央银行给国家金库的资助（即财政性货币发行）在最初几年逐年下降。1975～1979年，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975年12.5%，1976年7.8%，1977年3.0%，1978年2.0%，1979年2.0%。同期中央银行给国家金库的资助额分别为1975年17870亿比索（按1977年币值计算，下同），1976年6020亿比索，1977年5170亿比索，1978年和1979年都是零。^[44]采取这些措施后，通货膨胀率也确有下降。从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看，1976年为444.1%，1977年下降为176.0%，1978年为175.5%，1979年为159.5%。^[45]但是，正如数字所表示的那样，零售价格上涨率仍然是一个三位数，阿根廷还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财政赤字额大大下降，财政性货币发行已降为零的1978年和1979年，通货膨胀率为什么还这样高呢？深入探讨魏地拉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可以找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魏地拉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是：增加税收收入、扩大公共债券发行量、减少给国营企业的财政资助和给各省的财政补贴、缩减公职人员并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等等。但是，从实际执行结果看，这些措施仅仅起到了减少中央政府财政收支账面赤字的目的，刺激物价上涨的因素减少不多，其中许多因素只是改变了表现方式。例如，增加税收使纳税的工商业主把增付的税金计入成本，附加到了商品价格上；国营企业在得不到中央政府足够的财政资助时提高了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或产品价格；地方政府改用增收地方税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由于阿根廷的公共债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自由交易，扩大公共债券的发行量，实际上也是增加了支付和流通手段，同样起着扰乱金融、抬高物价的作用。这样，魏地拉政府降低的财政赤字和财政性货币发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成为一种假象。这就是1976年以后阿根廷的物价上涨率仍然很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压低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魏地拉政府采取的另一类措施是：对外国商品敞开大门，用相对便宜的外国商品的竞争来压低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实行本国货币对外汇的爬行汇率制（即以微小幅度定期贬值本国货币的汇率制度）。马丁内斯·德奥斯认为，实行上述两项措施后，第一，可以使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等于本国货币的贬值率加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率；第二，在爬行汇率制实行了一个时期以后，可以使汇率逐步固定下来。这样，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与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率相等，从而达到他所追求的国内的“零通货膨胀率”。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国内的物价不可能不上涨，本国货币不可能不贬值，国内“零通货膨胀率”也就成为泡影。相反，由于人为地控制本国货币与外汇的汇率，本国货币必然定值过高，“超值”汇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就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造成外贸收支恶化；动摇了本国货币的信誉，外汇黑市、外汇投机、套汇、逃汇现象日益严重；在“超值”汇率再也维持不下去时被迫大幅度贬值本国货币，产生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强烈冲击，掀起新的涨价浪潮。这些因素，是阿根廷国内物价上涨率仍然极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国内经济衰退、萎缩，进口商品的竞争，使企业家感到前途渺茫，生产获利很少甚至无利可图，因此大大削减生产，许多企业破产倒闭等，都使商品的供应量减少，从而出现了在人民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商品仍然匮乏的怪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物价继续上涨的原因之一。

魏地拉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措施的实践表明，以转嫁财政支出的手段取得压缩财政赤字的假象，不可能有效地制止物价上涨。只有当财政支出的规模与本国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只有当财政支出与真正的实际收入相抵时，才能消除导致通货膨胀的财政性因素。同时，对商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们的供应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的质量等因素。就整个社会来说，是商品的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或者说货币流通量）之间协调与否的问题。因此，当一个国家的物价出现上涨趋势时，根本的出路是增加商品生产，使其供应量达到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或者，压缩、削减社会需求量，使之适应本国的生产力水平。削减财政支出，压缩财政赤字，就是属于后一范畴的决策。魏地拉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有关政策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而不是在根本上消除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

魏地拉总统是在阿根廷经济处于停滞、衰退的情况下执政的，他的政府负有恢复、振兴国民经济的任务。因此，严格地说，这个政府的经济纲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它所采取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措施及其实际结果，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丰富、有益的启示。

鉴于阿根廷的特殊情况，本章仅仅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两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纲领。这就使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由于这两届政府的经济指导思想、重大决策，乃至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针锋相对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和探讨问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机会，使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教益。

【注释】

[1]参见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经济和发展报告》1985年1月。

[2]伊西德罗·卡莱瓦里：《阿根廷人文和经济地理》，1983年版，第16页。

[3]阿根廷经济部：《阿根廷经济报道》1980年6～8月号。

[4]联合国：《阿根廷经济的发展》，第1部分，第27页。

[5]阿根廷拉丁美洲经济研究所：《阿根廷的外国投资》，第276页。

[6]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53、58页。

[7]阿尔多·费雷尔：《阿根廷经济的危机与抉择》，第24～25页。

[8]阿根廷国家调查统计局：《阿根廷共和国统计年鉴（1973）》，第78页。

[9]［美］托马斯·菲格尔：《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1961年版。

[10]阿根廷菲亚特公司国际经济合作研究室：《阿根廷的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121～122、124页。

[11]同①，第117页。

[12]丹尼尔·马托、玛尔塔·科尔曼：《外国在阿根廷投资的特点和历史分析》，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年版，第20页。

[13]同①，第24页。

[14]阿尔多·费雷尔：《阿根廷经济的危机与抉择》。

[15]同①，第24页。

[16]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48、92页。

[17]联合国：《阿根廷经济的发展》，第1部分，第161～162页。

[18]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96页。

[19]同①，第104页。

[20]同①。由于资料来源不同，1946年的外汇储备与前引数字有出入，但此处数字有可比性。

[21]阿根廷菲亚特公司国际经济合作研究室：《阿根廷的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79页。

[22]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

[23]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121页。

[24]联合国：《阿根廷经济的发展》，第2部分，第172页。

[25]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96页。

[26]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112～113页。

[27]阿根廷波士顿银行基金会：《1915～1976年阿根廷经济的演变》，第102页。

[28]阿尔多·费雷尔：《阿根廷经济》，1979年版，第215页。

[29]1973～1976年，阿根廷先后由奉行庇隆主义的正义党领导人坎波拉、庇隆、马丁内斯·德庇隆执政。

[30]阿根廷经济部：《1976年4月～1979年12月阿根廷经济的演变》。

[31]阿根廷经济、财政、金融部：《在阿根廷的投资》。

[32]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统计资料。

[33]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统计资料。

[34]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统计资料。

[35]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统计资料。

[36]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统计资料。

[37]据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统计资料。

[38]阿根廷拉丁美洲经济研究所：《商情》月刊1981年4月号、1984年9月号。

[39]阿根廷拉丁美洲经济研究所：《商情》月刊1981年4月号、1984年9月号。

[40]阿根廷拉丁美洲经济研究所：《商情》月刊1981年4月号、1984年9月号。

[41]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经济研究》1980年。

[42]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经济和发展报告》1985年1月。

[43]阿尔多·费雷尔：《1976～1979年的阿根廷经济》，载《拉丁美洲经济》半年刊第5期，1980年7～12月。

[44]阿根廷经济部：《1976年4月～1979年12月阿根廷经济的演变》。

[45]阿根廷拉丁美洲经济研究所：《商情》月刊1980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