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

二、“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

吴敬琏强调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为什么我国的“三农”问题这样难以解决，以至于继土地改革以后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说到底，是因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这种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

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对立，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理解“三农问题”，不能脱离对这两个矛盾的认识。

陆学艺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他认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在当时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适应当时的短缺经济，前提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后果是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使短缺经济更加短缺，越短缺就越加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形成恶性循环。

邓大才认为，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可以用一个“弱”字来回答，即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一个地位正在愈加相对弱化的区域。此外，现在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了（当然选择这一主观战略有着客观背景，即可能不得不选择这一战略）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牺牲农民利益，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失去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

陈锡文认为，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世界各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而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而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而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各种条件受到限制。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张晓山、崔红志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在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至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城乡资源配置存在着诸多弊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往往还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三农问题”的要害是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财政支农政策仍存在问题；分税制对乡镇财政影响最大；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引发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危机；信贷政策不利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周批改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城乡区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阻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二元”体制实行工农、城乡区别对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二元”体制阻碍农民流动，实际上是歧视农民的政策；“二元”体制从文化上分割城乡，阻碍了农民现代化观念的培育。

张改清和王万山认为，从历史和制度的分析，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二元结构从经济层次向社会层次“固化”和三元经济结构形成；过度向重工业倾斜的“割裂型”不平衡发展战略。建国至今，我国一直实施的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条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放在被动的、次要的位置，以至我国的“三农”问题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而复杂。

宋亚平认为，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三农”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并未出现紧随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造成的经营方式上的小农生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现象普遍，科技进步与创新动力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坚冰难破；缺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